博文

小引：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準確的說，是從反右後期到最近幾年裏，在一些名人學者的文章裏，總是會看到他們在不斷地論證、稱讚曹操是英雄的同時，也總是要引用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的話，來為他們的謬論作證據。然後在此基礎上就對曹操諛詞有加恭維畢至，如李國文先生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雖然是在問“有幾個”，其實是在說除了曹操再無第二人。更是把曹操“政治家兼文學家”的“全才全能”推崇到極至。說這類的話，倘若不是在惺忪中曲解了魯迅先生話的原意，就是他們自己疏於歷史，或在假裝糊塗。因為以他們的水準，不應該有這樣的誤解。若論此說的始作俑者，應首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為曹操翻案的郭沫若先生，竟使謬論蔓延至今，遺誤後人。現將1958年前的講稿發表在這裏，或有助於正確理解魯迅先生說曹操是“英雄”的原意。此舉大概不會被譏為是多餘的吧。

郭沫若先生在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中，不僅置曹操的幾次屠城（血洗佔領後的城池，類似南京的大屠殺），和殘酷鎮壓農民起義軍等等史實於不顧，還在《蔡文姬》中將曹操治下，美化為“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是老百姓安居樂業的清明世界；更有甚者，竟將魯迅先生曲筆中貶斥的曹操“英雄”，當成正面真正的英雄了，從而達到把白眼窩的曹操奸雄，翻案成了紅臉的曹操同志。現在，對曹操在老百姓身上血腥屠殺的一面暫不論，只就被郭沫若先生引用的魯迅先生演講中稱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的話，說說個人的看法。

魯迅先生講演時的處境是異常險惡的。蔣介石在廣州發動了“四.一五”大屠殺之後，當時正在四處大肆搜撲殺害革命進步人士。而國民黨的廣州市教育局主辦的所謂“學術講演會”，又正是替國民黨的搜撲和大屠殺效力的一個御用機構。它之來邀請魯迅先生去講演，顯然是幕後的操縱者企圖從中尋找置魯迅先生於死地的口實。魯迅先生也明知這是一個陷阱，但是又不能不去。魯迅先生在講演裏也巧妙地對此進行了揭露：“譬如一個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裏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真實地表達了魯迅先生知道被“邀請”去講演其實是一個陷阱，而又不得不去的情形。《三家巷》的作者歐陽山先生在回憶文章中，也證實了這種情況：“他們邀請魯迅先生講演，實際上也是對魯迅先生的一種政治上的試探”“如果他不去，或去了說些反對國民黨的話，那他的罪名就成立了；如果他去了，只說些不相干的話，那就替國民黨粉飾了太平”，魯迅先生事後在《致陳濬》的信中，也談到了當時的情況：“弟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也，‘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終不免也。邇起南朔奔波，所閱頗眾，聚感積慮，發為狂言”。這裏的“有慨而言”“哀北海之終不免”，都清楚的說明了這次講演的目的，是“有慨”，是“哀”被曹操殺掉了的“北海”（實質是“哀”被蔣介石屠殺的革命者）。在奔走營救被撲的革命青年學生無效而憤然辭職以後的《致臺靜農》信中亦說“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倘再寫，也許變成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在此時期，要“做序的書，已經托故取回，期刊上我的題簽，已經撤換”；而相與呼應的謠言也逐日多了起來：“說我原是晨報副刊特約撰述員，現在到了漢口，意在說我是研究系好友，現是共產黨的同道”，或“說是因為清黨，已經逃走”。如此持續到講演後的九月三日，魯迅先生指出：“我又仿佛感到有一個團體，是自以為正統，而喜歡監督思想的，我似乎也就在被監督之列”。這個“團體”，當然指的就是國民黨及其爪牙。如此持續到兩個多月後，在《答有恆先生》中說了：“現在沉默的原因”“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由此可知，魯迅先生在作《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講演前前後後所處的是何種危險境地，在這樣的處境中，不去講不行；去在大庭廣眾之中，講出反對蔣介石黨國的話以授人以柄，更不為一貫反對赤膊上陣的魯迅先生所為；去打個哈哈敷衍應酬一下，更不符合魯迅先生的戰士性格。於是魯迅先生便在五千年漫長的歷史中，在千千萬萬的紛繁歷史事件中，選擇了陰險殘暴宛如當時廣州的魏晉時代，選擇了兇惡狡詐可與蔣介石比肩的曹操，選擇了類似在廣州反革命恐怖中被屠殺、監視中的建安、正始、竹林七賢、陶淵明等人。在這種特殊的政治環境中堅持戰鬥，就只能如《魯迅全集》的注釋中所說：是“曲折地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揭露和諷刺”（見卷四393頁注2），在使敵人陰謀落空的同時，也能讓聽眾領悟到昔日曹操的殺人正類似今日蔣介石的殺人。不過，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那麼蔣介石呢，就只能更等而下之的了。

其次，魯迅先生在這個地方似乎肯定了曹操，在那個地方又實實在在否定了曹操。如在稱讚“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在另一個地方就有所否定：“彌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在肯定了被曹操殺掉的彌衡孔融及其所作出的貢獻同時，也否定了曺氏父子對漢文壯大的作用。在政治道德和個人品質上也同樣是如此。在說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總是非常佩服他”的同時，又舉出實例說明了自己並不是真“佩服”這個實質上是屠夫的“英雄”。如說曹操一面禁酒，一面自己卻“惟有杜康”；一面行文天下即使不忠不孝也要“惟才是舉”，一面卻又誣以不孝的罪名，殺了才華橫溢的孔北海，且又“很有本事”地略施小計不露聲色地謀殺了彌衡和楊修。對曹操如此種種劣跡，魯迅先生說：“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有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再生”的曹操就是蔣介石，確實是誰也不敢去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出爾反爾地大批屠殺以前引為同道的“同志”。在魯迅先生所引用的這些實例中，還能看到魯迅先生的“佩服”和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的意思嗎？魯迅先生還例舉了曹操的另一種“本事”：曹操“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人統統收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裏面，方士文人就特別地多”。僅就從這一點上與蔣介石比，曹操也能算上“至少是一個英雄”的了。蔣介石就差遠了，自己不能撰文詠詩，以後費了多大的勁，也不過挖了一個大漢奸陶希聖，為他寫一本狗屁不通的《中國之命運》罷了。與蔣介石比，曹操自然會令人“佩服”，是“至少是一個英雄”。魯迅先生就是用這種似肯定實否定的筆法，曲折而又辛辣地對蔣介石進行了否定。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的講演裏，句句都在談文學，句句卻是“有慨而言”在談政治，是“以幾點鐘之講話而出風頭，使鼻輩又睡不著幾夜”。“鼻輩”決不是只指那位要和他打官司的學者，而是包括了以蔣介石為首的一窩。這種戰法，正是魯迅先生所主張的“戰鬥當首先守住營壘，若專一衝鋒，而反遭覆滅，乃無謀之勇，非真勇也”思想的體現。

根據上面的理由，個人認為，郭沫若先生在為曹操翻案中，既有乖於史實，又誤解魯迅先生文章的原意，從而貶損了魯迅先生的戰士性格。為曹操翻案是可以的，但是，過之猶不及，應該實事求是，翻到恰到好處的案才能成立，否則，後人還是會把翻錯了的地方，再翻回原處的。

附注：要正確理解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尤其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總是非常佩服他”，就不能停留在字面上，要注意文章的另一番意味在。魯迅先生心目中的曹操，既不同於“名劇”《蔡文姬》中的曹操，也不同於以後某些文學史上和專家宏文中所推崇備至的曹操，更不同於近幾年被供奉為“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的曹操；而只能是限定在魯迅先生筆下的具有蔣介石性格和行事為人的曹操。所有離開這種特殊環境和意義上的引用，都只能是有悖於魯迅先生文章願意的濫用，更有損於魯迅先生的戰士性格和戰鬥精神。

“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題未定”草》之七）。魯迅先生上面的這番話，當然是不易之理。否則，不僅會在這裏曲解了魯迅先生曲筆中“英雄”的原意；還會在其他的地方曲解魯迅先生曲筆中的如在《拿破崙與隋那》中的稱拿破崙是“英雄”，以及稱某些人是“文豪”“才子”等等的原意。　　 2006.2.5.

現正嗡嗡在戰士傷口上的蒼蠅們，終於在文化和教育界掀起了一個去魯迅化的高潮：一方面在課本中刪除至今還有強烈現實意義的魯迅文章；另一方面仍然繼續追隨郭沫若錯誤言論醜化魯迅。彼此呼應，相得益臭，謬論惑世，流毒後學。魯迅先生曾評郭沫若為“才子加流氓”，顧郭沫若在舊社會言行及作品，大抵若是；胡風先生曾指認郭沫若是“革命的清客”，看郭沫若1949年後歷次運動中的言行及詩作，此評實為至當。有人欲揚郭抑魯，蚍蜉撼大樹耳。重發舊文於此，以就教於大家。 2014.6.2.

第二章、就話論話評李敖序

李敖重新穿上紅袍馬褂，重新光臨到大陸，如模特兒走臺步般亮相於世博，沿襲鳳凰“有話說”的套路說了一番“中日關係”。然而，其身不正，其味必異。以輕佻態度污穢語言面對神聖莊嚴，實在是有佛頭著糞之嫌，雖似三柱香，卻總使人分外不舒服。血管裏流出的必然是血；下水道排出的必然是污穢。李敖還是沒有採納我幾年前“只談臺灣時政及其人物的建議”。雖然如此，李敖卻比余秋雨坦率，因而自會露出幾分真像；余秋雨卻是“真人不露相”，用綾絡綢緞珠光寶氣層層虎皮包裝著自己的卑鄙與齷齪。由此看來，這兩個“文化大師”還是不能等量齊觀的：李敖比余秋雨本質一些；余秋雨比李敖更擅長坑蒙拐騙許多。這種差別，或許是由於余秋雨受惠於文化大革命的真傳緣故吧。所以更令人齒冷唾棄。為了剝掉敖雨大師等的畫皮，就必須確鑿地拿出真知識予以證實，與此同時也就進行了國學常識的普及工作，雖不系統，知道一點總比一點都不知道的好。

現在重新發表前些年寫的文章，於被批判者不過時，於青年瞭解世情或有助。於世道人心有所益。是為序。

2010。10。1。

第一節給留言的回復 1、複飛沙先生

飛沙先生，您好！

拜讀了先生的留言，是深有同感的。李敖的人在給我的“留言”中說：

請問你看過的書有他多麼？你有他那麼有魄力嗎？如果有，你也出書嘛~出個百十本的，讓別人知道你啊，可是你不行，只能寫點文章，這些小學生都會。”“不論李老師怎麼說，他還是出名了，你行你也可以留下大名，好出名。

先生因此看出此人的“弱智”，覺得這樣的人“好可愛好可愛”！在我看過這類所謂的留言之後，也是不禁啞然失笑的。這就如看到一個光屁股的小朋友，仰起粉都都的小臉蛋自豪地誇耀：“我爸爸是大大作家，出了很多很多書。。。你能嗎”一樣的天真可愛。從這類留言裏，可以清楚地看出，使他引以驕傲的只有兩樣東西：一是“出個百十本”，一是“出名”。其他的就一切不管不顧了。先不說這種認識的荒唐和可憐，單說這兩樣，也不是什麼可值得炫耀的。試問這“百十本”是由哪個等級出版社出版的？每“本”出了幾版？共有好多冊？且不管有沒有和什麼人作的序，臺灣學術界和文學藝術界評價如何？國外有哪幾種譯本？其中有沒有一本是上得了“家”“大師”級別的學術著作？縱使不以“文起八代之衰”和“開一代文風”，起碼要在某個領域有自己獨創的見解和發現吧？可以肯定的說，上面列舉的這些，李敖一樣都沒有，否則早就像自導自演的所謂諾貝爾提名獎一樣沸沸揚揚一時了。其實李敖本人也早就在不經意間洩露了春光“坦陳”出來了：他的書是印上裸女封面以及李敖本人的裸照（女裸是為了招引男顧客，李裸自然是為了招引女菩薩了），攪和在黃色冊子堆裏，在地攤上銷售的。這樣的“百十本”值得如此大吹大擂嗎？當然，也不否認有那麼一類的什麼人為之作序，使出捧角的本事為之大聲麼喝，但是，這樣的作秀是為了分得利潤，與學問就離得十萬八千里了。所以這樣的“出名”，能經得住歷史長河的淘洗？以前對這種小孩子的話，無須計較，現在只是為了和先生談談彼此相同的認識。也並不是為了批駁小孩子的“留言”。

我也十分贊同先生的“李敖就不能批嗎？李敖可以批天下，天下也可以批李敖。五百年來，不可以批的人還沒有出現呢”。然而，李敖自己就不許別人批，崇拜李敖的人也不容許別人對李敖稍有異議。宣揚“自由民主”的李敖，就最不准別人來對他“自由民主”。他的話就是“一言九鼎”，就是要“說一不二”。有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嗎？

先生指出：“李敖的投機分子面目，政客面目，從這回他又稱魯迅“是我的老師”可見一斑“，在下也完全同意的。正因為是政治掮客，李敖的話和陳水扁的話一樣，是沒有一個準兒的。在早先，李敖常常引用魯迅的話以自譽，中間也可能是知道了要打魯迅右派的消息，這個自稱是“在臺灣的奸匪”，就對魯迅進行了全面的詆毀，這以後瞭解到在大陸是相當反感他的這種叫囂。於是如先生所說，又大言不慚地說魯迅“是我的老師”了。這就如在適合的時候，可以自稱是“奸匪”，同樣在適合的時候，又向國民黨告密說他的前輩胡秋原等是共產黨，要置他們於死地。這種兩面三刀的手法，正是政客獨具的特點。誰把他的話當真了，誰就會受騙。

先生坦言相告：“我也是李敖的讀者，從1989年8月開始買他的書，現在還在架上共有34本，另還有借丟了的。這些書我每一本都認真讀過，1996年還把他與胡適對照著寫了一篇《有錢的瀟灑和無錢的瀟灑》，表達了對他和胡適敬意。可是今天，我不能不說一句，讀李敖越多，瞭解李敖越多，我對他越失望。我從他身上看不出什麼思想，文章也很一般，他充其量只是一個批評家，一個資料收集者，一個暴露狂，一個投機分子，一個幫閒文人。在他那麼多的頭銜中，只有這五頂帽子他戴了最合適”。在看李敖的書上，我也有著和先生相同的經歷。除了在網上和書肆上能找到的以外，遇到不同的評論也是要認真看的。希望自己比較全面地正確地瞭解和理解李敖。結果也是和先生一樣：失望！先生是用自己切身的事例駁斥了“好可愛”的夢囈。其實，被譏嘲沒有看幾本李“大師”書的，應該是這個引人捧腹的小孩子。縱使多看了幾本，也不過是在誠惶誠懇之中，把自己的腦袋當了馬場，聽任李敖的鐵蹄在裏面馳騁蹂躪而已。不在看書中提出“為什麼”的，就不能算是看了書的。“學而不思則罔”，到了幾千年後的今天，也還是可貴的真理。

越來越清楚地感覺到在網上的一個極其不正常的現象，這就是每當批評李敖的文章一出，立即就會招來那麼幾個人的“留言”惡罵。作者本人沒有回應，其他網友也沒有站出來評斷是非曲直。就是被李敖連連攻擊的孫中山、魯迅、宋美齡等人的後人，也沒有發現有站出來直斥其妄的。這就在客觀上使這類惡罵更為趾高氣揚了起來。這是不是現實生活中明哲保身的翻版？以致使惡劣的網風得不到遏止。

既然是線民，就應該都來維護網風的純潔和健康，支持應該支持的；批評應該批評的。從而建設中國的良好網風。

以上的話不妥之處，尚望先生指正。謝謝先生的支持。 2006.1.17.

2、敬複K先生

尊敬的K先生：

足下留言：“對待老李，不能追究他的政治歷史和其人性品格只能當一娛樂的幹將他罵貪官，你就笑，他誇自己你也笑就行了，不能當真的，就當一路過之妖怪耳!”已經再三奉讀。先生的這番意思，在兩年多以前，敝人何嘗不也是作如是想。只是後來見這位“大師”對孫中山、魯迅等先行者，放言無忌恣意詬辱太過，且恬然以穢言穢行編織光環惑世。既有失民族尊嚴，更不顧民族大義，才不得已而為之。此正如孟子所言“余非好辯，實不得已耳”。此番心意尚望先生亮察。

古人曾經慨歎“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此種現象，尤於今為烈。中國的傳統文人，為學之中，都是首先為己，孔子之以“修身”為首，“齊家，治國平天下”置後，就已經十分清楚地闡明了先為己的道理，如果“修身”也就是先生所說的“人性品格”不好，以何“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修養的核心就是要提高個人的品德。居家沒有品德的人，做官決不會有政德。做人要有品德，這也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周文王被囚羑裏獄中還要為《易經》“益之以德”並以“德”使商紂的精銳部隊“倒戈”迅速地建立了周朝。因此自周而後賢明的統治者，都是十分注重“德治”的。《周書》也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以歷來的讀書人，都是十分重視自身的修養“德性”的。文天祥之“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強調的“養吾浩然之氣”，指的也就是讀書人的“人性品格”。縱然“小節”有所虧，在修身的大節上，也是不能含糊的。尤其是對公眾人物更是如此，即使如英美的歷屆領導人，群眾都十分留意他們的人品，因為公眾人物是在以他的公眾地位，以他的一言一行在時時影響著甚之左右著公眾的一言一行。世界上還沒有人品不好的人，能夠在政治上始終做出對社會有益事情的。所以品德往往是政德的基礎，而政德也必然是個人品德的反映。二者之間密切相連，是不能，也不應該分割開來看的。政治上沒有操守的人，能夠在人品上有“德性”嗎？

而李敖既然已經成了公眾人物，又正在以他的不負責任的言行影響著社會的公眾，作為公眾的一員，當然有權利對之進行評論。為了避免以偏概全，當然得努力去全面地評，這就得從他的政治活動上評，也要從他的品德操行上評。以期反映出李敖較為真實的原貌，無非是希望被惑者有所思考，或可略微抵消其產生的負面影響。至少可以證明其惑並不能蒙蔽盡天下人的。

再說說今之學者先為人，這個“為人”不是先為人民服務，而是如李敖之翻書本找證據，完全是為了能夠有歪理邪說的本事，不是為了去提高自己的素質和修養，只是一心鑽營權術，以能夠有巧言令色鼓惑大眾的伎倆，能夠在年輕的人群裏眉飛色舞地炫耀自己所謂“讀盡天下書”，能夠吹噓所謂“五百年間寫白話文的第一人”，能夠冒充所謂是爭取“民主，自由”的大“英雄”，能夠所謂有本事更換若干個老婆等等。以媚世惑世，以投機取巧，以此撈取政治掮客的政治資本，達到他利私的目的。對這樣的人品就不能聽之任之，不能不“當真”，而要耐下心來認真地評一評了。

敝人也確曾如先生“就當一路過之妖怪耳”視李敖，也常常是一笑置之，因為討厭李敖的文風話風，也並不怎麼去流覽“李敖有話說”。後來看到李敖或含沙射影地罵批評了他的人，或利用他在鳳凰上的一言堂，氣指頣使地恣意調侃指正了他文章中錯誤的人，才在自己的網頁上談了自己的一點認識；繼而又招來了一小批李敖的人的惡罵之後，更促使我當真起來。因為由這樣的惡罵，使我認識到李敖已經在社會思想上引起的騷動，從而回憶到過去法輪功對何祚休的圍攻，以及國內外邪教主對其門徒所造成的慘劇。也感覺到李敖並不如先生所說是“路過”，而是要以此為大本營發展下去的“妖怪耳”，於是決心收回不再“說”李敖的話，而要“以鐵證評李敖”，即“以李敖自己的言行為鐵證評李敖” 。敝人的這個“評”絕不類似李敖的“以證據罵人”中的“罵”。而且對李敖所談臺灣時政和臺灣人物上，還是充分肯定了的；雖然李敖在其中某些地方也有不妥之處的。總之，敝人不會以李敖的那種對孫中山、魯迅、宋美齡等諸先行者全盤否定一概罵倒的作法，再以子之矛反治其身評李敖的。

有些線民的網風是十分惡劣的。對不同的意見，不能有話好好說，而是一開始就破口大罵，在罵前罵後又說不出一點點道理來。這原因恐怕是這樣的人，原本文化素質就不高，雖然手中掌握了高新尖的科技產品——電腦，卻沒有什麼文化品味人文素質的，只能在網上充當類似黑社會狗腿打手的腳色，或只能在電腦上打幾個字尋樂兒找刺激。這也許是產生惡罵的另一個原因。對這種惡劣的網風，也應該像對待社會上的不良風氣一樣，在網上的譽論上應該予以譴責，不應該聽之任之，以促進健康網風的形成。這是題外話了。

為了感謝先生在留言中表達的友好和善意，寫了上面的一些話作答，不當之處，希望先生不吝賜教，予以批評指正。謝謝！ 2006。1。15

3、李敖叭兒的惡罵——讀了留言之後

在網上發了幾篇批李敖的文章後，從留言中才知道，我竟然是捅了李敖的馬蜂窩：竟然如此地激怒了李敖的人，開始對我破口大罵。為了表明不是斷章取義，且照原來面目，原原本本選錄下十一條在下面，既可以瞭解我們網風的現狀，也可以知道李敖的人的可憐素質和水準的狀況：

1、先打量下自己的學問~~~不要做混蛋，不要亂放屁~。

2、TA他倒了，你就紅了!!!看真理到底在誰手裏??

3、你去死吧

4、剛看了你批李敖的這些文章，感覺你也不是一個能夠客觀的評論人與事的人，連李敖都不如，不是嗎？　

5、就愛李敖：請問你看過的書有他多麼？你有他那麼有魄力嗎？你好無恥，你如果有，你也出書嘛出個百十本的，讓別人知道你啊，可是不行，只能寫點文章，這些小學生都會。

6、不論李老師怎麼說，他還是出名了，你行你也可以留下大名，好出名。

7、詩劍天涯臭魚渡滄海一腔壞水成烏墨瘋狗橫長街滿口狂言化屁文。

8、李敖所言:"壞人臺上唱戲，好人家裏歎氣" 你這位"好人"也可以到鳳凰衛視，或者出個大全集，有沒有希望?? 哈哈很期待哦。

9、誰那個王八蛋在這兒胡說八道呀，真是白癡一樣，你去死啦!!　

10、好好好：你去死吧

11、這些言論為什麼不和大陸的實際結合呢，你不敢！無恥的東西，你臉都不要了還在這裏指手畫腳的說“民主”，捫心自問你是不是一條狗！

李敖的“迷”義憤填膺得多麼天真可愛呵！李敖污辱推翻滿清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的孫中山，這夥人不義憤，李敖肆意攻擊魯迅。這夥人也不義憤，李敖詆毀在抗日戰爭中為保衛民族生存立有大功的人，這夥人也不義憤。李敖對有大恩於他的肖孟能恩將仇報必置之死地而後快，這夥人也不義憤；李敖以見異思遷不斷地玩弄女性，這夥人更是欣賞；如此等等，等等如此，這夥人自己無義憤倒也罷了，竟然也不許別人對李敖說一點不同的意見。這使我不得不懷疑：這夥人到底是李敖的什麼人？是不是吃李敖的飯長大的？還是有別的什麼打斷了骨頭還要連著筋的關係？在我身邊也有一個年青的朋友是“敖迷”，我們之間雖然也有爭論，但是彼此都從不惡語傷人，而且是互相尊重，各抒己見，不強人所難。這夥人是在用惡罵表現了自己是和李敖同一個模子裏的卑劣。不過，因為早已瞭解這種惡劣的網風，被臭罵也是我所意料中的事情。這種罵，都是對人身人格進行侮辱的罵，不講出一點點道理的罵，也不知是不屑講理，還是無理可講，抑或還不具備講理的水準。由此看來，李敖的“罵”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是到了行將絕種的時候了。李敖在我面前，若論讀書，抬舉他一下，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我的小老弟。所以在此之前，曾有幾次建議他只談臺灣的時政和臺灣的人物，不要談歷史和學術，因為其中破綻之處是經不住一駁的。若論年齡，說句不客氣的話，在下就要癡長他近一紀，倘使以舊社會早婚的年齡論，老朽應該是李敖的父行輩。所以在最初的階段，出於愛護後進之心，就建議他只說什麼不說什麼，無非是要他取長避短，以免在文化界學術界留下笑柄。以後看到李敖在變著法兒罵批評他的人，心裏就覺得很不舒服。以後又看到他對孫中山、宋美齡、魯迅等先行者的惡意攻擊，又瞭解到他之恩將仇報要趕盡殺絕必置其大恩人肖孟能於死地的情況，又覺察到所在社會思想上引起的惡劣影響，於是才試著在分析中認識認識這位“大師”。在我這個年齡，既不想再出書，更不願意去出名，有一口飯吃就很好，因此也從不想如李敖之有“節目費出場費”之類而以損人去獲利。所以留言中嘲弄的部分，對我是完全沒有用的。也有的網友說明他們之不反感李敖，是因為他能罵台獨陳水扁等，我是完全贊同這一點的，雖然在實質上，只不過是點綴，也還是予以充分肯定他在這方面的“李敖有話說”。但是不能因此就任由他玷污於民族有功有德的人。我於李敖往日無怨，近日無仇，迄今也仍然是素不相識。在精神世界裏，更是相隔何止十萬八千里？是全無任何干係的。無非激於至今說來是一種落後的義憤而已。現在，對李敖也算是話已說完，對於“義憤”來說，責任也已盡到，而今而後，也就不再“說”李敖了。這是我早已計畫中的行為，並不是因為小孩子們的一番罵才如此的。

上面的話是一個時間前說的。這以後又在其他的網上繼續看到了李敖的人義憤填膺怒脈賁張地對諸如指出李敖缺點的余傑先生等的叫罵，而這類叫罵者，雖然依舊沒有署名，甚之代號也沒有，但是叫罵的內容和句式，則是完全一致的，頗似出自同一人之手。大約此人有撒豆成兵或有悟空拔毛化出眾小猴的手段。表面上看來是氣勢洶洶人多勢眾的樣子，其實不過是如此而已。這就更有對李敖繼續評下去的必要了。所以在以後，在我高興和有閒心的時候，將繼續要以李敖的言行為鐵證，不是罵，而是評下去，當然也就同時要使“這樣”的李敖夥計，痛不欲生下去。

我發現，批評李敖的人和“這樣”的“敖迷”之間，有一個明顯的不同：批評者是以擺事實說道理的方式指出李敖的問題，從不涉及除李敖以外的“敖迷”如何如何，更沒有辱罵羞辱他們的“迷”；而“這樣”的“敖迷”卻不能擺出李敖可崇拜的地方，講講自己之所以崇拜的道理，只能以惡罵和嘲笑為唯一的棍棒。這原因是：前者是在辯明是與非；後者則是一出場就要先給你“擺平”讓你知道知道厲害。這種“這樣”的水準，只能令人憐憫“這樣人”的“貧”與“乏”罷了。

4、給李敖另一條叭兒的回復

某“民主人士”閣下：您好！

為了復信的言之有據，敬將閣下給我的留言，先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地複製於文首，並以示對閣下的負責：

“你好無恥，你這些言論為什麼不和大陸的實際結合呢，你不敢！無恥的東西，你臉都不要了，還在這裏指手畫腳的說"民主"，捫心自問你是不是一條狗！

----民主人士”

在留言中，閣下自稱是“民主人士”，因為不知道你是哪一家哪一種哪一個類型的“民主人士”，是希特勒式的，還是日本皇軍式的？是秦始皇式的，還是慈禧老佛爺式的？抑或是“一言九鼎”“說一不二”以封建專制獨裁為裏子以假民主自由為面兒李敖式的？因為閣下的“民主人士”是如此地不明不白不純不正，所以就只能放在引號內，以示閣下“民主人士”是假，無姓無名無任何代號的雜種叭兒是真。故此要在閣下“民主人士”之前冠一“某”字，實為不得已之舉。

從詞法和邏輯上說，民主人士都只能是集合和種的概念，只能說某某人是民主人士，而不能以民主人士代表某一人。閣下以雜種之身，以此自命，實在是對真正民主人士的莫大污辱！

閒話說罷，且說公開信的正文。

閣下的留言是放在拙文“談談李敖拜胡適貶魯迅的用心所在”之第三部分“對魯迅進行惡意攻擊的貶”之後。這一部分的大意，是評析李敖從政治和文學藝術兩個方面，對魯迅進行全面攻擊和否定的荒謬。在論證了李敖用以攻擊魯迅的證據，即詆毀魯迅反對英國議會制就是不民主或反對民主的謬誤後，進而論證了魯迅之反對英國議會制民主，正是最徹底地為廣大勞苦大眾主張真正的民主（這就是閣下指斥的“無恥的東西，你臉都不要了，還在這裏指手畫腳的說“民主”，捫心自問你是不是一條狗！”），接著又論證和批駁了李敖貶損魯迅在文學藝術成就上的謬論。在這些論述裏，“說民主”的地方不能不多，但是並沒有如李敖那樣地“指手畫腳”。因為在這一點上，正是和李敖爭論的交匯點，不可嫌詞費，為了說清楚問題，不得不多化費一點力氣。不僅是以李敖所舉的英國議會來反駁李敖的錯誤觀點，也以李敖現在的“民主”活動之不民主來論證李敖之妄。閣下這個某“民主人士”看了之後，之所以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很大的可能，也就是在這個部分中揪出了李敖假民主之名行不民主之實的尾巴，戳了李敖的屁股，也就傷了閣下的臉面，撕開了李敖的臉皮，也就自然痛在閣下的心尖子上了。閣下如果自信有理，就應該也根據我提出的論點論據和論證，為維護李敖的觀點進行辯論。大可不必如此暴跳如雷，如喪考妣般的跳腳狂罵，閣下不妨以自己放出的髒言穢語為鏡子照照，看看自己的儀態和麵目，是不是很像“無恥的東西，你臉都不要了，還在這裏指手畫腳的說‘民主’，捫心自問你是不是一條狗！”？真正應該“捫心自問”的正是閣下，閣下是不是在用所學的幾個字眼，在網上暴露了你自己醜惡的面孔，且有辱天下的斯文了？

閣下質問我：“你好無恥，你這些言論為什麼不和大陸的實際結合呢，你不敢！”先說“為什麼不和大陸的實際結合呢”，試問閣下所指的“結合”是什麼？因為敝人的文章是針對李敖的謬論而寫的，當然要十分著重“結合”李敖本人和他寫的講的內容“實際”。不然就會失去了針對性，就會如李敖的某些東西一樣：文不對題，牛頭不對馬嘴，無的放矢。這是做文章的大忌。難道閣下連這點常識也不知道？此外，在凡是能與“大陸的實際”結合的地方，我也是認真“結合”了的，比如李敖向北大討要紅地毯，我就結合了大陸的實際，指出這是出格的妄想。不符合大陸接待的規格；又比如李敖編造連戰的噱頭，也曾指出這是不符合大陸社會道德的；再比如李敖不滿意別人在他演講中不怎麼笑的時候，也結合大陸的情況，指出李敖竟然也專制到笑上來了的橫暴。不過，以上的“結合”，顯然不是閣下所“要臉”的“結合”，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結合呢”？閣下不妨“有恥”地“結合”一點點看看？或則把李敖在“神州文化之旅”的十二天中結合的地方，勞駕指點出來，開導開導大陸？但是，李敖自己就明明白白地說了——還是用李敖自己“技巧”的話說是：“不上當”！

閣下在留言中張口罵人是“無恥”，閉口也罵人是“無恥”，是“一條狗”，這是不是像毫不講道理也毫無道理可講的潑皮無賴類的耍橫？這種不文明缺教養，有娘養無娘教，不懂做人的起碼禮節，不知道最基本的社會道德，卻厚著臉皮在這裏出言不遜出口傷人，難道就不知道你自己對別人的辱罵，恰恰是照出了你自己的骯髒嘴臉？這樣的你，不是“無恥”是什麼？如此這般的閣下卻不自省，還厚黑著臉皮在這裏跳踉！我當然不會因此就說閣下這種行徑近於無恥之尤。不過就閣下的“無恥”要問：到底是誰在這裏“無恥”。閣下對著鏡子照照就十分明白的了。

至於“你是不是一條狗”，回答這問題也是很容易的。如果看到有人反對他的主子，就不分青紅皂白，不，是分不出青紅皂白地伸長脖子狂吠一通，就唁唁露出狗牙向人撲將過來。這樣的東西，毫無疑問，一定是“一條狗”，而且是一條不可理喻的惡狗瘋狗叭兒狗！我想，這樣公理性質的答案，閣下只要對著自己造就的鏡子照照，也同樣一定會心知肚明：鏡子裏面正是一條可憐巴巴的雜種叭兒狗，如果還沒有在李敖處卦上號，就只能算是一條拖著尾巴的雜種野狗了！

還要著重說清楚的是，閣下的留言，完全沒有涉及論辯中的問題，由此可見，閣下不是來參與辯論問題，而純粹是為了罵人，就像黑社會的打手。是來為主子“擺平”對方的。像這樣無端侮辱敝人的人格，從而造成精神上的傷害，在法律上是不是可以起訴閣下？不要認為隱蔽得深又巧妙挖不出來，這種認識也只是掩耳盜鈴，是不怎麼管用的，提出這一點，只是作為警告：當然我不會真以此與閣下較真的，因為，在我面前，閣下還真是不夠份兒。

最後還要特別指出的，閣下既然妄自以“民主人士”署名，就應該自己放尊重一點，至少要像李敖一樣，偽裝出“民主人士”的樣子，如果實在有困難，略微裝出一點點也要得，也就是要稍稍允許不同意見的發表。閣下這種一見與李敖不同的意見，就跳將起來叫罵，閣下還能算是“民主人士”嗎？還能與“民主人士”沾上一點點邊兒嗎？另外也要指明一點，就閣下的口吻，似乎不像出生和成長在“大陸”的人，如其不然，那一定是已經徹底地被李敖“化”掉了，成了雜種又雜種到不可再雜的雜種了。也因而失去了做人的正常本性。是一條名實相副的狗雜種了。

最後，按照中國人“禮尚往來”和“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傳統，也應該將留言回敬給你這條狗雜種：

“你好無恥，你這些言論為什麼不和大陸的實際結合呢，你不敢！無恥的東西，你臉都不要了，還在這裏指手畫腳的說“民主”，捫心自問你是不是一條狗！”，

完璧歸趙奉還給閣下，它對閣下倒是十分恰切的，閣下自己去慢慢享用自己排泄出的污穢去吧。閣下看了以後，當然還可以繼續叫罵，繼續表演小丑如何跳梁。在下當拭目恭候。順祝跳得更高！ 2006。1。12

第二節參考資料： 1、《與李敖打官司的肖孟能》

2005年06月14日02:20 安徽線上-新安晚報　　與李敖打官司的蕭孟能張耀傑 a) 2004年7月23日，曾經叱吒風雲的前《文星》月刊老闆蕭孟能在上海去世，同時也帶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缺憾：來自李敖的背信侵佔和趕盡殺絕。大半年後，大陸學者範泓，以嚴謹公正的態度推出紀實專著《與李敖打官司》，為讀者展現了歷史事實的本真面目。 b) 《文星》月刊創辦於1957年11月，由葉明勳擔任發行人，蕭孟能任社長。第一任主編何凡是林海音的丈夫，他在代發刊詞中提出的口號是“不按牌理出牌”。然而，何凡所出的亂牌，只限於一些新聞事件，而不是蕭孟能期待的能夠創造奇跡的亂牌。何凡、林海音夫婦離開《文星》後，蕭孟能打出的第一張亂牌，出自前立法院院長居正之子居浩然之手：1961年10月1日，《文星》在紀念創刊4周年的48期中出人意料地推出居浩然的人身攻擊文章《徐複觀的故事》。1961年11月6日，胡適應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之邀發表英文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其中的主要觀點是：“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文明可說？……我主張把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義的，精神的。” 講稿一經發表，立即遭到文化衛道者的口誅筆伐。第2005年06月14日02:20 安徽線上-新安晚報　　與李敖打官司的蕭孟能張耀傑 a) 2004年7月23日，曾經叱吒風雲的前《文星》月刊老闆蕭孟能在上海去世，同時也帶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缺憾：來自李敖的背信侵佔和趕盡殺絕。大半年後，大陸學者範泓，以嚴謹公正的態度推出紀實專著《與李敖打官司》，為讀者展現了歷史事實的本真面目。 b) 《文星》月刊創辦於1957年11月，由葉明勳擔任發行人，蕭孟能任社長。第一任主編何凡是林海音的丈夫，他在代發刊詞中提出的口號是“不按牌理出牌”。然而，何凡所出的亂牌，只限於一些新聞事件，而不是蕭孟能期待的能夠創造奇跡的亂牌。何凡、林海音夫婦離開《文星》後，蕭孟能打出的第一張亂牌，出自前立法院院長居正之子居浩然之手：1961年10月1日，《文星》在紀念創刊4周年的48期中出人意料地推出居浩然的人身攻擊文章《徐複觀的故事》。1961年11月6日，胡適應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之邀發表英文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其中的主要觀點是：“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一個挺身而出的正是年近60歲的徐複觀，他在《民主評論》發表針對胡適的人身攻擊文章《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接下來，《文星》52期（1962年2月1日）推出了李敖的迎戰文章《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1962年9月1日，《文星》59期刊登居浩然從英國寄來的短信，揭發立法委員胡秋原在1933年11月的“閩變”即“福建事變”中，有過“與虎謀皮的反動行為”。10月1日，《文星》60期發表李敖的長文《胡秋原的真面目》，同時在“舊文重刊”中推出關於“閩變真相”的五篇史料，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對胡秋原實施政治清算。胡秋原出於自衛，於1962年9月18日發表公開談話，宣佈將為反對亂戴紅帽子而奮鬥。同一天，“立法委員”邱有珍在“立法院”提出質詢文星案，一場文化論戰演變為國民黨內部的政治鬥爭。1963年7月1日，李敖在《文星》69期正式出任主編，《文星》月刊“不按牌理出牌”的越軌行為愈演愈烈，以至於直接觸怒了國民黨總裁蔣介石。1965

年12月25日，《文星》月刊被封殺，5年後的1971年3月19日，李敖被國民黨當局正式拘捕。1976年11月19日，李敖刑滿釋放。1977年4月，“不按牌理出牌”的蕭孟能為了逃避債務，與李敖簽訂君子協定：“查李敖先生住所所有關於本人之字畫、書籍、古董、傢俱等（檔與信函不包含在內，系本人存寄，托李先生代為保管，未得本人書面之同意，任何人不得領取。）均系本人移轉給李敖先生以抵償對其所欠債務者，應該屬李敖先生所有。特此證明。” 　　1979年10月19日，準備前往智利的蕭孟能，又與李敖簽訂一份委託對方代管“在臺個別或共同之全部與金錢財產有關事項”的“協議書”。1980年2月16日，蕭孟能與女友王劍芬由智利返回臺北，發現自己家的房門被李敖換鎖，家中財物被洗劫一空，連王劍芬名下的另一所房子，也被轉移到李敖的新婚妻子、著名演員胡茵夢的名下。“不按牌理出牌”的蕭孟能終於嘗到了害人害己的苦果，走投無路中只好拿起了必須“按牌理出牌”的法律武器。1981年6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做出判決：“李敖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侵佔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處有期徒刑陸月。”李敖在訴訟前後回報於蕭孟能等人的，更是長達8年的瘋狂報復，他先後以自己及弟弟李放、女友劉會雲、蕭孟能前妻朱婉堅的名義檢舉、控告蕭孟能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共計35件，致使蕭孟能兩次被判入獄，最後只好以戴罪之身遠走美國，幾年之後輾轉回到中國上海。新聞記者出身的範泓，在《與李敖打官司》中一直保持“述而不作”的超然姿態，只在關鍵點上，寫下幾處點睛之語。其中最為經典的一句話是這樣的：“李敖的左右口袋裏本來就裝著兩套標準，將什麼標準應用於什麼人和事，則視不同的需要而定。” (《與李敖打官司》，範泓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作者：馬麗春說明：感謝作者馬麗春先生的客觀報導，也複製於此，供大家參考。

2、《有話說李敖》

　朱毅的說明：下麵的文章是陳章先生發表在南方日報上的，類似這樣性質的文章，在網上也是不少的。可惜在“李敖迷”中還沒有發現這樣有理有據的重在擺事實講道理的文章，如果有，也希望介紹在這裏，以破我的孤陋寡聞。

湖南大學物理系陳一言教授幾經周折，將一封寫於2004年9月1日、批評李敖演講中一處物理知識錯誤的信件寄到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製作組。對於陳一言教授所指出的這一錯誤，李敖覺得可以自圓其說，於是在2004年12月14日、15日兩個節目裏進行辯解，過程中連陳教授信中一個“稱”字的寫法也作為調侃的笑料，將陳教授批得灰頭土臉。該節目不同於“鏘鏘三人行”，更不是“專家辯論會”，而是李敖的“一言堂”。陳教授摸了“大老虎(李敖自稱)屁股”，手寫信件在李敖手中，電視螢幕上當然只能一任李敖說個夠。（引者注：就李敖的為人，在長樂給他提供的“一言堂”裏，就會任由他歪曲奚落沒商量了。不如也在這裏“說‘李敖有話說’，開我的“一言堂”――xuedl注）　　就在12月15日的節目結束前，李敖揮著手說：只要我有差錯，你們儘管可以提出來，但你們要負責（負責？當然是要負責的。不過也要問李敖，被你肆意歪曲惡意攻擊的魯迅、孫中山、宋美齡等先行者，你負責了嗎？――xuedl注），自己不能搞錯！但人不是神，誰能不出差錯？李敖的節目我雖然看得不多，但也能隨手挑出一些錯誤來。如此，李敖在鳳凰衛視中文臺他的專題節目中，將瀕危動物的“瀕”(bīn)字錯讀成pn，將一葉扁舟的“扁”(piān)字錯讀為biǎn。這兩字常被讀錯，我特別留意了一下，看來李大師也不比常人高明。有一回，李敖提到他好朋友張惠善到臺灣後“刻苦成家”而成為著名外科醫生。讚揚人經過一番努力拼博後功成名就，能叫做“刻苦成家”嗎？閩南俗話有“刻薄成家”一說，那可是諷刺人吝嗇，斂財，為富不仁的。提到臺灣“二二八”事件時，李敖說，……有些臺灣人乘亂拉軍隊去殺與他有“利害關係”的臺灣人，此說也錯了。有“利害關係”者，怎麼就是仇人呢？上世紀50年代萬隆會議前夕，出過一宗舉世震驚的臺灣特務企圖暗害周恩來的事件。李敖提到這件事時說周總理“鬼斧神差”地逃過了一劫。該詞決非字幕打錯，我真真切切聽得李敖說是“鬼斧(fǔ)神差”。這裏，李大師將“鬼斧神工”和“鬼使神差”兩個成語合二為一了。2004年11月底，李敖在節目中提到一副對聯：“諸葛小心為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該聯李敖在節目中讀了三次，字幕也都是這樣出現，可以斷定不是打錯字的問題，而是李敖一時囫圇吞棗將該聯說錯。此聯應為“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毛澤東曾以此聯讚揚過葉劍英，此事廣為人知。“諸葛小心為謹慎”一說，明顯是文理不通的。更有甚者，李敖將“燈火闌珊”解釋為“燈火光明透亮”，其實“闌珊”的意思一為昏暗：如辛棄疾的“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一為衰殘：如李後主的“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出現上述文詞錯誤者用白話文寫作，能自誇“五百年來第一名”？另外，李敖提到某些小國時，總要說：那些“鳥不下蛋”的國家。此說有損人的感情，因為，我們的理念是：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李敖無疑是有大學問的，幾十年來以他特有的方式為臺灣人民爭民主、為中國人民反“台獨”，也是值得讚賞的。如果說，上述兩點是具有李敖特色的奇談怪論，也無傷大雅。但2004年12月27日，李敖在演講中竟以“接受過半島電視臺採訪”為榮，讚揚本拉丹與美國武鬥，自己是與美國文鬥，這就令人費解了。儘管是名氣很大的文人，任你如何欺師滅祖、離經叛道，也總要守住人文道德的基本底線，羞與恐怖分子為伍，不能如此口無遮攔吧！最後我也模仿李敖的口氣吹一回牛：你看我的學識是多麼淵博，我的眼光是多麼敏銳，我有一個別人不能企及的本領，能在那一閃而過的十幾集電視節目中發現李敖那些亮點和錯誤…… 　

3、大陸各學者批李敖

（內地學人評價李敖東方早報記者陳佳責任編輯韓飛）

1）朱學勤：

這個人我不予置評，不論是學術還是行為方式，我都不屑於評價。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敢於從歷史的角度批判蔣氏家族的獨裁統治，在當時確實具有一定意義，儘管現在看來也並

2）朱維錚：

李敖在北京已經開始挑釁了，他說一定會有大陸學者罵他，但這些罵都是失敗的。我曾經欣賞過李敖無多大學術價值。但是後來，他已完全跳出了學術和學者的圈子，已沒有價值可言。

3）余傑：

我欣賞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李敖，那個時候的他是一個對臺灣社會現象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學者，某種程度上推動了臺灣社會言論的開放。但是上世紀80 年代末90年代初，他卻從一個學者變成了娛樂人物，在國民黨獨裁統治結束後，他一下子失去了“罵”的靶子，於是就亂罵一通，在社會狀況發生變化之後，他沒有把握住自己的定位。在人人都可以罵的時候，他的罵也就不再顯得那麼珍貴。由於性格中過於自戀的弱點，使他一直渴望處於鎂光燈的中心，於是便開始了做秀。如將自己的裸照放進書中、在鳳凰臺做主持人等行為，這對他自己也是一種傷害。我不同意一些媒體過度拔高李敖此次大陸之行的意義，將之上升到“兩岸文化交流”、“文化尋根”的高度。實際上，這是一個充滿著商業意味的活動，此行的費用由鳳凰衛視負擔，所有活動已均由鳳凰衛視這樣一個商業性電視臺安排，不過是一次電視臺與李敖雙贏的行為。事實上在臺灣的年輕人心中，他已經是一個過時的人物，書也賣不動了。對李敖而言，大陸是一個重要的市場，來此宣傳形象是市場轉移的絕佳方式。李敖大陸行的真正意義，與千千萬萬台商來內地投資開工廠的意義相去不遠。

4）謝泳：

一個正派的知識份子不能只講利害，而不顧是非；一個正派的知識份子，不能享受了民主的好處，而處處以和民主作對為自己的基本行為方式；一個正派的知識份子，不能時時以自己在一個變動社會中的遭遇來評價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臺灣一度傷害過這個人，這是事實，但臺灣的進步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一個正派的知識份子不能時時以自己的不幸遭遇來一味向社會索還；一個正派的知識份子應當對女性始終保持尊重，而絕對不能炫耀自己玩弄女性的經歷；一個理智的社會，不會對一個無聊的知識份子如此感興趣。此次“神州文化之旅”除了對他自己有意義外，其他的意義實在什麼也談不上。據我所知，中國學界對他的來訪基本不予理睬。他的來訪最多是一次與娛樂有關的訪問，在思想方面毫無意義。中國學界還沒有糊塗到連是非也不分的程度。

4、與李敖打官司

資料《與李敖打官司》範泓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20。00元

　　大陸文化人沒有不知道臺灣的文化鬥士李敖的，這些年李敖的文集、回憶錄，在內地的正版、盜版的種數、印數難以統計，估計僅次於金庸的武俠小說。對於李敖與文星雜誌社的老闆蕭孟能的恩仇、與明星胡茵夢的婚變，大陸的讀者看到的僅是李敖的一面之詞。

　　蕭孟能晚年由美國轉赴祖國大陸定居，去年7月23日在上海病逝，內地的媒體波瀾不興，倒是李敖在鳳凰衛視作出快速反應，借機回顧了他言說中的“文星”往事。84歲的蕭孟能躺在病床上，耿耿不忘與李敖的恩怨，在汩汩複汩汩的吸氧聲的間歇時間，向作者講述了他與李敖的官司始末。“有才無德啊，”一聲長歎，為他的敘述定了基調。

　　作者根據蕭孟能的講述，參考當年臺灣報刊鋪天蓋地的報導，特別是法院的判決書及蕭孟能的上訴書等檔，自然也運用李敖的自述與胡茵夢的自傳《死亡與童女之舞》進行比照爬梳。除了“四海”公司叫板李敖、文星書店老同事張白帆重提李敖背信案兩組“插曲”，本書主要講的是（這裏引目錄詞句）：蕭控訴李“侵佔”、“背信”，因缺乏“積極證據”，一審判決李敖無罪；李敖扮偵探，“捉奸”徒勞而返；高院二審，李敖侵佔罪成立，判刑6個月；李敖瘋狂報復，蕭孟能3次被判入獄。反專制19年生死之交，為財物20年興訟不已，令人扼腕喟歎。

　　本書的封底明白無誤地表明瞭作者與編者的出版意圖：不滿足於“在內地，一直是李敖單方面的聲音”，想讓我們聽聽他的冤家對頭說了些什麼，借此讓我們辨析李敖到底“是為民眾的鬥士，還是亂咬人的小瘋狗？是青年偶像，還是文化流氓？是行俠仗義，還是忘恩負義？……”

最出我這個讀者意料的是，蕭訴李“侵佔”、“背信”罪，一審判決之後十多天，李敖與兄弟李放，駕車載著蕭孟能的分居妻子朱婉堅，以及段宏俊、黃國亮共5人，從臺北直奔北郊新店蕭孟能的女友王劍芬家中破門“捉奸”，因此被王劍芬以妨害自由罪告上法庭，二審李敖等被判處罰金。夤夜“捉奸”者李敖與《且從青史看青樓》中，為苦守寒窯的王寶釧叫屈，為與人通姦的紀翠綾喊冤，鼓吹打倒傳統貞操觀念、提倡婚戀自由的李敖，反差太大了！

引用者說明：這是“以證據”說明真像，重證據就是尊重客觀事實。錄於此，供參考。

第三節正文 1、李敖心中供奉著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牌位

李敖在他的《獨白下的傳統》扉頁題詞上寫道：“嘴巴上罵我是吹牛的人，心裏都為我供了牌位”。這種意思和句式，其實都是來自厚黑教主李宗吾《厚黑學》“結論”中的這段話：

假如有人問你：“認得李宗吾嗎？”你就裝出最莊嚴的面孔說道：“這個人壞極了，他是講厚黑的，我不認識他。”口裏雖然這樣說，但心中則恭恭敬敬的，供一個“大成至聖先師李宗吾之位”。

但是兩人所針對的對象，卻絕然相反。李宗吾是站在廣大民眾的立場代民眾立言，所反對的是製造社會黑暗的貪官污吏。因此他講的這段話所針對的也是這幫貪官污吏的反撲，是揭穿那些攻擊他的官蠹們，口頭上雖然反對他講厚黑，內心裏和行動上卻是唯李宗吾的厚黑是宗的。並進一步生動地指出，他們是在“厚黑上面”“糊一層仁義道德”，是要在厚黑的“面子上應當糊什麼東西，是學習者根據具體情況，順應時尚去掌握它，而裏子的厚黑是萬變不離其宗的”。不知李敖說自己在什麼場合說什麼話的“技巧”，自詡“我是很會講話的人”，是不是就是在這一點上有所繼承和發揚？

李敖“供了牌位”的話，是針對貪官污吏嗎？不是！是針對貪官污吏對他的反撲嗎？也不是！而只是單單對準說“我是吹牛的人”。誰批評了李敖“吹牛”，誰就在自己“心裏都為我供了牌位”。這和阿Q挨了打，等打的人走遠了後才摸著痛處說“兒子打老子”的戰法，是神乎近似的。所以，李敖的“牌位”說，就完全沒有李宗吾那種“之位”所蘊含的針砭貪官污吏的政治上的積極意義，而純粹是個人在理虧面前耍耍無賴的自我打趣而已。

李敖的“吹牛”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知道的“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這不是“吹牛”是什麼？難道應該改成說是“吹象”？是“吹地球”？別說在“五十年和五百年之內”，就是在現在的半天和一天之內，無論是在紙媒體和書刊上，還是在眾多的博客上，李敖的白話文不僅不是“前三名”，有位網友說，只能在千名之後，在“之後”的第幾名，就只能再請李敖自己去吹了。

假若按李敖的誰指出“我是吹牛”，誰就在自己“心裏都為我供了牌位”的邏輯推論下去，那麼，誰說汪精衛是漢奸，誰就在心裏為汪精衛供了牌位，誰。。。。那還得了嗎？世界上還有真理和正義嗎？由此可見李敖說話之荒唐無稽，

李宗吾告誡厚黑教徒們，要在厚黑的面子上，糊上“與時俱進”的“時尚”，但是在厚黑裏子內要“萬變不離其宗”，不知李敖在上面的“牌位”之論中，是不是也融會其精髓於其中了？

2、說說李敖的“看客變臉術”

1、李敖說話寫文章，老是好東拉西扯以示博聞強記，真是下筆千言離題萬裏。如本篇前面幾段就與“看客變臉”無關，到了後面才圖窮匕首見，才明白李敖的真正目的在攻擊所謂看客的。

2、李敖不懂辯證邏輯，也不懂形式邏輯，更是沒有認真學過《易經》。如文中只說歡迎和唾罵路易十六王后的看客變臉，卻不提變臉的前因後果，不提變臉的時間、環境、人物的不同變化。完全是靜態的論人論事。不提唾罵時的看客及其所處的時間、地點、條件、環境的不能等同於歡迎時的看客及其所處的種種情況。由此看來，李敖除了要補補邏輯以外，還得再學學《論語》和《易經》中有關這方面的論述。

3、李敖言下之意是說現在冒犯他的看客，就是以前讚美過他的看客。他本人雖然“老眼”了，可依然是“處子”，沒有任何變化或缺點、瑕疵，而完全是看客們“變臉”了。這恐怕也是廣告式的自我宣傳。你總不能讓讚美過刺殺清攝政王的看客，依舊去讚美後來當了大漢奸的汪精衛吧？否則就是看客在變臉。世界上有這樣的邏輯嗎？何況現在指出李敖毛病的人中不一定都在以前知道世上還有這麼一個李敖。李敖在這裏是不是又在以偏概全地強詞奪理？此外所引用的“殺君馬者道傍兒”也欠妥當，因為李敖的主旨是在攻擊看客的“殺君”而不是“殺君馬”，這顯然又是文不對題了。

4、世上許多事情，其實不是看客變臉，而是在舞臺上擺出姿態求人看的人在不斷的變臉，看客只不過是根據被看的所變臉的情況，予以正確反應而已。希望李敖以後少說一些此類讓孔子要敲腿的話！鳳凰上說要讓天下人通過李敖來讀天下的書，那也只是主持人浮躁中的狂言，廣場上賣狗皮膏藥的喊叫，是當不得真的。

3、頭銜專家唯李敖

李敖的頭銜之多，也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自古以來，仁人志士偉人豪俊，以及名震遐邇馳聲國內外的專家學者也不知凡幾。但細究他們的頭銜，也不過一二，或是三四，且多為當事人所拒絕。而李敖的頭銜就“多矣乎”到汗牛充棟也，且多是自封獨創的。下麵略舉幾個，以見“頭銜專家李敖”此頭銜之名實不相副。如：大師、歷史家、文學家、鬥士、文星、先驅、奇人、學者、著名作家、知名學者、政評家、思想家、傑出華人、左派知識份子、極會講話的人、在臺灣的中國人、片言可以解紛的人、臺灣高山族人、知識份子的思想領袖等等等等。真是“銜”不驚人死不休，縱使法輪功的教主，也沒有如此之多且堂而皇之的這些冠冕的。

李敖為什麼醉心於這些頭銜？一言以蔽之，因為不如此不能大出風頭。李敖為什麼要如此地大出風頭？一言以蔽之，不如此就不能在社會上欺世盜名招搖撞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李敖就得拼上老命賠上老本大吹特吹自己：“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罵我是吹牛的人心裏都為我供了牌位”。如此既能直接地進行了商業上的炒作，推銷自己的書賺大錢，也以此似乎驚世駭俗的吹吹兒，更多的激發起年輕人的好奇。再度使自己的聲名雀起，希冀在政壇上成為可以翻江倒海的人物，而在文壇上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當代文星、終於又成為“五百年內”又出的一位“大聖人”。

其實，李敖不是“寫白話文的前三名”，而是空口說白話的前三名。大家注意了，李敖這裏說的是在“五百年之內”是“寫白話文的前三名”，也就是在今後的“五百年內”，李敖就是穩坐白話文文壇第一把交椅的“文星”、祖師爺。這使人不禁回想起前一陣子由李敖自編自導自演的所謂得到了“諾貝爾文學提名獎”的鬧劇。從五四運動以來，即在李敖出生以前和他尚未成年的時候，寫白話文的大作家就已然人材輩出，在當時的文壇上已然是碩果累累。李敖的白話文能企及魯迅、郭沫若、鬱達夫、沉從文、冰心、巴金等的腳背？能夠望及黃苗子、宗璞等之項背？到目前書肆中走走，信手拿起一冊白話文的書籍，也不會比李敖的差。何況，李敖的寫文章還得從基礎上下功夫。比如這裏李敖信口開河的“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這一句的文理，就是羯鼓三撾――不通不通又不通。“五百年”出一位“聖人”之說，至少也是拾西漢司馬遷的唾余，而“嘴巴上罵我是吹牛的人心裏都為我供了牌位”，更是套用了厚黑教主李宗吾的句式。不過，李宗吾如此說還有創意，且是指那個時候不管人民疾苦一心鑽營作官的人，而李敖的套用，就使人想起天津的青皮和無賴了。表面上看來說得有聲有色，其實了無新意。只是東竊西盜得一星半點裝點著自己的門面，嚇唬和矇騙入世不深的小青年。也套用一句李敖的口頭禪：這樣的李敖，不是更特別顯得可憐嗎？

4、炒家李敖

“炒”的原意是把生的食品“炒”成色香味俱佳使人垂涎三尺的可口食品。但是當“炒”擴展到“炒家”，經過他們的手“炒”出來的食品，就只能有色香味俱佳的虛假外表，而完全沒有了引人垂涎欲滴的實質了。這樣的炒家都是最精於無本求利善以倒買倒賣買空賣空空手套白狼的奸商和偽君子。炒家之所以每每得手，是與某一個時期某一人群文化素養水準低下是有關系的。例如文革時期，一些青少年變成虎狼犲犳在瘋狂打人殺人吃人，尤其在某些地方吃活人的時候，錢鐘書楊綘所在的單位，卻完全沒有這些現象。在這個單位雖然也有“狼”，卻只不過是羊披在身上的狼皮而已。因此這些披著狼皮的羊，熱情的為錢鐘書的“牛棚”糊住窗子的縫隙，以免冷鳳進來感冒了錢鐘書；又為楊綘細心地挑出手指上的徽刺，縱使超假，也從不稍加辭色。同在文革的氛圍之中，為什麼有如此大的天壤之別？關鍵就在於前者沒有什麼文化素養，基本上是處於蒙昧、愚昧中；後者的群體文化素養都相當高，雖然不能明於口，內心裏卻都有著正確的識別和判斷，絕沒有從中撈取個人好處的企圖。因此對同時被製作成“牛鬼蛇神”的人，前者失去了判斷力就信以為真，事實上卻使自己變成了真正的牛鬼蛇神；後者就能明察真偽而自信其假。所採取的對待態度也就截然不同了，沒有把錢楊當成牛鬼蛇神的同時，自己也沒有變成牛鬼蛇神。炒家李敖之所以得手，之所以還能搖唇鼓舌蠱惑人心，原因也就在於被迷惑的善良人，在識別和判斷能力上有所欠缺。這種欠缺往往是屬於文化素養的欠缺，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所能彌補得起來的。聯想到信仰法輪功的人也大抵如此（雖然其中有些人也有某方面的專業知識）。

根據這種情況，李敖到大陸之後，很可能會有一番他所炒作出來的轟動和熱鬧。既然是炒家，當然會投機，會見風使舵，大陸政策既然是“不問你是什麼人，不問你過去做了什麼和說了什麼，只要不主張台獨，我們都歡迎”，當然也就會歡迎李敖的來訪。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相信李敖不是炒家和政治掮客。

不過，只要時間稍長一點，當所炒的東西露出真象發出臭味的時候，當被迷惑的人越來越多逐漸明白過來的時候，炒家李敖的醜陋就會暴露於天下的。所可惜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揭露其真像，批駁其虛偽的學者太少。有的是因為工作的忙，有的是不屑於一睥，這也是延長這一過程，並讓其肆無忌憚猖獗囂張於一時的一個原因。

5、李敖的憤憤

李敖攻擊後世的人們不應該捧魯迅為“神”，沒有隔幾天，又在攻擊人們不應該捧魯迅為“大師”。李敖文章中的意思是：魯迅的文化知識，行事為人，連一般平常人都不如，當然更不如自命為“歷史家”且心中自居為“大師”的李敖了。

認真回憶了一下自己：雖然十分敬仰魯迅先生，卻從未將魯迅先生的名字與神和大師聯繫在一起過；在其他一些敬仰魯迅先生的作家群的文章裏，也回憶不起來有這樣的提法。巴金嗎？沒有過！肖軍呢？也沒有過！胡風？更沒有過？聶紺弩？從未如是！就我所知道的，這種提法，倒是來自於如李敖這班東西的攻擊魯迅先生的文章中，這種手法不過是，先捧得高高的，然後進行子虛烏有的惡意攻擊，使之在他們的筆下重重地摔下來，跌得粉身碎骨，以泄他們心中的私憤。這種伎倆，魯迅先生生前就已經指出過。

魯迅先生生前，從來就沒有過自封為什麼“家”“大師”的，倒是多次在演講中在文章裏，真誠地鄭重地聲明過自己不是什麼“家”什麼“權威名人”和“導師”之類。如果魯迅先生真有在天之靈，必定仍然會堅決反對現在橫給加上的這種荊棘冠冕。如果真有那種混賬東西執意要把魯迅先生視為神來進行攻擊，那麼，這種東西不是妖魔，就必然是鬼怪，總之是藏匿於黑暗中才能生存的動物。因為只有魯迅先生的筆，才能如此跨過世紀洞徹幽微地揭露和鞭撻了這班東西隱藏得極深又十分歹毒的醜惡靈魂。

李敖諷刺魯迅先生在文章裏罵了全體中國人（這決不是出於李敖的無知，而完全是出於李敖別有用心的挑撥），卻不敢罵國民黨及其政府（真是厚黑著臉皮閉著眼睛說瞎話）；又憤憤地說，只能籠而統之罵所有的人，卻不敢直指某一個人。看了李敖的這類謊言，聯想到魯迅先生的逃亡和國民黨特務的暗殺活動（沉醉告訴周海嬰：在魯迅居室的對面樓上，就設有國民黨特務的暗殺組，只等蔣介石的命令一下，就可以立即“一槍斃命”，完成任務），聯想到魯迅先生的書及代年青作家編輯的書，每每被禁止和焚燬，聯想到在《魯迅全集》中許多地方對當時政要人物提名道姓的鞭撻，聯想到魯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和“我以我血薦軒轅”。。。這些鐵證如山的事實，對著李敖在他自己編造的假話面前做作出來的憤憤，不禁要啞然失笑起來：因為在明眼人看來，李敖的這類表現，都說明了李敖只不過是一個跳樑小丑而已。

6、說說李敖的“以證據罵人”

據說在李敖之所以被尊稱為“大師”“學者”“英雄”“奇人”等等的特異功能中，尤其有獨具一格的能“以證據罵人”的特長、稟賦。可愛的鳳凰，更是口口聲聲如和尚念經一般地整天价地向全世界這樣地麼喝不停。在這種昏天黑地地叫嚷和炒作聲中，有些人也似乎覺得李敖果然獨具有這種特異功能。事實上到底是怎樣的呢？

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什麼形式、性質的論文，都要具備有論點、論據、論證、結論這幾個要素。而論據卻是一篇論文的核心要素，如果沒有了論據，論點就不能成立，論證就無法展開，結論也就當然不會作出了。這不僅是古今中外稍有一點知識的人都知道的道理，就是村夫村婦販夫走卒也都明白的事情。比如在發生了爭吵的地方，雙方自己申訴和質問對方的口頭語，就是“你憑什麼”“你有什麼根據”，這就是要“以證據”說話（絕不是“罵人”），再如兩個農村婦女為了申明自留地邊界上一棵樹的所有權而發生了爭執。雙方所依據的也是“以自己的證據”說話（也是恪守“牙清口白”絕不以能、會“罵人”為榮為能事）。由此可知在紛繁的社會交往中，在複雜的人與人處理糾紛中，都是“以證據”說理，幫助彼此認清事物本質，達到和衷一是的解決，而絕對不是被鳳凰和李敖們所吹捧所吹噓的能夠“以證據罵人”。在我們的社會中所要追求的是“和諧”，絕對不是讓聽眾和觀眾崇尚“以證據罵人”。所以，李敖的“以證據”並不是他獨具的，而是十分平凡一般人人都能夠掌握的一種生活能力。但是也有不同，李敖是“以證據”罵人，製造糾紛；大家是“以證據”說理解決問題，使雙方和諧相處達到新的團結，李敖如此倒也罷了，難以理解的是鳳凰為什麼也要如此賣力地以戈貝爾的方式宣揚這個？

下麵再說說李敖所炫耀的證據是一些什麼樣的證據。

在運用證據之前，必須精心對證據進行去偽存真由外及內由表及裏的分析和審核，力求證據的充分性和與論點精神實質的一致性，要絕對避免出現孤證和偽證。在李敖所“以”的“證”裏，恰恰是多了這些作為“大師”不該有的東西。就孤證來說，比如李敖說魯迅反對英國式的議會就是反對民主，言下之意是什麼，李敖是明白的，我們也是清楚的。魯迅在國民黨專制獨裁的統治中，是反對國民黨所謂的議會的。因為那不是允許人民發議論的議會，那是矇騙人民奴役人民的議會，反對它，不僅不是反對民主自由，恰恰是為了爭取真正的自由民主，是為了讓被奴役的群眾有言論自由的民主。就拿李敖這位臺灣立法委員來說，可真正是自由民主了，但是在立法的發言裏，為貧苦的老百姓發了幾次有效的“議”？再說國民黨在大陸上所實行的為魯迅所反對的議會吧。日本鬼子投降的1946年，國民黨在重慶較場口毆打主席臺上幾位民主人士，搗毀了會場，製造了流血慘案，難道魯迅就因為反對了這樣的議會，就成了李敖最為攻擊的“反民主”的目標？這不僅是孤證，也是別有用心的在製造偽證。用詭辯中所常用的偷換概念的手法。把真正要求自由民主的內容，偷換成了反對民主自由的內容。“以”這樣的“證據”要“罵”倒魯迅，除了說明李敖是一個什麼樣的政客以外，別的就什麼也不能說明了。其他如攻擊魯迅文章中的不該“營營”而要“嗡嗡”，不該刻印百喻經等等，也是在雞蛋裏面挑骨頭，用虛幻的“證據”來營造“大師”的“淵博”。

再簡單的說說李敖的偽證。只舉一個例子，李敖津津有味地繼續製造一位對抗日戰爭有功，在國際上有良好聲譽的夫人的緋聞的時候，是那樣的興趣盎然“以”出了“證據”，那就是李敖聽見了“叫床”，李敖是怎樣聽到的？是扒在門縫上，還是鑽在床底下？這不是偽證是什麼？“以”這種“證據罵人”，不但“罵”不倒別人，對偉大的人物也是毫髮無傷的。被罵倒的只能是罵人的人，因為從“以證據罵人”裏暴露了自己醜惡靈魂的真實。

7、李敖是“自由主義”還是“由自主義”

一位革命先烈曾經翻譯過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一首詩：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兩者皆可拋。

在黑暗的年代，譯者與許多為爭取民族生存的青年，也確實是在背誦這首詩中，或被關進監牢，或被殘酷殺害。因此，自由真正的概念原本是為謀取大眾解放的自由，是為大眾不再作牛馬的自由，是為大眾掙脫一切不同形式的壓迫和剝削的自由。為了爭取這種自由，這些革命的“自由主義者”，是“若為自由故”，連人生最可珍貴的生命和愛情“皆可拋”的。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試將李敖的言行往“自由主義”邊上靠靠，就明白是毫不沾邊的。李敖的所謂“自由主義”，其實是見利忘義的“由自主義”，完全不是為大眾，純粹徹底地是為自己的個人私利。李敖可以“由自主義”的罵社會中的任何人，以嘩眾取寵標榜所謂的“狂敖”，可以“由自主義”無限大的標榜自己成為“五百年中的前三名“，卻不允許社會中的人對他的“由自”進行批評。否則，不是罵批評者是“狗眼”，就是他自己“耳背”了。這真是有點天津衛青皮的味兒了。

自由主義和“由自主義”根本的區別，就是自由主義者是為了大眾可以奉獻出自己的自由、青春和生命及所有的一切；“由自主義”者是為了自己而不顧別人的一切。為了符合李敖的“由自主義”，不妨把上面的詩改為：

見錢就想要，見女就想抱，只為名利故，臉面全不要。

8、李敖的“狂”

“狂”是一個多義詞，據楊伯俊先生在《論語譯注》中的統計，在《論語》中共有7處用了具有三種不同詞義的“狂”；在徐仲舒先生主編的《漢語大詞典》中共搜集有14種不同詞義的“狂”。其中的“狂妄、放縱、傲慢”三種詞義，大致與楊伯俊先生在《論語譯注》中“狂而不直（真實），侗（膚淺幼稚）而不願（忠厚樸實），悾悾（平庸無能）而不信（真誠）”的“狂”的詞義相同；而李敖“狂”中的為人處世，也正是孔子在上面三句話中所斥責的“不直”、“不願”、“不信”的那種“狂”人。李敖有幸，李敖“狂”的品質，竟被兩千多年前的孔聖人所言中。

先說說李敖自詡的“歷史家”，還明白無誤地表明過自己是跨多種學科的多種“家”。在這話裏也充分表現了李敖“狂而不直，侗而不願”的性格。李敖應該知道，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文史不分家”的國家。一個沒有語文知識的人，絕對學不通歷史；一個沒有歷史的厚實基礎知識的人，也絕對難於學通語文。尤其是在過去，語文的內容，基本上是用歷史的材料支架起來的，不通歷史，就學不好也教不好語文；同樣，如果沒有厚實的語文基礎知識，就無法去研究歷史文獻，跨不進歷史學的殿堂。所以說，一個搞語文的人，自然也就是搞歷史的人。縱觀歷史上的文人，沒有一個是不通曉歷史的。李敖在自居於“文學家”的同時，又以“歷史家”自稱，實在是一種欺世盜名的行徑。何況李敖只能在歷史資料的表皮上浮光掠影誇誇其談，每當涉及到歷史資料中所蘊藏的內在本質和規律的時候，往往錯誤百出而無法自圓其說。只能羅列某些歷史資料的，豈能稱為“歷史家”？

要知道，在李敖就學的那個時代及其以前，真正能掌握好語文的人，不僅僅精通歷史，也必然同時是一個“雜家”，也就是要能“上通天文地理，下通雞毛蒜皮”，縱使不能精通，也應該要略知一二。而有一些內容，又是語文所必不可少的。如對《易經》和陰陽五行相生相尅的掌握，對“小說”即古文字、古音韻和訓詁的掌握等。過去說的“秀才學醫，籠裏捉雞”，不是因為秀才識字，而是因為秀才已經有了中醫理論的基礎知識《易經》和陰陽五行相生相尅的知識。文人之所以大都能夠通曉中醫理論，原因就在這裏。有些名醫原本就是文人，因此才有“儒醫”之一說，才有《金匱要略》之傳世，而“儒商”之說，亦大抵類此。但是他們都沒有自稱是“醫學家”，或“企業家”。也沒有哪一個以“易經大師”自炫的，也不見他們據此炫耀是“跨學科”的什麼什麼“家”。

魯迅先生通醫，習礦、精通中外歷史，諳習甲骨文、音韻，有時偶而涉及，也必然是在中矩中規之內另創新趣，如訓釋甲骨文中的“每”是“戴著帽子的太太”。在母系社會所創造的甲骨文中，沒有現在中性的“人”，只有具體的人，如男人、女人、老年婦女、老年男人、已經結婚的女人、未結婚的姑娘等等。“每”正是已經結婚女人的造型。魯迅先生用“戴著帽子”指出特點，用“太太”以與未婚女子相區別，言簡意明又形象生動十分精緻。在甲骨文的訓詁中是獨樹一幟的。魯迅先生卻並沒有因此否認了許慎和郭沫若等在甲骨文中的成就與學術地位，雖然他們並不是無可指摘之處的。而自己也從沒有以“甲骨文專家”自居過。

更重要的是魯迅先生的人文素質，是至今仍可以為後世師的。別的且不說，只從他心系勞苦大眾上看，就不是李敖能夠企及於萬一的。在魯迅的作品裏大多是為最下層的無助的勞苦人民而寫的，因此其中主人公也都是勞苦大眾，如祥林嫂、潤土、買血饅頭的一家、阿Q、小D、洋車夫等等，魯迅畢生是在為他們呐喊，縱使有所批評，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悲憤勞苦人民雖然是強壯的盛年，生活在自己的國土上卻讓日本人誣以“俄國間諜”而被殺害了，是痛心疾首於自己的民族和同胞是如此地不幸如此地遭受蹂躪而失去了自己生存的權力。魯迅先生的“我以我血薦軒轅”意即在此。李敖卻襲用這個句式，說他自己是“我以我血薦蚩尤”，實在是佛頭著糞。魯迅先生的“薦軒轅”意在為大眾作出貢獻；李敖的“薦蚩尤”卻意在效法蚩尤向對方血戰到底，純為發洩私憤。這種思想和情緒，是與魯迅先生的“薦軒轅”精神背道而馳的。此外，李敖的“薦蚩尤”不僅不符合中國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以德報怨”的傳統美德，也與目前中國的“和諧社會”全不相容。經過文革的動亂，若以私人積怨而言可謂多矣哉，如果都去效法李敖的“薦蚩尤”，這個社會就不堪設想了。此外李敖的畢身宗旨是“雙龍抱”，居於“雙”中首位的就是“報仇”。仔細推敲李敖的過去生活中，實在是說不上有什麼公仇，說有也是十分牽強；私怨倒是不少，以李敖凡睚眥必報的性格，自也在所難免。但是不可把這種狹隘擴散到這裏來。至於李敖“雙”中的第二“抱女人”，結合李敖的許多言與行，從中也實在難於覓出“風流倜儻”“才子雅士”的影子。充其量，也不過是如民諺中所說的是“光屁股攆狼——是一不要……二不要……”的另類角色。文人的人文素質是什麼？是如孟夫子所說的“善養吾浩然之氣”，是與人為善的天理良心，是具有正義和善良的菩薩慈悲心腸，是在讀書中形成如文天祥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的沛沛乎於天地之間的浩然正氣。從李敖所言所行上考察，難於發現這種高貴的人文素質。

如此這般的李敖，只不過是魯迅先生鞋邊的微塵而已，是沒有資格在魯迅先生腳邊指手劃腳的。“不廢江河萬古流”的客觀存在，是不論於何種方式何種伎倆，也無法改變和動搖的，縱然用盡心機，施盡渾身解數，也不過是暴露了自己小丑跳樑的面目而已。不論是以前的歷史，今天的現實，明天的未來，都必然是這樣！所以，李敖也應該清醒清醒，靠邊歇歇去吧。

9、評李敖的“私仇必報”

李敖曾經慷慨激昂而又大義凜然地宣稱過，他自己畢生只有兩大目標：一是“報私仇”，也就是李敖自己所說的“私仇必報”；一是“抱女人”，也就是凡是能夠抱得到的女人就必抱。對如何抱女人，李敖自己已經說得十分酣暢淋漓，這裏就只談談他的“私仇必報”。

李敖要必報的“私仇”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他害別人種下的仇，如侵佔了肖孟能的偌大產業，卻要恩將仇報，落井下石，最大限量地利用國民黨的力量，將肖孟能置之死地而後快。這是一種“私仇必報”。一是在尋找個人發展中鬱鬱不得志，不免要和當權者發生摩擦。於是受打擊冤莫能伸，這更是名正言順的“私仇”，自然應該是“必報”的。因此李敖就在蔣經國逐步實行的民主自由中，寫了九十六本“禁書”。又因為是在“逐步”中，李敖是不會因之要坐牢，更不會有性命之憂的，但是罵蔣家父子的書是要禁的。為了“私仇必報”，李敖當然也就“必”勢必要寫下去。這裏面到底是“為公”的成分多，還是“私仇必報”的成分多，李敖本人應該都是十分清楚的。

對上面的後一種“私仇必報”，李敖以之為“英雄”社會上也以之為“鬥士”，大可在“必報”了“私仇”以後，在以此光宗耀祖的得意中了塲的。然而不然。

蔣家父子及其家人雖然消亡了，但是那個曾經幫助李敖侵奪肖孟能家產並將肖投入監獄，以後又為之使肖晚年漂泊落拓的國民黨還在。雖然現在的國民黨已經大大不同於蔣記的國民黨，雖然現在國民黨的主席思想和工作作風也已大大不同於以前的蔣介石，應該與李敖的“私仇”沒有什麼瓜葛了。可是，李敖豈是好惹的！這份“私仇”非要“必報”到國民黨永遠不能取民進黨而代之，所以，在臺灣絕大部分群眾支持國民黨以對抗台獨的民進黨中，李敖就是要以“中流砥柱”自居，緊緊咬住國民黨不放，尋找一切不成理由的理由詆毀和攻擊現在的國民黨主席。竭盡全力做了台獨分子想做而又做不到的事情。李敖為什麼要堅持這樣做？說輕一點是為了“私仇必報”，如果再說重一點呢？

什麼是民族大義？“不管過去作了什麼和說了什麼，只要不主張台獨，就一切問題可以談”。這就是民族大義。在過去國共兩黨的爭鬥中，在文革十年的動亂中，在這種連年內戰和內亂中，在殘酷的兵連禍接中，沒有私仇的家庭和個人，幾乎是沒有的。如果家家和人人都要如李敖這樣“私仇必報”下去，那是如何得了！

李敖自負聰明絕頂，而且是一直在過著熱熱鬧鬧的政治生活，因此應該明白：自己應該在政治行動上真正反對台獨，要和反對台獨的政治力量如國民黨捐棄前嫌，以共同謀取臺灣的和平和繁榮，這樣才會使自己的政治生命，真正煥發出奇光異彩來。要以民族大義為重，不要再使用“纏訟”的手段，去繼續進行“私仇必報”。

10、好一個李敖的“一言九鼎”“說一不二”

在中國上古的時候，是把全國（在當時的認識中，也就是全世界）共劃分為“九洲”。到了夏禹的時候，就鑄造了九只碩大的鼎，以代表屬於自己統治的這九個洲，在這樣的“九鼎”含意裏，決不僅僅是指重量，更重要的是指擁有“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皇權意義。“九鼎”的重量是可以移動的，它所象徵的皇權是決不容許任何人有絲毫的覬覦念頭。因此，“問鼎”就成了一項彌天大罪，是要滅門和誅連九族的。因之出自帝王之口的金口玉言，自然也就有了“一言九鼎”的“說一不二”不可更移的屬性。以後的封建專制和法西斯的獨裁專制，國際國內的邪教主的唯我獨尊，就都是建立在這種基礎上。李敖當然還不會野心到這個份上。然而以此來宣揚和肯定李敖的話句句是不能更移的真理，這個意思倒是十分強烈的。

“李敖有話說”中的每一句話，難道就因此有了這一番喧囂之後，就真都能是“一言九鼎”“說一不二”了？且不說在“李敖有話說”中比比皆是的謬誤，就是連李敖自己也以承認在節目中“灌水”而否定了這一點：雖然如此，但是在以此吹噓李敖，在以此蠱惑社會，在以此炮製李敖迷，在以此推崇個人迷信，在以此取消人們正常思維與分辨的能力上，還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惡劣作用。這決不是極而言之。回想一下法輪功的猖獗，不就是在製造出這種條件下形成的麼？而現在就已經有李敖迷，對批評李敖言論的人進行辱罵，只許“李敖有話說”，不許有話說李敖；只允許有李敖的一言堂，不允許提出不同的意見。在思想上是如此，在行動上同樣有具體表現，如李敖在“李敖有話說”中變著法兒惡罵批評他的人是“狗眼看人低”，並警告也是威脅批評他的人要“負責任”；與此相互呼應的是某些李敖迷也連連破口大罵批評了李敖的人是“王八蛋”，是“混帳”，是“放屁”，是“無恥”等等。這些人既不留下姓名，也不留下網址，也決不講講要這樣惡罵的任何理由。就是只用那麼一兩句惡罵，似乎就能維護和鞏固了李敖的“一言九鼎”和“說一不二”的無上威風，敲著得勝鼓班師回朝了。有可能嗎？這倒使我想起了在取締法輪功的前兩年，鄙人曾經和一位據說肚子裏已經有法輪在轉動的老友發生的一場爭論。因為在抗日時同是難友有著生死之交，也就無話不談。老友勸我練法輪功，而我反勸老友不要練法輪功。如此信來信往一年多。終於老友不耐煩了，說我是“魔附了體”，我慶倖與老友相隔幾千裏，不會被他來“驅魔”，但也不便再回信。準備四個月後，也就是老友說的“開天眼”成仙之後再談。後來老友在取締之初就立即上交了法輪功的一切，也同時和教主脫離了關係。這位老友雖然也是大學的一位副教授，在遇事不加思考中也是容易著迷的。由此也不禁回想起文革中殘酷的毒打，花樣百出的酷刑，以折磨人為趣事的殺害，以顯示立場堅定大義凜然的吃死人吃活人和宴請貴賓必須要上爆炒活人肝的慘烈場面。如果都能像楊綘單位的不喪失自己思考能力的人一樣，可以斷言，文革中就不會發生這些悲慘事情到這個程度，至少不會惡化到如此空前絕後的程度。而這種遇事不運用自己思維的功能，正是文革遺留下的最險惡的毒瘤。總之，不要被“一言九鼎”“說一不二”的蠱惑所迷誤。不要如魯迅先生所指出的，將自己的腦袋當成跑馬場，任由他人來馳騁踐踏。這也就是鄙人要“說李敖”的初衷。

11、李敖在“國旗法”上的自吹自擂

據李敖自稱，馬英九因為指責陳水扁當臺北市長的時候不升國旗，卻被陳水扁以不論颳風下雨白天黑夜都升有國旗而被反駁得啞口無言，馬英九於是在鬱悶中來到“無書不讀”“讀盡天下書”的淵博李敖家裏求助。李敖於是就欣然翻開了國旗法，立刻使馬英九欣然而喜滿載而歸了。我是邊聽邊看邊疑，這事可疑之處有二：一、馬英九是在美國專攻法律的，難道連臺灣有個國旗法也不知道？二、既然馬英九要在國旗的升降上指責陳水扁，豈有自己不事先查閱一下有關國旗法的資料而貿然行事？如果真是這樣，馬英九就不能成為馬英九了，因為這既不符合馬英九的所學。也不符合馬英九為人處世的性格和作風。比較可能的是，馬英九可能以李敖與國民黨非同尋常的關係，不免有時就去坐坐，在閒談中涉及此事，也可能是馬英九要以此摸摸社會輿論的反映。這都是在政壇上打滾人的常用方法。所以說，馬英九不知道國旗法而要求教於李敖是不大有可能的事。

縱使馬英九真的不懂而去詢問了，李敖也大可不必在鳳凰上大肆渲染此事，更不值得以此炫耀自己“博學”“有知識”。在社會上，同事之間，上下左右鄰里之間，或是陌生的路人之間，總會有這方面那方面的互相詢問和幫助，對這類舉手之勞的瑣事，除了李敖以外，恐怕不會有第二個人因此就把此事時時掛在心頭，且自以為自己因此就更了不起了，就因此更“有知識”了，就因此要尋找機會在大庭廣眾之中自吹自擂一番了。我看能作這種無聊事的，大概也就只有李敖一人了，因為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中，還從沒有遇見過類似這樣的人，雖然發生的這類事，幾乎每日都會遇見好幾起（記得有一次到老友家閑坐，甫進門就聽到他在電話中告訴對方：“左邊是‘禾’右邊是‘又’構成的字是‘秉’的異體字。”接著解釋了這個字中的“又”和“秉”字中的“彐”都是甲骨文中“手”形和位置的變異，又說明瞭由“秉”構成的動詞、名詞、數量詞的詞性。事後，卻從不曾聽說他向人提及過此事），這大約他不是李敖那樣的“奇人”和“大師”的緣故吧。

這種不值一提的事情，竟也能被李敖趣眯眯地津津樂道；在鳳凰上翻來複去的嘮嘮叨叨，只能說明李敖的“乏”與“空”與鳳凰的自輕自賤而已。

12、李敖的“世界禁書之最”

據說李敖在臺灣被禁的書有九十六本之多，因此達到了“世界禁書”的“之最”，且不管這個“之最”標準或則是規定，是出於自拉自唱自封自吹的，抑或是來自世界什麼類似“裏斯”組織的承認（肯定沒有，即使有，也必然又是一次“諾貝爾提名”的謊言炒作）；也不管這九十六本之中，是否也如“李敖有話說”中的灌水（陳魯豫將群眾對“李敖有話說”中灌水的反映轉告給李敖，李敖當即理直氣壯的承認，但卻將起因歸罪於鳳凰節目的報酬過低所致）。我們在這裏，權且承認這九十六本是“貨真價實”之數，但也無法據此承認它是“世界禁書之最”。

從中國歷史上說，禁書之最的，首推董狐筆還有太史簡，那是連人頭都被“禁”掉了的。其後就有司馬遷及其《史記》。若以一卷即一本計算，司馬公被禁的書就有130本之多，遠遠超過了九十六本之數，何況這130本是世界公認，全無水分，字字珠璣的，更不是本人炒作叫賣的結果。李敖的某些書雖然被禁，也不過“一時”耳，人卻是太太平平住在蔣政權保護的光環裏，平平安安住在侵吞來的肖孟能的豪宅裏，變賣著肖孟能的古玩，揮耗著肖孟能的鉅款，悠哉遊哉，過著他自詡的“兩抱”（李敖自稱他畢生只有兩抱，一是“報私仇”，二是“抱女人”）生活。而司馬遷寫禁書的時候是生不如死，漢武劉徹臨咽氣時，又將司馬遷殺了。這部禁書密藏到外孫楊暉成長而刻印後，楊暉又被按上了一個罪名被腰斬。其根本的原因，卻是與被視為“謗書”《史記》有著直接的關係。直到宋仁宗時，還說《史記》的“是非頗謬於先賢”而令在國子監前焚毀。在沒有自稱和人稱“之最”的司馬遷及其《史記》面前，“之最”為豪的李敖“禁書”，還能有多少分量？

即使在李敖“禁書”之前、之中和之後，與世界，不，只與區區大陸被禁之書相比，李敖的“禁書”，也排不上“之最”的末座，隨便拿文革中蒙難的任何一位被禁被焚毀的書，也不在李敖的九十六本之下，作者所蒙受的屈辱、災難、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也是李敖所不能比的。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李敖和他的九十六本所謂“禁書”，不過爾爾，算得上什麼“世界之最”！？

13、李敖是“雞巴三品員外郞”

在李敖的妙文裏，李敖稱自己的“雞巴”“陰莖”具有 “三品”的性質和特點。大意是：青少年時候是“日用品”，這是一品。壯年時候是“消耗品”，這是二品。老年時候是“裝飾品”，這是三品。所謂“員外郞”，是鑒於李敖熱愛頭銜如什麼什麼“家”，什麼什麼“大師”“先驅”“鬥士”，。。。不一而足。現今社會上能夠有的頭銜，幾乎都已經被李敖囊括殆盡。忽然想起李敖屢屢自稱是“歷史家”，不如且把自六朝時候就有的“員外郞”（此 “員外郞”，絕對不同於晉武帝時候的“員外郞”）送給李敖吧。李敖的這個“雞巴三品員外郞”就和“大師”什麼的一樣，與公職人員絲毫無關，是既不化錢也不奔走，是以自己“雞巴三品”的實力得來的。綜觀李敖的一生實在是名副其實的“雞巴三品員外郞”。在他處於一品“日用品”和二品“消耗品”的階段，誇耀自己曾與十幾個女人同居過。在此同居期間，他的宗旨是：“與其形而上七竅流血而死，不如形而下一竅流精而亡” ，“是從‘小頭’入手，達到‘大頭’皈依”。看看，李敖在這方面是多麼地英雄豪邁啊！。不僅如此，李敖在為人處世上也有著不同凡響的驚人能力，如李敖有著“從對雞巴的關心角度，可以看出人生的境界”超常能力。是不是也可以同樣的說，要看出李敖“人生的境界”，就要從李敖“對雞巴的關心角度”去看。李敖在他的這種“雞巴”哲學指導下。李敖不管做什麼事，都是要從“雞巴”“關心角度”出發，以達到“雞巴”“關心角度”的目的。從李敖沾沾自喜的言行上一言以蔽之，李敖的一生就總是在唯“雞巴”是務的。如若不信，就請看看下麵李敖所引以自豪的：“不論在床上床下，我都堅韌不拔”，李敖且也頗以此自我欣賞：“女人喜歡我堅韌不拔”，並且一再聲稱：“我是一個文明人，但自己心愛的小情人小情婦全裸在你眼前，在你身體下麵或上面，你又真又幻，交互行之，陰莖為體，陽謀為用，這才是真正理解真幻的智者高人”，原來李敖是在他口口聲聲不絕於耳的“雞巴”上面，上升到“雞巴”的“智者高人”的！這位“雞巴三品員外郞”的“雞巴”“高人”，對被他所玩弄的女人，主張是“應該在感情有余味的時候，先把關系結束。不要搞到惡形惡狀，趕盡殺絕”，是極盡見異思遷喜新厭舊玩弄女性之能事的。李敖縱然是外出途中，也會自覺充分發揮他的“雞巴”本事：“冬夜時分，與美女夜遊，坐在車上，伸手去摸那一段大腿，雖約翰複生，亦將別著福音”。李敖歸結他與女人的關係有四種：一是有性交關係，二是有肌膚之親的關係，三是有夢中情人的關係，四是有在媒體和圖片上看全婐的關係。其實，李敖在這裏真實的意思是：一是能夠搞到手的就性交，二是一時搞不上手的，就先採取性騷擾的方式繼續進行勾引（如鳳凰為他配置的女秘書，最後他選來選去就挑選了一個臺灣本土十八歲的小女孩，在“愛”上不成後，就要利用一切的機會摟在懷裏，達到他的“肌膚之親”的目的），由此就不難明白李敖在他寫的《只愛一點點》歌詞中說他的愛情“淺”“短”“只愛一點點”“愛”的是什麼了。其中三是如此也不成，就只能“與子同夢”了，四是對從未謀面的漂亮女人，就只能以她的全婐相片解解“雞巴”的饑渴了。不過不管是如此而已的“雞巴”李敖，還是而已如此的李敖“雞巴”，都不過是：李敖＝雞巴。活剝出的這種李敖本質，不免會使那些在李敖的“雞巴”面前頭昏腦脹熱情大捧李敖的人有些難堪，然而上面引號中的句子，都是來自李敖本人文章中的自我表白，是既沒有斷章取義，也沒有絲毫歪曲。何況現在李敖的“雞巴”已經被醫生閹割，如他自己所說，更是只能掛在在口角上做做“裝飾品”，充其量，不過是一個“雞巴”幌子而已，就整個李敖來說，蓋棺論定，李敖也只不過是一個歷史垃圾堆上的“雞巴”三品員外郞罷了。這都是由李敖的行狀和李敖的自述所表達出來的。這些也同樣應該如李敖所期望的那樣，成為不爭的事實，是李敖的徒子徒孫和打手們也強辯不了的。

所以，在李敖諸多頭銜中，唯有這個“雞巴三品員外郎”，最是貨真價實沒有一點水份的。

14、由蘇東坡的焚券看李敖的侵佔

南宋的費袞（補之）在《梁溪漫志》（梁溪，今無錫）中，記有一則題為《東坡卜居陽羨》的逸事：“邵（蘇東坡的學生）為坡買宅一所，為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蔔吉入新第，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問嫗何以哀傷至是”。至此蘇東坡才知道，自己買的房子，就是這位老婦人的不肖子偷偷買出來的祖業：“百年舊居，一旦訣別，寧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於是“坡亦為愴然”“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以後蘇東坡就從江蘇宜興這個地方，“遂還毗陵”（今江蘇常州），因為已經囊空如洗，再沒有錢買房子，就借住在塘橋姓孫的家裏，“坡竟歿於借居”。

　像蘇東坡這樣的文人，才能算是真正的文人。他們雖然並沒有口口聲聲標榜自己“讀盡天下書”“無書不讀”，是“大師”“大家”，也沒有到處吹噓自己出了好多好多書，但是，只有如蘇東坡這樣的文人，才不愧是中國的真正文人。是他們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為國為民“進亦憂，退亦憂”的精髓，是稟承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是像文天祥一樣，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了“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不是如李敖那樣背信棄義，見風使舵，損人利己，侵吞了肖孟能的上億家產之後，又處心積慮挖空心思將這個有恩於他的人置之於死地。這樣的人品，只能是文人中禽獸不如的敗類。　　

15、李敖的自罵

都知道李敖以罵人為其擅長，其實他也最善於罵自己：罵別人是用語言和文章；罵自己卻是用他自己的行動。下麵就舉兩個例子。

一、遍查李敖在臺灣寫的和講的，其中避免不了也有批評民進黨的，但最多的長篇累牘的則是對國民黨的竭盡全力的攻擊。兩相比較，針對民進黨的若有十分之一，針對國民黨的就有十分之九。由此可以看出，李敖的主攻方向是國民黨而不是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根據李敖的這種行動可以認定：李敖對民進黨的批評是小罵；對國民黨的攻擊，就只能是對民進黨的大幫忙。李敖就是在這種行動中，自打嘴巴罵了自己。

二、再來看李敖這次的所謂“神州文化之旅”的三次講演。其中涉及民進黨的只有一處，且是列舉“罵”國民黨，“罵”美國，“罵”小日本時順帶的一筆：“罵”了一句“居心叵測的台獨分子”。在十二天的“神州文化之旅”中僅此空泛的一句而已。連點綴的分量都不夠，更不能給聽眾留下什麼印象了。對國民黨就不是只用一句話能夠撇開的，而是成段成段地大加撻伐。不僅是說的時候是津津有味，而且是繪聲繪色有聲有色。更甚者，在無可攻擊之處時，不惜當眾造謠，極盡惑眾之能事。如在北大講演的開頭就公開地明目張膽地胡“編”：

前天晚上我編了一個故事，北京大學一個女孩子進了一個小房間，突然看到一個男的在一個小房間裏嘴巴裏面念念有詞，來回走動，這個女孩子就問他，你在幹嗎，他說我-在背講演稿，她問你在哪兒講演，他說我要在北京大學講演，女孩子說，你緊張嗎？他說我不緊張，女孩子說，如果你不緊張為什麼你到女廁所來幹什麼。這個人就是連戰-。

這種“編”的效果，能是批評民進黨“居心叵測的台獨分子”？能不是幫助民進黨“居心叵測的台獨分子”削弱國民黨的形象？對連戰是如此這般，對現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也同樣是這般如此：

馬英九長了一個好臉蛋，人也是一個好人，可是一輩子他不-做事的人，我們叫他不粘鍋，什麼好事也不做，什麼壞事也不做，就是笑嘻嘻的拉選票，很多票就這樣給他的，所以我們認為能夠做事的人是很重要的，擺個小臉蛋到處跑-是不好的，所以我認為馬英九幹錯了行了，他應該去演個電影或者做歌星都比較好，至少變個大色狼也比較好。

連馬英九的“好臉蛋”“是一個好人”“什麼壞事也不做”也成了被李敖攻擊的重要理由之一，真是要在雞蛋裏挑出骨頭了。李敖在這裏不僅罵了不該被罵的馬英九，也同時罵了不該罵的臺灣群眾，包括他所歸宗的高山族，是沒有政治頭腦，是只看馬英九的“好臉蛋”，就投給了馬英九選票，李敖前些日子在鳳凰上貶薄馬英九不懂臺灣的“國旗法”也屬此類。此後當然少不了類似這種升級的攻擊。總而言之，李敖在“神州文化之旅”的三次講演中，可以說，連對民進黨小罵的份量也沒有了，只有以損害民進黨對立面的國民黨形象，來為民進黨的大幫忙。“小罵”的本意不在“罵”，而是偽裝，是為有效的“大幫忙”作掩護；“大幫忙”需要“小罵”才能實實在在地施行下去。李敖在講演裏自豪而又得意的說：“該說就說，該罵就罵，可是再講一遍，我是很講究技巧的，沒有技巧是不好的”。這種不直接去捧民進黨，而全力去攻擊民進黨的對立面，以在人不知鬼不覺中收到比直接捧更大的效果，這就是李敖“罵”的技巧之一。以李敖的稟賦可以預料，今後此類對國民黨的造謠生事惡意攻擊，以達到對民進黨的大幫忙，必定仍然會頻頻發生，根本的原因，是李敖早已聲稱自己是“臺灣高山族人”，因此就肆意歪曲中國文化是“雞巴”文化，於是在鄙夷中發出感慨說：“ 嗚呼！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在我們這種專家眼裏，文來化去，不過如是耳！”。從這種口吻中很難看出李敖在哪一點上還有一點中國的味兒，在哪一點上不像是一個真心實意的台獨分子。李敖沒有想到，在用這種技巧大幫民進黨咒罵過去所依靠的國民黨的同時，一方面是自我暴露了自己的原本面目；一方面也在用這種所謂技巧的行為本身，狠狠地罵了李敖自己是反復無常詭計多端玩弄陰謀的小人。

16、談談李敖拜胡適貶魯迅的用心所在

1）先談談李敖與國民黨的關係

這裏且不說李敖的長輩為了追隨國民黨，是如何忠心耿耿一路苦苦追隨蔣氏父子到了臺灣，也不說他的父親是一個不大不小克盡厥職的漢奸，只簡單說說李敖成年之後與國民黨縱使“打斷了骨頭還要連著筋”的扯不斷的關係。

李敖成年之後，首先投奔的是國民黨的黃埔軍校。此一時期的黃埔軍校不是為了北伐，更不是為了抗日，而是一心為了反攻大陸。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這裏看出李敖那個時期的雄心和政治抱負？是不是也可從中看出他與國民黨生死與共唇齒相依的關係？以後在他擔任準尉排長期間，他所帶領的排年年都是先進，事事都是“名列前茅”，而且“治軍”頗嚴，且很有軍閥們慣用的“恩威並重”的手段。如知道排裏發生了雞奸事件以後，先是抬手就給了犯人兩個耳光，隨即又給他十塊錢命令他去找妓女（由此可知，李敖是深知妓院行情的，看來聲聲不要“小頭”吃虧的李敖，不愧是這方面的一個行家裏手）。李敖的這種籠絡，當然一方面是鞏固了國民黨的部隊，另一方面是從而表現了他自己黃埔軍校生的才幹，是充分對蔣家王朝盡心盡力了的。能說如此與國民黨政權有著世交之誼的李敖，會與國民黨的關係不深？會不是心心相印？

以後李敖之所以離開國民黨部隊，絕不是以此要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鑒於遲早要被拉上金門前線，他不原意繼那幾個付司令之後，也被解放軍的炮彈炸死，何況高升無望，不如早早溜之大吉。當時的臺灣深受美國式的民主影響，社會上正掀起了向蔣家王朝要民主要自由的浪潮，此時肖孟能所辦的雜誌，尤如“五四”時期“新青年”一樣的深受社會上的重視。李敖離開部隊之後，雖然在窮困潦倒之中過著食不果腹的生活，但是卻仍然保持著善於窺伺方向和投機的能力，此時就立刻抓住了這個時機，頻頻向肖孟能主辦的雜誌投稿，投當時社會之所好，也著文叫囂要老頭子下臺，要所謂的“自由、民主、開明、進步”，於是受到肖孟能的賞識，立即將李敖從窮困潦倒中解救出來，使他有食有住。後來當國民黨要將肖孟能投入監獄的時候，肖孟能在逃走之前，為了不使自己的房產和字畫古玩等被國民黨政府沒收，就立下假證據偽為李敖所有，其實是托李敖代為保管，當局勢鬆動回到臺灣的時候，李敖卻以假當真，將肖孟能的巨額財產全部侵吞了。與此同時，又連連向國民黨政權誣告肖孟能這樣那樣的罪，憑持國民黨的力量，要再將肖孟能投入國民黨的監獄，必欲置肖於死地而後快。此時如果沒有國民黨的力量，莫說一個李敖，就是十個李敖也無法把肖孟能整到如此淒慘的地步。在這一件活天大冤枉的事情上，李敖如果不是與國民黨政權相勾結進行了暗箱操作，能會如此順利地遂心如願？於此也足見李敖與國民黨的關係並非一般。

至於李敖被蔣介石投入監獄，只不過是對他在得意忘形中有失分寸的話，略示薄懲罷了，並不像對待“赤色分子”一樣，一定要判他的死刑。現在這卻成了李敖在政治上搔首弄姿的資本，一如沿街叫賣的小販，口口聲聲不住地說自己是“鬥士”，是“英雄”。如果真是如此，為什麼他沒有像肖孟能那樣被迫逃亡海外，而是太太平平地一直住在原是肖孟能的房子裏忙著玩女人？這是因為李敖與蔣政權已經化“誤會”為玉帛，受到了臺灣政權的保護，成了臺灣政權的上層人物。之於被李敖所津津樂道的那幾篇所謂爭取“自由、民主、開明、進步”的文章，實質上是和他老師在大陸時的有時罵蔣介石一樣，也只能是劃在“小罵大幫忙”“明罵暗效力”的那一類圈子裏。因此李敖也就如胡適一樣，死也要死在臺灣了。

李敖與蔣介石的矛盾，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內部矛盾”，李敖與蔣介石及其以後的臺灣政權，在實質上，在共同利益上，是絲毫沒有矛盾的。

2）再談李敖對胡適所拜不當

胡適之在文化學術和教育上，無論在當時和現在，在“五四”時期及其以後，都有值得人們敬重的地方。然而被李敖所拜服所稱頌和尊崇的卻不是這些，而是胡適當時不甚光彩的政治言行。胡適的“全盤西化”一類的“言論自由”，，也只能在他視若生命的“政府”允許的尺度內有時候說說罷了；而在政治行動上，確實是唯蔣介石馬首是瞻的，就毫無一點“西化“的味，更別說什麼”全盤“了。這裏只談一點點主要的事例，如：在蔣介石的清黨中大批殘殺革命進步青年時，胡適卻說蔣介石的清黨“是站得住腳的”，可以獲得“我們的同情”，周作人因此嘲諷他面對蔣介石的清黨殺人，是“視若無睹”；在國民黨的黨內黨外一批教授學者聯合鼓噪，要實行法西斯的專制獨裁，在施行全國只要“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中，胡適先是反駁：“我可以斷斷的預言：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但是，在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８日，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銓被暗殺之前，胡適雖為北京民權同盟分會的執委主席，卻發表《民權的保障》，反對上海總盟關於釋放政治犯的主張。胡適說：“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和反抗政府的行動”，因此政府是“有權去對付那些威脅它本身生存的行為”。這話無異在自己掌嘴，重重地打了主張“全盤西化”要求“自由民主”的嘴巴。因為在“西化”的英美，反對政府並不構成犯罪的。由胡適看來，楊銓後來的被暗殺，也就是咎由自取的了。相矛盾的地方當然不止此一處，又如當蔣介石已經成為中國的希特勒，已經開始了法西斯的血腥專制獨裁後，胡適就也穿上了蔣家王朝的朝服，不但擁護蔣介石的反共政策，甚之還為蔣介石不抵抗日寇的侵略進行辯護：“政府不能用全力注意到疆土的防守，一半因為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注意和很大的兵力”，並表示：“我原意用我的道義力氣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這是因為蔣介石已經答應了他的三個要求：“第一、給我們錢（胡適當時有豪宅有小汽車有司機有廚師有雜役有門房等五六個“勤務人員”，相當於解放後中央部長級別的待遇了，這表明當然是給了錢了的），第二、給我們和平（基本上沒有找過胡適的大麻煩，當羅隆基和胡適有著同樣要求自由的言論被撲後，胡適立刻發表了《我們走那條路》，明白地向蔣介石表示了他的“第二忠誠”，化險為夷平平安安和和平平出任北大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去了；而同在這一政治環境中的魯迅，卻為了躲避反動政府的喪家之犬，不得不帶著夫人和孩子離家出走），第三、給我們一點點自由”（豈止“一點點”，胡適在蔣介石政權統治的地方是充分自由的，且以後又自由地和蔣介石一同到了臺灣，依然作他的“特權官僚”）胡適也就把要一個“好政府”的“好”去掉而只要有一個“政府”了。李敖稱讚胡適是：“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以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用胡適的政治行動來檢驗，李敖上面的這段話就完全是屁話了。

從政治上看，李敖在胡適面前是亦步亦趨的，過去政治上的胡適，就是現在政治上的李敖，現在政治上的李敖，也就是過去政治上的胡適。他們都同樣與國民黨有“打斷了骨頭還要連著筋”的扯不斷的關係。都是一方面在言論上在所許可的分寸上，向國民黨要“自由、民主“批評批評國民黨，以裝璜裝璜學者和”大師“的門面；一方面卻又緊緊依靠國民黨的政權生活。聰明的李敖明白，只有在政治上學習這樣的胡適，李敖才能在臺灣出人頭地，才能過到如今舒適的生活。這才是李敖喋喋不休拜倒在胡適靈牌下的根本原因。只可惜這是一個不屑的學生，應該繼承的他卻拒絕繼承，如在魯迅逝世後，胡適就毫不遲疑的拒絕了蘇雪林“向魯黨挑戰”的意見。胡適始終對魯迅在文學和學術上的地位是充分肯定的，在對待魯迅的態度上，李敖恰恰是反胡適之道而行之。不應該繼承的他卻拼命地去發揚光大。胡適在這信方面的面子，算是被這個不肖的學生丟盡了。

李敖之所以要在胡適亡靈面前，捧了不該捧的，背棄了不該背棄的，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借胡適的光環，討好當時當權的國民黨，大大地撈到好處。

3）對魯迅進行惡意攻擊的“貶”

魯迅大約在１９３３年的時候，在《文攤秘訣十條》中，即勾畫出了像李敖這樣文攤上混混的嘴臉，其中尤以“須常常透露目空一切的口氣”，於李敖最為神似。

李敖從兩個方面攻擊了魯迅。一是從政治上，二是從文學藝術和學術上，總之，在李敖眼中，魯迅一生是全無是處的。

魯迅終生所追求的就是真正的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終其畢生精力的也就是為真正的民主自由而戰鬥到底。李敖就咬住了這一根本點進行攻擊。他振振有詞地說魯迅反對英國的議會制度，就是否定了對自由民主的爭取，就是從“五四”時期爭取民主的活動也是假的。魯迅確實是反對過英國的議會制，不僅如此，也同時反對了連胡適在口頭上所一直宣講的“全盤西化”的“自由民主”，當然也包括了李敖現在身在其中的臺灣式的議會民主。因為這類民主，實質上是另一種形式的“主民”和“煮民”。請問李敖老爺，在你參政的這些年中，你為具體改善臺灣最低層的老百姓貧困生活，在議會上說過幾次這類的話？就你曾經身為國民黨軍隊的尉官來說，你當然比一般人更瞭解國民黨軍隊裏的情況，那麼，你為直到目前仍在臺灣的一百多萬大陸老兵，壯年時無力娶妻，至今已是耄耋之年無妻無子沒有家室，在窮困潦倒中又無錢回歸大陸，只有陸陸續續住進養老院。你李敖又在這方面為他們“民主”過一次嗎？這種不能代表下層人民大眾說話的議會民主，對老爺們是粉飾門面，對大眾是思想鴉片。魯迅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是奴隸的真正解放的民主，是他們能夠自己當家作主的民主。是在解放前的根據地村民選舉時，每個候選人身後的大碗就是投票箱，每個選民手中的一粒豆子就是選票。每個文盲村民都能夠充分行使自己“自由民主”的民主，在精神實質上，這樣的自由民主，才是魯迅所追求的不同於胡適“自由民主”的自由民主。李敖是承襲了繼續了胡適過去，在魯迅面前早已潰敗的論爭。對“自由民主”的爭論，魯迅在過去對胡適的駁斥，現在同樣也可以用在鸚鵡學舌的李敖身上。更何況李敖本人的言行，也曾經偶而反對過這種議會民主的。李敖不是說他參加臺灣的議會，是他這個“左派”“無產階級”鑽井資產階級議會裏，去顛覆這個議會所賴於生存並為這個議會所保護的政府嗎？李敖這樣作和這樣說，不也是不相信這個議會民主的正確性嗎？不知道這是由於李敖思想邏輯上的混亂，還是連最起碼的形式邏輯中最基本的幾個概念都還沒有學好所造成的，還是政治掮客一貫玩弄欺世惑眾的花招？或則，二者都是。不過如此一肚子臭水的東西，也能算是什麼“學者”“大師”？！

其次是李敖在魯迅的著作中橫挑鼻子豎挑眼，這個詞用得不對啰，那個句子用得“像什麼話”啰，等等等等。每次都是那樣的興高采烈，講得滿臉放光異常地興奮。縱然不看歷史背景和語言發展的遞進演變，及語言當時的時代性和社會性，退一萬步說，承認這是不足之處，但是縱觀古今中外的名著，會沒有一處可挑剔的地方嗎？更何況李敖所舉的句子，是早已被魯迅自己用以作探討研究的例子提出來了。魯迅說這種句子的譯法是“拙劣”的，李敖就如獲至寶興奮地連連用他的小棍搗著說：看看，看看，他自己也承認是拙劣的。真是小丑跳樑，令人啞然失笑。在白話文的創作上，魯迅和胡適、鬱達春、郭沫若、冰心等等“五四”時期的老作家，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李敖放言說什麼在五百年內，他都是白話文創作上的“第一名：李敖，第二名：李敖，第三名：李敖”，有一位網友說應該把李敖排到第一千名後面，意思就是要他“名落孫山”。回想一下他在鳳凰上講話和文章中的啰嗦、冗雜、語無倫次、前言不搭後語，就會深信此言不謬。至於鳳凰上吹噓“李敖讀盡天下書”而要大家去“讀李敖，聽李敖”，這顯然是為了提高鳳凰收視率多拿到廣告費的商業炒作，是完全當不得真的。不管現在李敖如何歇斯底里如何恣肆囂張，可以斷言，當他“身與名俱滅”的時候，魯迅的名字和他的著作，必然仍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而李敖在魯迅著作上的無是生非，也只不過是文推上混混嘴臉的一次充分暴露罷了。

4）李敖的用心在此

既然是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創作，不管是個人的創作，還是集體的創作，或因當時思想意識的局限，或因歷史上客觀主觀上的條件限制，或因不同讀者審美觀念和欣賞要求的差異，對作品總是會產生不同的評價。因之就有了“疑義相與析”的探討，有了質疑問難的商榷，有了在學術問題上的爭辯：這些文章的主旨，卻都是為了獲得真知，在提高自己的同時也對彼此有益，這些都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然而，總觀李敖對胡適、魯迅等人的評價卻是意不在此，也沒有學者所應持有的研討態度。而是藉以增加他自己的政治籌碼，抬高他自己的政治地位，完全是一種政治掮客的行為。為了獲得政治上的利益，就會不擇手段，就會不顧客觀事實，就會牽強附會強詞奪理，就會無中生有製造混亂，以撈到政治上的好處。這就是李敖拜胡適貶魯迅的用心所在，因而也就對胡適拜了不應該拜的，對魯迅更是貶了不應該貶的。倒只是又一次地充分暴露了他的政客的小丑嘴臉。李敖原是妄圖一腳踏在胡適的肩膀上，一腳踩在魯迅的頭上，以矗立出他所沾沾自喜且又自詡的為“小頭”服務的“大頭”。可是，從網上占壓倒多數的反映上來看。李敖的這個企圖是完全落空了：和者寥寥，嗤之以鼻者卻眾。在十三億中，當然會有一些一時不明個中緣由的人成了所謂的“李敖迷”，但與識破其虛偽，掂出其斤兩，不受其蠱惑的，相比起來，還是遠遠超過了被“迷”的人數，何況隨著時間的推移，被“迷”的人會越過越少，清醒並識破其假面的人，也一定會與日俱增越過越多。那種散佈“李敖風靡大陸”的消息，只能是炒作者炒作出來的虛張聲勢，是當不得真的。

所以，不管是對胡適的拜，還是對魯迅的貶，李敖用心雖刁，卻都是達不到目的的。李敖可以休矣！

2005。9。8。夜

附：此文曾分四次上傳在網上，是特為了迎接“李大師”的。現在“李大師”已然滿載而歸，自然也就從網上撤下來。期間看過此文的，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鼓勵的有，惡罵的也有。從古到今，屬於思想的東西，屬於文學藝術的的東西，還沒有一致認可和被反對的，人心如面，這是十分自然的。尤其在某一個特定的歷史氛圍中。對鼓勵的，當然是感謝，對惡罵的，在啞然失笑中也是感謝，因為終究是耐著性子看完了這篇“去死吧”的東西。　　２００５。１０。５。

17、從“國”的不同觀念上略談李敖之淺

在原始社會是沒有“國”的事物和觀念的，當時只有部落或部族，到了父系社會才有了“國”的雛形，即使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國”的觀念也還是十分的淡薄。當時除身陷奴隸和以後仍然覊絆為奴隸或家奴以外的人，都可以在國與國之間自由來往。雖然也有設置了類似今天海關設施，但也是門雖設而常開。最明顯的例子是孔子周遊列國，並沒有被哪個國擋在國外。而孔子及其弟子今天在甲國為仕，明天又到乙國當官，他們自己和有關國內的人，也全沒有任何指責他們是背叛和成了漢奸的。發展到戰國末期，“國”觀念似乎有點強烈起來了，但也只是在如秦國一類的覇主國家，其他的國家基本上依舊可以來往自由的經商和交往。秦統一六國之後，“國”似乎是完整的定型了，可是在人民之間，“國”的觀念還是淡薄於似有似無之間。在隨著土地被割來讓去無一定主現狀中的人民，是無法形成他們“國”的觀念的。秦朝至滿清是有了“國”的。不過，這個“國”是皇帝老兒的，在中外的歷史上，都有皇帝說“朕即國家”的誇耀。“國”是皇帝家的私產，裏面的一切，包括會說話的工具，都可以任由皇帝處置，在歷朝歷代的皇帝眼裏，“國”與黔黎無關，與“家奴”更是毫無關係，清朝末年的“寧贈友邦，勿與家奴”，也說明瞭“國”只與統治者有關，和老百姓關係是不大的，具體表現與“國”有關系的，只能是為統治者鞏固政權去打仗，為統治者的荒淫奢侈去做苦工，去完糧交稅。一旦老百姓遇到天災人禍，就只能家破人亡成為“路倒”的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話說得是十分動聽的。就老百姓而言，這個“責”，就是再去為皇帝死，為皇帝“國”的苟延殘喘再最後獻上自己的幾根瘦骨頭。匹夫匹婦有難呢？

蔣介石國民黨統治的民國，也只是四大家族及其部下、幫兇的民國，與被統治的窮苦老百姓無關。所以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放棄東三省，可以隨心所欲拉壯丁，稍有反唇就是各種酷刑，進行殘酷的鎮壓。“國”只是絞人民肉的機器，是人民身上的刑具，這時候的國家，究其實質還是統治者的私產，不是保護老百姓的公器。

現在的“國”才真正是老百姓的國，使一般老百姓有了是“國”也是“家”的感覺。無論天災人禍，都有國家在第一時間去搶救，去脫人民於水火，保證了城市低收入的廣大居民能夠“低保”，讓人民重新生活在國家溫馨的懷抱裏。即使身在異國他鄉，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總會有我們的大使館及時的給予解救，使轉危為安。如今的國家，才真正是老百姓的國家。

對民國及其以前不顧老百姓死活只管剝削壓迫的“國”，那是統治者奴隸主私產的“國”，它的興和亡，都只會給奴隸們帶來極為悲慘的命運，元曲中的“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反映了歷史中的這種客觀現實。是歷史上“國”的真實概括。

如此講，並不是要否認民國及其以前的歷史中的“愛國”行為和“愛國英雄”。因為在他們的“愛國”言行裏，更多的，或則從實質上說，是熱愛這個偉大的民族，處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所受歷來傳統思想習慣的影響，不可避免的要以“忠君愛國”的形式出現。這在“遺臣”中更屬常見。另外是“當朝”的“忠君愛國”中則因為是統治集團內的一分子，在私產“國”裏自然也有他的一分私產，因此在熱愛這個民族的同時，自然也少不了對私產“國”的愛。

在李敖攻擊魯迅的文章和演講裏，多次詆毀魯迅“罵”了全國的人民，誣衊魯迅在民族危難中如何如何，總之是做出了對不起中華民族的事。“淵博”的李敖之所以要這樣說，當然絕對不是出於幼稚無知，而是政治掮客的政治需要。

處於蔣介石的國民黨統治時期，所謂“民國”並不是人民的，照樣只是蔣家王朝的私產，在“寧可錯殺一千，也不可錯放一人”中，在老百姓依舊處於水深火熱任人宰割的奴隸地位中，同樣是奴隸的魯迅，在爭取自由民主進程中的魯迅，怎能去愛蔣家王朝這樣的“國”？魯迅之所以要始終不渝在在蔣介石的“刀叢中”堅持爭取自由民主，正是因為他有強烈的民族感情。他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之棄醫從文，他之要“我以我血薦軒轅”，他之毫無保留的支持當時的紅軍，他之接到將被暗殺的消息後仍然義無反顧地去參加楊杏佛的祭悼活動，正是他毫無保留地將自己貢獻給這個偉大民族的最好說明，希望不幸的奴隸們，都能成為這個民族的主人，使“國”從私產轉變為公器。這正是魯迅的偉大所在。如果能從這裏去理解爭論了多年的兩個口號之爭，就會正確的去理解魯迅之所以要堅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了。

由此也可測量出這位“歷史家”“學者”“大師”在“國”的認識上，也竟然是如此之淺！

18、芻議李敖九月的大陸行

有些媒體為李敖的大陸行，正在大力製造聲勢，炒作得沸沸揚揚。過去行兵打仗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李敖這次為了征服大陸，卻是自己穩坐臺灣，讓鳳凰的專利權和宣傳先行。什麼要在清華北大演講聲勢要超過連宋呀，什麼要十二美女手執鮮花夾道歡呼“李大叔，我愛你”呀，什麼有鳳凰高層劉長樂為之與北京協商聯繫呀等等。其實在此之前，華裔美人李文之離開住了四十年的美國遷居北京，未必不是與此無關。父來女先行，這幾乎是例行的規矩了。現在緊鑼密鼓將過，“大師”李敖是要出場了。不過，鑒於李敖翻手為雲，複手為雨進行政治投機的行徑，我們應該謹慎對待。所採取的態度當是：

1、???? 來者歡迎，但是政府不出面邀請；

2、??? 中央黨政領導不接見，著一民間團體招待即可；

3、???? 不安排在清華北大演講，可以允許其入內參觀；

4、???? 從中央到地方，一律以一般臺胞華僑回大陸探親規格接待。?

對李敖，不能只看和聽他現在的花言巧語，更重要的是看他善變的本性和政治掮客的作風。在臺灣投奔國民黨黃埔軍校後，當時正值炮轟金門，又屈居排長之職升遷無望，於是退役到地方，就轉而大罵國民黨以邀社會之寵了，這是一變。以後初投肖孟能時一貧如洗棚中如丐，當時視肖何如？後在肖有難以生命相托時，卻乘肖之危落井下石侵吞了肖的上億家產，又羅織各種罪狀投訴於國民黨法院，依靠國民黨的政權反而將肖投入監獄，後又驅之於國外漂泊，必置之死地而後快，人心何忍？這是二變。先以台獨分子自居，因此自稱是臺灣高山族人，與陳水扁親密無間稱兄道弟，極盡詬辱中國文化之能事，後見撈不到多大油水，於是又轉而大罵陳水扁的台獨（正因為李敖與台獨分子有著這種藕斷絲連的關係，所以直到最近在鳳凰上做的反對馬英九的節目中，依然是用李登輝、陳水扁過去罵馬英九的話來貶斥馬英九），這是三變。曾經向國民黨傳遞資訊，給胡秋原戴上紅帽子，現在又自居是“一個匪諜在臺灣”冒充“進步”的“左派知識份子”，這是四變。過去李敖是崇敬魯迅先生的，以後卻以魯迅先生為靶子，以訟棍的手腕，先歪曲再攻擊所歪曲的，這是五變。至於在其他方面，更是變化多端，就不用贅述了。說到李敖的“自由、民主、開明、進步”政治理念，除了用這個漂亮的幌子迷惑社會以外，。其實質如他所說，全是為自己報私仇和抱女人，是為他引以自傲視為生命“堅忍不拔”之“日用品”“消耗品”“裝飾品”的“雞巴”。

眼下八月將盡九月即到，且拭目以待，看李敖再如何表演，看可憐的李敖迷們如何瘋狂。

19、缺乏神洲文化的“神洲文化之旅”

現在是什麼什麼的“文化”最多，如吃飯有“食文化”，喝茶有“茶文化”等等；同樣，目前“之旅”也日益多起來了，隨便杜撰出一個名字，就會馬上堂而皇之的“之旅”起來。李敖是一個最擅長玩弄風頭的人，自然也就將“文化” 和“之旅”軋堆兒上了。

顧名思義，“神洲文化”包容的當然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了。既然是以“歷史家”自命，當然會“家”出類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新研究成果或歷史中新的發現來“之旅”的，或以頭戴“大師”“學者”之桂冠，“師”或“者”出類似“甲骨文淺析”的有益於後學的專著，來與神洲的同行相互切磋；再或如以“小學”的古文字學、古音韻學，訓詁學，或以經史子集諸子百家詩詞歌賦等類的某一方面研究成果，在有關高等學府的專業科系作此類的學術講演，或與此類學術界的同行相互交流。但是，不僅都沒有此類的活動，連略有“神洲文化”意味的處所，也不見李敖一行去稍作停留。李敖雖然說是“疲憊”，卻並沒有“疲憊”在“神洲文化”上。

或許“神洲文化之旅”，應只以“之旅”來理解。若非如此，那就是名不副實，又是李敖們一次商業政治性的炒作了。

忽然想起李敖“之旅”之初，就已經聲明此“之旅”是不談學問的。原先誤以為是謙虛，現在倒是真的了。那幹嘛要在頭頂上飄出這個迷人眼目的“神洲文化之旅”的幌子呵？白白地馬不停蹄地跟著泡了十二天。不知是我誤解了李敖的“之旅”；還是李敖又玩弄了“神州文化”一把。

20、談李敖“之旅”中的幾次討要

在李敖神州文化之旅中的另一個特色就是“討要”。如：

討要紅地毯。理由是克林頓、連戰、宋楚瑜等人都鋪有紅地毯，我李敖也應該有。由此看來，李敖在實質上，就不是來搞“神州文化”的，而是來搞政治販賣的。在北大的講演也不是被劉老闆事先協商好的“學術講演”，而是政治掮客的一次投機。如果像其他政治人物一樣，爭取到了紅地毯的待遇規格，就說明瞭這次政治“之旅”的勝利，否則，無異就宣佈了一定程度上的挫敗。雖然經過事前劉老闆的多方周旋，和李敖臨時當眾的發難，結果，當然還是令李敖不滿意的。這也是為什麼李敖在臨離開大陸的時候，宣佈自己要組建“泛紅”的“光明黨”的直接原因。以李敖的這種政治素質和思想水準，多半是空話一句而已。不說別人，即使是陳小妹也不會如政治潑婦呂秀蓮那樣，參加這個“泛紅”，作他的第二把手。畢竟像肖孟能那樣的書呆子不多了，縱使有，也不會輕易上他的賊船。所以可以斷言：李敖“泛紅”不起來。這次沒有討要到紅地毯，今後也肯定討要不到。

李敖也討要別人的笑。為此，李敖不惜杜撰連戰在女廁所背講稿的噱頭，以博取沒來由的廉價笑聲。而且自己是使盡了渾身解數，逗引大家笑。這倒也罷了。李敖還密切注意到坐在身後的領導不怎麼笑，因此在演講結束時，抑制不住心裏的惱怒提出了抗議，指出這位聽演講的在笑上存在的問題。李敖不是以自由主義者自居嗎？難道只允許自己要別人笑的“自由”，卻不允許別人有不笑和如何笑的自由？

除此之外，還討要過幾大媒體的即時報導、討要過報導要在頭版頭條發佈等等、是不是還討要過中央領導的接見，討要過與中央領導人合影，討要過。。。，因為李敖沒有好意思說，也就不便多說什麼了。

奇怪的是，身為“大師”“學者”“歷史家”的李敖，竟然壓根兒不提要和大陸中的諸位同行相互切磋學術問題，也不見大陸的諸位學者有去迎謁趨拜李敖的動作和意向。有一個人去也算是有一點點綴呵，可是一個人也沒有（只有一個武將呂正操，且是李敖要去求見而被拒。為了面子，李敖又在這方面做足了文章，歸罪於什麼“限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理由）。李敖為什麼不在自己行當內也討要討要？這正是你的業務範圍呵？是不敢討要，還是不屑討要？抑或是怕沾這個邊？如此的始終不討要，是不是與“大師、學者、歷史家”等等，名實不相副？從李敖這次“神州文化之旅”的整個過程來看，李敖的“之旅”並沒有什麼“神州文化”味兒，倒是使人突出感覺到，李敖活像用盡一切辦法討要政治籌碼的政治乞丐。李敖臉上雖然照樣有笑容，但是內心裏卻難免是空落落的。因為不僅在政治上沒有討要到什麼光彩，既使在“神州文化”及“之旅”的過程中，也同樣沒有討要到想要討要到的東西。

大失所望了吧？可憐又可憎的李敖。

21、李敖的“泛紅光明黨”

李敖在將要結束他的“文化之旅”，離開大陸回到臺灣之際。突然聲稱自己準備接受建議，回到臺灣以後要組建一個泛紅的“光明黨”。聽後的第一個感覺是：滑稽可笑，第二個感覺是：決不可能。第三個感覺是：仍然在搞政治投資。總的來說，都是政治掮客的套套。

單憑李敖的人品和政治信任度，連湊合出一個組建的班子就很艱難。既使是“陳小妹”，怕也未必甘願上他“泛紅”的套套，何況其他的人。

就一般而論，在現在的臺灣組建一個黨，當然並不是一件難事，三五個人或十幾個人，在一塊兒喝喝茶聊聊天，發或不發一個宣言，向有關部門申報一下，再登一個啟事，就可以算是組建成了一個黨。在目前的臺灣，這樣的黨就有一百多個，不過這些都不“泛紅”。那麼，就憑李敖近期自稱的“在臺灣的一個奸匪”，就能“泛紅”出一個“光明黨”？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李敖都沒有組建這樣的一個黨的政治因素和膽量。

李敖也明白這一點，之所以要這樣說，無非是要在臨走之前，要給大陸，給北京，其實是為李敖自己，留下一個想頭，相當於美人走出幾步之後，再在回眸中送過來一個秋波。終極目的是為了要別人不要忘了自己。可惜得很，李敖不是美人，雖然也曾急得展出過自己的裸體照。

如若不信，就請拭目以待：不論李敖回到臺灣的現在和以後，都必然“泛紅”不出一個“光明黨”來。

22、李敖的失落

李敖在2005年的“10月12日一個好的開端”“有話說”中，一面打腫了臉充胖子，說自己到大陸後“前面有警車開道”、“受到很禮遇的保護”、“有的時候馬路還清場，三條馬路，我只走一條，另外兩條也放空讓我先走過去”，哎呀呀，乖乖！這、這、這、“的確是高規格的禮遇”呀，哇塞！是“清”出了“三條”馬路呀，並且“復旦校園出現了一票難求的情形”，這真叫李敖及炮炒李敖者等一班人如何不樂開了花，這不禁使人想起孫悟空那種抓耳撓腮樂不可支的樣子，這些在李敖看來真是“風風光光”到酷絕，威風顯赫到酷絕，得意洋洋到酷而絕絕而酷的境界了。不過我也有點不明白，前幾年我曾應“抗日展覽館”等四個主辦單位的聯合邀請，去參加過一個分館的開幕典禮時，也曾經在北京看到過兩次迎接外國元首的所謂“清道”，也只是“清”出了一條馬路的中間，且兩邊的非動力車道和人行道，照樣是熙熙攘攘，更沒有同時再“清”出另外兩條馬路來“放空”。這不知是“大師”特有的令人費解的文風所至，還是不大懂白話文的句法，抑或是我受孤陋寡聞所拘。但是，我也不禁猜想，是不是李“大師”也參照了文革的手法，把對自己的接待“上綱上線”拔了尖了？還是也在這上面打腫了小老臉在冒充胖子？

不過這倒是次要的，李敖在這次 “有話說”中，主要還是為了夾雜於這類炫耀中的另一面，就是抑制不住難以明說的失落情緒。這在他欲言還羞的牢騷中，是處處可見的。如李敖借《亞洲週刊》文章以表達自己的失落，也就是借他人酒杯以澆自己的塊亝：“這天晚上的北京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七點的新聞聯播十八條新聞中竟沒有李敖登陸的絲毫資訊。次日，北京主流報刊的頭版也沒有李敖登陸的新聞”，在這裏是“十八條”之多呀，其中“竟沒有”“絲毫”是報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李大師的，而在第二天的“主流報刊的頭版”上，“竟”“也沒有李敖登陸的新聞”，這對李敖等人預想的效果來說，豈不成了咄咄怪事！更何況“以前來的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當天的登陸新聞都在頭版刊登有關的新聞”，李敖及炒作李敖的人，原是想要超過、蓋過這三個黨以轟動全球的，不料在新聞上卻“竟”是如此的冷落，更沒有哪一位中央級別的領導接見，雖然李敖的背靠上早已插了一面“神州文化之旅”的幌子，這叫李敖如何能不大失所望？如何能不在失落情緒中像小娘們一樣抱住醋醰子大吃起醋來！於是李敖在失落中就要想入非非了：“警戒你李敖從臺灣來了，你講的話是不是有使我們覺得彆扭的，或者不妥的”、“對李敖講的話事先掌握不到”。這裏又再現了李敖信口臆斷的一貫作風。你怎麼知道三個黨的領導人，事先將自己要講的內容讓北京“掌握”了？照此邏輯推斷，美國的總統等人的在華演講，也是事先讓北京“掌握”過？這種荒誕無稽的臆斷，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實際上，要讓北京早早掌握講演內容的是李敖本人。李敖不是在臺灣的時候就不止一次地宣佈講演的題目是“一個奸匪在臺灣”嗎？這不是主動要讓北京“掌握”是什麼？之於以後為什麼又另改了題目，大概是到北京運作以後的事情了。另外，李敖還在自詡“一票難求”的同時，仍然在失落的牢騷中埋怨說：“復旦大學請我去，學校事先都不發消息的。知道我李敖來的人就來了，不知道的，學校不告訴你們”。李敖還在臺灣的時候，這裏對他要到三個大學講演，早已炒作得沸沸揚揚盡人皆知了，在大學裏會有人能不知道嗎？如果是這樣，縱使報載的鳳凰高層精於公關運作，也難製作出“一票難求”的效果。在這裏也要提醒一下：去聽的人絕不會都是“粉絲”，各種不同情況的人都有。正如去北京天橋聽相聲看雜耍，真是為了欣賞的，怕也不過是十分之二三罷了，中國人有個愛看熱鬧的老習慣，我想去看看熱鬧解解悶看看猴耍和耍猴的恐怕還是多數。李敖說復旦不通知學生，意在說學校當局封鎖了（？）他來校講演的消息，這合乎邏輯嗎？李敖把這些子虛烏有的臆測都歸之於：“對我李敖有一點點防範”“有一些疙疙瘩瘩，有一些誤會” “會受到一些過分謹慎的朋友們過多的解讀” ，因而李敖就感覺到“被禮遇的過程裏面有一點點怪怪的”。其實以上種種，都是李敖的失落情緒在作怪。這不是小知識份子的患得患失，而是如李敖“大師”失意政客的心態失衡表現。這就難免要使李敖在這次的“有話說”中，再真實地留下了他的弦外之音，，雖然李敖一再聲明： “我沒有把這種理由往上推，說怪罪什麼什麼” 這其實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實際上卻總是在隠含著與“上”不無關係。尤其在“我想拜訪一個開國的老將軍，叫做呂正操”而遭到拒絕的記敘中，說得更是明明白白：“呂正操將軍托他的女兒轉告出來這段話，他希望我下一次去的時候能夠見到他”，這裏“轉告”倒也罷了，這裏的“出來”又意味著什麼？“下一次去的時候能見到他”又意味著什麼？在李敖著意渲染的氛圍和背景中，自命為“大師”“學者”的李敖，能不深知 “轉告”“出來”“能夠見到他”的特有含意和分量？也許是為了安慰和彌補李敖的這點失落，在閉幕時和閉幕後，就由央視、香港、臺灣三地，分別採訪了李敖，尤其是香港和臺灣的“陳小妹”擠出了全部的熱量，為李敖的“神洲文化之旅”鼓掌喝彩。

早在今年的8月25 日我寫的“芻議李敖九月大陸行”中列有四條建議，只有一條未能言中，就是拒絕李敖到大學講演。其他三條是都為我言中了的。謂之“言中”，是表示並不是有人看了“芻議”後才採取的這類行動，而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於此亦可證明，大陸的人並不都是好愚弄的。這也使我想起了一位叫shishafei的網友，他曾經購買了李敖的34本書，當然本本都是認認真真看過了的，此外還借閱過李敖寫的另一些書，應該說對李敖是有了一定的瞭解的，結果是越看下去，李敖越叫他“失望”，終於由佩服轉而為批判。我堅信，今後明白李敖為人的人，瞭解李敖品質的人會越過越多。心甘情願被愚弄的人會日漸稀少，“鳳凰臺上憶吹簫”，就讓李敖和炮炒李敖的人以及有著某種共同利益需要的人，好好在鳳凰臺上自拉自唱自吹自樂去吧。

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有更大的失落在後面等著李敖，不信，不妨慢慢走著瞧！因為，不管是已往的歷史，還是今後的歷史，都會證明：是真的終究假不了，是假的也終究真不了！而攪起的沉渣，打幾個旋後，終歸還是要沉入它原來的地方去。李敖的失落，就在一定的程度上說明瞭這一真理。

23、對李敖“雞巴”說的糾正

李敖把《詩經》中的“狂童之狂也且“，斷句為 “狂童之狂也，且”，又別開生面地譯為 “狂童之狂也，雞巴！”。李敖之所以要把“且”譯為“雞巴”，據他說，是因為“甲骨文牌位就是木主，它的形狀，就是一個典型的‘且’字形狀”。它是“表示男人生殖器的文字”。“主（牌位）‘且’字明明是像男人生殖器的形”。並由此斷定：“中國人搞生殖器崇拜”，是“早在五千年以前就開始了”。並進一步發揮“隨著這種崇拜的越來越進步，這種文化（注意！李敖在這裏所特指的是雞巴文化）也就越來越成為精緻文化（本著李敖的立意，應該理解為“精緻的雞巴文化”）了。其登峰造極（是指雞巴文化的登峰造極），是中國人拋棄了石而改用玉，就是用玉制做男人生殖器，它的專名，就是‘圭’。‘圭’是典型的男人生殖器的造型”。李敖的這種奇思妙想沒有到此為止，還要繼續沿著這個“雞巴文化”“奇妙”下去：“於是大家比誰的生殖器大、誰的老子生殖器大，而以‘圭’的大小，像征權位的大小”。李敖的意思是：誰的雞巴大，誰的權位就大，依據李敖的這種雞巴理論推下去：那就當然是歷朝歷代的皇帝的雞巴都是最大的，宰相的雞巴就要小一點，如此依次類推到草民們，就個個自然成了沒有雞巴，或是有也只能是小如花生米大的了。於是到了文章的結尾處，李敖就禁不住“嗚呼”感歎起來了：“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在我們這種專家（“這種專家”在這裏當然也是承上特指的“雞巴專家”）眼裏，文來化去，不過如是（“是”為承上的“雞巴文化”的指示代詞，意為：中國文化就是雞巴文化）耳（罷了）”！

《詩經》中用“且”的地方相當多，尤其在今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等地方古國的詩歌中。“且”大多時候是作語助詞，現在叫語氣詞。它也和文言文中的其他語氣詞一樣，可以在句尾，也可以在句首，還可以在句中。以其所在句中位置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作用和感情色彩。作賓語代詞的少，如《詩經。周頌。臣工之什。有客》中的“有萋有且”，“且”就在動詞“有”的後面，起到了賓語代詞的作用。翻譯成普通話是“有盛大的場面有壯大的陣容”。依照李敖的“且”是“雞巴“，就要將“有壯大的陣容”，譯成“有大雞巴”了。如此譯，雖然新奇有趣，卻和宋徽子朝拜周王神廟而備受群眾歡迎的熱烈而又十分隆重的氣氛一掃而空。如果在兩個同樣的詞性之間，“且”應該譯為“又”，如《詩經。周頌。商頌。殷武》中的“壽考且寧”，就應該譯成“武丁長壽又國泰民安”；如果把這裏的“且”也譯成“雞巴”，還怎麼能用來作為祭祀殷高宗武丁的祭祀歌曲？“且”用在句尾的較多，如《詩經。小雅。小旻之什。巧言》中的“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就只能譯成“遙遠又高高在上的君王，你是臣民的父母呵”，這裏的“且”如果依照李敖的“雞巴”說譯成“你是臣民的父母雞巴”，還像話嗎？之於李敖例句中的“狂童之狂也且”中的“且”，也同樣應該譯成感歎語氣詞“啊”，因為李敖用“雞巴”表達的意思和感情色彩，在“之狂”中已經充分表達了。

李敖在這裏戲弄了《詩經》，也戲弄了中國文化，並以此炫耀他自己是“這種”雞巴文化的專家。真正的用意，是以此污蔑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全盤地否定了中國的文化。李敖在寫這種文章的時候，大概正處於認祖臺灣高山族自稱是臺灣人的高燒中吧！

《詩經》中的“且”，在詞義上不是“雞巴”，在讀音上也不唸“切”，和“居”。這兩種讀音都是演變到中古以後的音，《詩經》中的“且”應該是春秋時期的上古後期讀音。上古後期的聲母韻母的劃分雖然都有分歧，但是在上古後期的聲母中沒有今天普通話中的jqx ，只有gkh，上古後期韻母中也沒有今天普通話中的（ü），，只有今天普通話中的（u）。這是現在的音韻學界都認同的。此外，在汪榮寶先生發表的《歌戈魚虞模古讀考》的結論中，對上古後期韻部的音值，有以下的意見，是很值得重視的：“唐宋以上，凡歌戈韻之字皆讀（ā），不讀（o）音：魏晉以上，凡魚虞模之字亦皆讀（ā）音，不讀（u）音或（ü）音也”，也可以理解為：現在的（ü）。在上古後期都可以讀為（ā）。依照上面的認識，就可以將普通話的“且”的聲母發為《詩經》時期，也就是上古後期的g或k聲，把“且”及以“且”為聲部構件組成的字如：笡、趄（今音qie平聲）、姐（jie上聲，今之大姑小姑，即為上古後期的大姐小姐）、租徂菹詛阻組俎祖粗殂（今部母(u)///咀苴狙疽趄沮齟鉏（今部母是（ü））的韻母發為（ā）韻，如果把這種認識作為復原上古後期聲與韻的規律，就可以發音為“嘎”或“卡”，如果聲母的發音輕而短，又以重讀拖長響亮地突出韻母（ā），所發出的音，就會基本上類似今天普通話中的感歎詞“啊”了。所以，從古音韻學上，也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探索出句尾的“且”在上古時期不是李敖所強解的“雞巴”，而是上古時期的感歎語氣詞。在迄今所有的字典和詞典上，對“且”所組成的字和詞，都有多種不同的讀音和詞義，還有一字多音的情況。這是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的社會現象，是適應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有它約定俗成的社會合理性，所以，不能像錢玄同一樣，要求今人按上古後期的聲韻去讀中古至現在的作品。但是當理解上古後期作品如《詩經》的時候，就應該知道這種情況，以避免如李敖一樣振振有詞地把上古後期的感歎語氣詞當成上古後期的“雞巴”。

從甲骨文的字形上看，“且”也完全不是李敖所認定的“雞巴”象形。在商和殷商時期的甲骨文中，“且”是一個上尖下齊的矩形框，在框的上部或中部或下部，有兩條橫線（只有一條橫線的極少），也有在兩條橫線的上下格中各放進祭肉的構件（有的文字學家釋為“宜”，欠妥）。到了西周，下麵原是齊整的端線，卻向左右兩側伸了出去（在農村和邊遠地區家庭中的長條形神案上，也仍然還是供奉有這種形狀的祖宗和先人的牌位），於是就以這種字形為主發展到春秋戰國（下端齊的就極少了）時，在橫線下麵又多出了表示是桌腿的兩條豎線，意味著此時已經有了供奉的“神案”。

“且”最初的形狀，只是一個供先民祭祀用的高高的土臺子。以後又有了表示承載祭祀品器皿，和器皿中祭品，以及表示酒一類液體祭品的向下滴落，這就是出現在殷時“示”的字形。即在直立的矩形頂端，有兩條橫線，在直線的兩邊，各有下垂的一點，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就演變為水流動的波浪線。不過，在殷商和西周的甲骨文拓片上，“示”的主流字形，已經簡化到不能再簡的地步：成為上面只有一橫線下麵只有一豎線的形狀了。它和簡化的男人生殖器不同的是：“示”的橫線在上面，男人生殖器的橫線在下面。

“示”是“土”的發展，“土”是“示”的前身。

中國的甲骨文很有可能是始創於原始社會的母系社會時期，從殘留至今的甲骨文字形中可以得到證實，也可以從發掘出的石器墓葬中女屍頭骨旁的石犂得到證實。那麼甲骨文就是始創於一萬五千多年前，“示”等在甲骨文上的字形，也和外國的巨石陣的形態類似，兩者祭祀的性質也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中國的母系社會中的母親們，是將它建立在甲骨文中。

說了“且、土、示”的字形和它們之間的演化關係，下麵就說說它們所象形的意義。“且、土、示”等意味著高貴和尊嚴，因此，殷的帝王才願意以它為名，如“相土”，如“丁且”“辛且”，如廟號“翌且甲”等。所以“示、土、且”都與李敖說的“雞巴”毫無關係。中國先民們所祭拜的就是這個“示、土、且”的本身，因為它代表了養育這個民族的大地和自然。當歷史進展到父系社會時期，為了突出父權，就將被祭拜的“土”的兩橫上下顛倒就成了“士”，此字形也同樣與“雞巴”沒有任何關係。“圭”更不是如李敖所解釋的是甲骨文中的“大雞巴”。“圭”出現在西周時期，這個時期的玉製品已經是相當精緻的了，不過不是如李敖所說的是用玉“精緻”出“圭”這樣的“男人的生殖器”，李敖原文是：

“隨著這種崇拜的越來越進步，這種文化也就越來越成為精緻文化了。其登峰造極，是中國人拋棄了石而改用玉，就是用玉制做男人生殖器，它的專名，就是“圭”。“圭”是典型的男人生殖器的造型。中國人崇拜男人生殖器，統治者父死子繼，當然更崇拜得不亦樂乎，於是大家比誰的生殖器大、誰的老子生殖器大，而以“圭”的大小，像征權位的大小”。

只有像李敖這樣的“奇人”才能寫出這樣的“奇文”！而是將“圭”用作廟堂之中，兩國之間，和隆重的祭祀天地諸神和祖宗與婚禮上的禮器。因為貴重，舜的後代國名才取為“圭國”，鄭穆公的妃子才名為“圭媯”。按照李敖“精緻”的雞巴理論，舜後代的國名“圭國”就是“雞巴國”，鄭穆公心愛的妃子“圭媯”也應該是“雞巴媯”了。如果再將李敖的見了豎直如“且”如“圭”的形狀，就認定是雞巴、大雞巴，那麼許多國際上頂級的摩天大樓，不也都成了頂級的雞巴了？成千上萬的人們，豈不也都是每天進進出出在頂級的大雞巴裏？再推而廣之想一想，全世界的人（當然也包括李敖），就都生活於無處不在的雞巴叢林之中了？其實，官員們所執圭板的長短大小是用以區別官職級別高低的，李敖卻異想天開用來決定執圭人的雞巴大小，因此就認為權位高的就是雞巴大了。如此解釋甲骨文的，古今中外，李敖應該是“五百年內”，不，即使再擴大到五百年外，也算是第一人了。甲骨文中有沒有“雞巴”？有的！單獨出現時的形狀是有陰莖，龜頭、和在陰莖根部代表大腿根部的兩條弧線，。在以後的簡化過程中，代表大腿根部的兩條弧線連接成了一條水準的直線，陰莖部分也相應簡化為豎立的直線。當其出現在男人和雄性動物身上的時候，水平線就被省略掉，只留下一根直線，如甲骨文中的“尿”字，就是一個側立的男人小腹上向下斜伸出一條短直線，再沿著它的指向，“尿”出一行表示是尿液的虛線。此外，在表示是雄性動物的腹下，也同樣有著這條直線。在甲骨文拓片中，也就因此有了只用這條直線代表男人生殖器的這個構件，如果不放在小腹上，簡化“雞巴”的這一豎一橫（有時也只有一豎直線），就正正規規地放置在小腹下麵。當它和其他構件在一起組合成另外一個甲骨文字的時候，形狀就相應地簡化，如“宮刑”的簡化，就是除了有陰莖和龜頭外，又在陰莖根部有兩個代表睾丸的小園圈，以突出“宮刑”的對象。再在它的旁邊放一把刀，這顯然是一個會意字：由此字看來，在上古父系社會時期已經有了宮刑的刑罰，

總之，簡化的雄性生殖器，不是來自於“且、土、示”，而是源於雄性生殖器的本身。由此也證明瞭，“且、土、示”不是“雞巴”，中國的祖先崇拜的是大地和自然，而不是“男人的生殖器”。

綜上所述，不管是洋人說的，還是如李敖這類“雞巴”專家說的，認定中國人是在“五千年前”就是“崇拜和供奉生殖器”的民族，都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瞎說。是對中國甲骨文不懂裝懂的強作解人。李敖在他的文章“結論”中，還裝腔作勢感慨地說：

“ 嗚呼！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在我們這種專家眼裏，文來化去，不過如是耳！”

那麼不妨也在下面，為李敖的這類文章也感慨一下：

嗚呼！李敖大師，李敖大師，在我們這些普通人眼裏，大來師去，不過如是耳！

24、甲骨文中的男性生殖器

注：下麵的內容，是回答網上的，因有所增益，故並附於此，供參考。

從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等到臺灣的學者吳稚輝、“名流”者也李敖，到當代大陸的某些教授們，在他們口舌生津談及甲骨文中生殖器的時候，總是強作解人訓釋皆誤；尤其引而申之胡說中國是一個崇拜男性生殖器的民族。尤為荒謬，全無是處，此種謬論流毒至今。實有澄清必要，故不揣譾陋，簡釋於後。

人的生殖器，就和人身上的眼鼻耳口舌等一樣，是人身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器官。它的重要性更遠勝於其他的器官。所以要以正常心態認真的態度來認識、訓釋甲骨文中的生殖器。

在甲骨文拓片上有一個象形的男性生殖器。有陰莖和龜頭，在接近龜頭的陰莖中間有一表示精液的短線，在接近陰莖根部的位置處，有兩條向左右分開的弧線，是表示男性的大腿根部。它宛如現在拍攝下來的真實形象。在以後長久的文字實踐中，表示大腿根部的兩條弧線演變為平直的橫線，陰莖和龜頭則演變為由上而下的豎線，構成了現在似丁字尺的形狀。這就是雄性的幑號、構件。在甲骨文中凡是表示雄性的動物，其腹下必然放有這把丁字尺，如牡牛公豬、公狗、公馬、公牛等。或則將丁字尺的橫線去掉，只留下一條豎線成了一根直棍，徑直與雄性動物的腹部連接。如“尿”的甲骨文就是如此，在側立人的小腹下麵伸出這根直棍，然後再順著直棍的趨向延伸出一串虛線，表示流出的尿液；其他雄性動物也是如此，不是再放丁字尺，而是直接在下腹部的位置，斜伸出這根直棍如公豬。這在文字的運用上，當然就比放丁字尺更簡潔方便了。

高本漢等人是錯誤地把甲骨文中的“土”當成了男人的生殖器，上古祭祀天地地的地方是一個高土臺，在接近頂端的部位慢慢向裏收成一個斜坡，約略像現在的酒瓶，到了頂端就是一個放置祭品的平面。反映在甲骨文中，有時是在兩豎線上平放一條橫線；有時是從兩條豎線頂端向裏收成尖屋頂狀或成拱券狀（至今邊遠山區長條神案上的“祖宗靈牌”就是它的遺存）；還有的時候是在橫線上再劃一短線表示是祭品；大多的時候，簡化成一條豎線，然後在一短一長的橫線下麵，即單豎線的兩邊，各有一或二條向下的短線，表示祭品如酒一類從祭台上滴流下來的形狀。現在的“示”字就基本上保持和反映了這個形狀和意義，與外國保存至今用作祭祀用的“巨石陣”，有異曲同工之妙。它不是男人的生殖器而是祭台。因此中國人所崇拜的也就不是男人的生殖器。高本漢和李敖等的這種認識，並不是來源於甲骨文的字形，而是他們先就有了一個主觀的願望，然後再牽強附會到沾點邊的甲骨文上尋找類似，以成其說。或則為媚世惑世欺世，或則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或則如李敖既為了媚世惑世欺世，又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李敖在臺灣民進黨氣盛的時候，曾經不遺余力拐彎抹角地論證自己是臺灣高山簇人，是臺灣本土人。而不是中國人，因此就從“且”與“圭”上，歪理邪說中國人是崇拜男人的生殖器。李敖在所謂“讀盡天下書”後說：

隨著這種崇拜的越來越進步，這種文化也就越來越成為精緻文化了。其登峰造極，是中國人拋棄了石而改用玉，就是用玉制做男人生殖器，它的專名，就是“圭”。“圭”是典型的男人生殖器的造型。中國人崇拜男人生殖器，統治者父死子繼，當然更崇拜得不亦樂乎，於是大家比誰的生殖器大、誰的老子生殖器大，而以“圭”的大小，像征權位的大小”。

這位自封為“歷史家”“學者”“大師”的人，竟然從歷史中發現，中國人是以生殖器大小，來決定“圭”的大小和官位高低的！還有什麼比這話更荒唐更胡說八道的了？！在李敖文章的結尾處，還以感慨的口吻，足足地嘲弄了中國人和中國人的文化：

“ 嗚呼！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在我們這種專家（xuedl注：“這種專家”者即“雞巴專家”也）眼裏，文來化去，不過如是（xuedl注：“如是”意指中國文化就只不過是雞巴文化罷了）耳！”

在這種輕蔑的語氣裏，李敖還有一點中國人的氣味嗎？李敖在這裏，不僅是為了媚世，更主要的是要以此羞辱中國，以媚臺灣的當權者，以鞏固自己“臺灣本土人”的地位，以企圖從生殖器上，撈取自己在政治上的好處。現在當然隨著時局的變化，又孽變成“在臺灣的共產黨”了。似乎暫時不再在雞巴上玩弄政治了。下麵再說說與生殖器有關的性活動。

性活動，不管是人還是動物，都主要是雄性的性活動，因此有關進行性活動的詞，都主要是指雄性的性活動。甲骨文中的“尻”形狀，是一個側立的男人向前伸出手，向後向上撅著屁股。為了突出這一活動的特點，又在撅起的屁股上面，高高的添加了一條弧線，尤如一只小鐵鍋扣在屁股上，意思很明白：“尻”就是指男人屁股的活動，如：。《康熙字典》上的注釋：

“尻廣韻、集韻、韻會：並丘刀切，考，平聲”。前面說的“丘刀切”，就是用丘的聲母Q和刀的韻母ao相拼。根據歷史音韻學的規律，這裏的Q應該轉換為K，也就是kao的平聲音。這用的是反切注音法，後面的“考，平聲”是用的直讀注音法（“靠”是去聲，不能代替“尻”的正確讀音）。至於“肏”“操”等字，或是因方音，或是因地域而略有不同（“肏”在徐仲舒主編的《漢語大字典》裏注音是cao（注意者可能是北方人，南方人的“肏”是“日”音），而“操”的聲韻是cao，嚴格地說，二者的本音都應該是“考，平聲”。但是，約定俗成，社會上都說成“日”和曹操的“操”也就不能算錯。何況連名人余秋雨還是一個認字只認半邊的教授哩）。與男性生殖器有關的就簡略的說到這裏。

25、甲骨文男性生殖器的補充

1、“尻”甲骨文字形是，是“象形”，如果將屁股上扣的小鐵鍋也作為一個構件，就應該是“會意”；但楷書“尻”卻是“形聲”，“屍”是形，“九”是聲。“九”在上古不唸“jiu”，而是唸“gao”，也就是某些方言裏“搞女人”的“搞”；但在另外一些方言裏，G是經過“傍轉”後為K聲，就是保存到如今的“kao”了。這和上文說Q轉為K是一致的，轉換以後都是“kao”音。不同的是，在音韻學上，前者是“對轉”，後者是“傍轉”。

2、前文說到男性生殖器，不是西方漢學家考證的“土”，也不是李敖胡扯的“且”和“圭”，也不是武漢一位大學教授訓釋的“食色性也”中的“食”。為了進一步證明前文中所舉男性生殖器形象的正確，再舉一個旁證。甲骨文中還有一個“琢”，詞義是對男子施於宮刑，甲骨文字形是：，左邊的構件是男性的生殖器，一個沒有睾丸，一個有睾丸，右邊的構件都是一把刀。所表示的意思就是對男性進行“宮刑”。生殖器根部兩邊有兩個小園圈的是睾丸，是宮刑的準備階段；沒有小園圈的自然是宮刑後的狀態了。這裏也充分說明瞭“土、示、食、且、圭”等等不是男性的生殖器。由此產生的所謂“中國人是崇拜男性生殖器的民族”之說，還能繼續欺世惑眾嗎？

3、前文中說中文拼音中的cao。也就是kao，這在歷史音韻學中是可以找到它們演變軌跡的。不過現在說成“日、操”也不算錯。音韻總是在社會發展中發展的。前文因為是從甲骨文的角度涉及到音韻的，就免不了要談歷史上的讀音了。不然，道理就不容易說抻妥。

4、男性生殖器的名稱也不少。文雅一點的有“勢、陰莖、前陰、男性生殖器”；中性一點的有“鳥”（甲骨文是，從鳥形的頸與喙來看，頗似未曾勃起的狀態，因此也就以此表示了對男性的輕蔑與羞辱），小男孩子的為“雀雀”（意謂小鳥）；粗俗也就是較為通行的有雞巴（“大師”如李敖就是口口不離的）、球、球、屌、玩意、傢夥、那話兒、杆子、垂子、命根子等等。其中，有些是引申意如“命根子”等，有些是借用如“球”等。“球”原來並不指男性的生殖器。《辭源》上說“球”，“即鞠丸，古代習武用具。以皮為之，中實以毛。足踏或杖擊為戲”。《康熙字典》上的大概意思是：球，也就是古時候的“鞠”，是黃帝為了練兵所造。是“以皮為之，中實以毛”，稱為“蹴鞠”“踏鞠”，類似現今的足球。可見“球”解為男子生殖器，純粹是借用。

似乎還要說說：當“鳥”是指生殖器的時候，不能唸niao，《康熙字典》注音是“都了切”和“丁了切”，是中文拼音的“diao”即“屌”。現在對這類“鳥”都唸成“niao”，大約是以顯示文明和文雅吧。但是卻失去了人物的性格。《水滸》中李逵嘴裏的“什麼鳥男人”譯成今天的話，就是“什麼雞巴男人”，唸成了“niao男人”，就不知所云為何物了，李逵粗魯豪爽的性格也因之消失了。再如《聊齋。仙人島》中女主人公芳雲，為不聽話的丈夫治療“前陰盡縮”時，“乃探衣而咒曰：黃鳥黃鳥，無止於楚！其丈夫不覺大笑，”，“笑已而瘳”。這裏的“黃鳥”就不能唸成《詩經》中的“niao”，而要唸成”黃diao”，如此才能襯托出夫妻間的融洽與芳雲的諧謔。

5、是的，“土”也是簡化為丁字尺，但是，它只能簡化至此為止，且一概用在祭祀的地方；男性生殖器簡化的丁字尺，還能繼續再簡化為一根直棍，且一概用在雄性的小腹部。即使都是丁字尺時，因為用的部位和所處的環境不同，也是一見便知，是十分容易辨別的。

6、世界上有崇拜或男性或女性生殖器的民族，我們不應該就因此認為是他們的羞辱和落後。只能表明他們對繁延本民族的重視，和他們充分認識到生殖器的重要。因此，其他的器官可以暴露，這個器官卻要認真地遮擋起來，主要的用意也是為了刻意保護，並不因為它是見不得人的“羞”處。我們由此還可以在李敖從“且、圭”上，牽強附會認為中國是崇拜生殖器的民族後，便在自我感覺良好，自視是優於中國人的“臺灣本土人”的得意中，在李敖因此就飄飄然“烏乎”起來的神情中，充分看出了這個政治小丑的滑稽與下作。

7、在甲骨文中，還有相當多的不能確定的字，即使有些甲骨文字已經為名家、專家確認了的，也還是有異議的。同樣一個甲骨文字，在甲書作甲種意義，在乙書裏又作乙種意義，到了丙書裏又是丙種意義。在目前條件下，是無法避免的現象。但都是嚴肅認真的，有的一個甲骨文字，是經過三代人的刻苦鑽研才有了結論的。所以，對甲骨文有不同的訓釋是可以的，但不能如李敖那樣的胡扯。

26、“也”字不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形

李敖在《也也也也也》中，除了重複前人的“也，女陰也”外，就用“五百年”內寫白話文第一人的水準，將其翻譯成“也，女人的屄也”；此外，就是在不經意間，洩露出了李敖在基礎知識上的欠缺。如在“這個‘也’字，在古文（古籀文）中，象形尤其明顯，它包含女性生殖器的大小陰唇和陰蒂，一看就知道像的形是什麼”中出現了錯誤。在這個問題上，zycc先生是說得十分清楚的：“許慎《說文解字》以小篆為正字。。。又收兩類異體字，一類稱古文，指古文經中與小篆不同的字，這是地區性的差別；一類稱籀文，指《史籀篇》中與小篆不同的字，這是時代的差別。西元前 220年，秦始皇帝按李斯的主張統一文字，首先是省改秦國自己的文字，然後再推行到各地。學者把省改前的稱為大篆，省改後的稱為小篆”。李敖錯將來源不同的古籀文和古文，即有著“地域性的差別”和“時代的差別”合二為一了。另外，在“它包含女性生殖器的大小陰唇和陰蒂，一看就知道像的形是什麼”也錯了。籀文“也”的字形，是向右下伸出的代表軀幹的弧形線，連接在“燕”字頭下的短橫上，其長度約是“燕”字頭的一倍半，由此“也”的形態看得出，它是完全沒有李敖所沾沾自喜的“女性生殖器的大小陰唇和陰蒂”的象形；再來看看“古文”中的“也”，似乎有些像李敖所欣賞的“包含女性生殖器的大小陰唇和陰蒂”。其實不然，因為：一、是年代不同的問題。李敖說的是《詩經》中的“也”，是首先流行於夏商而後被搜集整理於西周初期民間歌謠中的“也”，而不是在其後幾百年才出現的古文中的“也”，所以是不能用古文中的“也”替代《詩經》中“也”的。考究上古後期“也”的字義，應當以甲骨文的字形為准。不能為了能夠自圓其說，就在其後幾百年裏，尋找出一種適合自己觀點的“證據”。二、是概念混淆的問題、籀文是狹義中的秦大篆，是上承金文下啟小篆的文字，是不能和甲骨文、金文混為一談的。它是屬於廣義大篆中的一種，因此籀文不能等同於廣義的大篆。在廣義大篆裏包括有甲骨文、金文、籀文、泥封文等、其中以現在發現的甲骨文為最早，而在籀文與甲骨文、籀文與廣義大篆之間，是不能劃等號的。

在甲骨文拓片和有關的資料中，似“也”形的“蟲”形（三角頭和或S形或S形帶有尾鉤的軀幹），早在夏商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的，到西周就在三角頭部左右各加了一點，突出了毒蛇鼓出毒腺的特點，到了春秋戰國，就把頭部簡化為箭頭似的三角，軀幹則保留S形帶尾鉤的形態，“蟲”是父概念，其下的就是子概念，如把老虎叫大蟲，把蛇叫長蟲，把細小的蚊子叫蚊蟲等。“蟲而長”的“它”，當然是蛇、蟲的異體字，在形態上與“也”不同的是，在它的兩豎曲線中間又多了與之等長的一條豎曲線，這種字形是主流；但是也有將中間的豎曲線，簡化為似點狀的一短豎，這就成了李敖所說的“陰蒂”，兩邊的長豎曲線簡化為兩豎線，也就相應的被李敖“一言九鼎”成了“陰唇”。這些都是“它”而不是李敖所認定的“也”的特點，更不是李敖所樂道的“女人屄也”。

在甲骨文拓片上，“女陰”是有的，不僅有，而且是女性生殖器的全部。它的整個形狀就像倒放的一個葫蘆。上部的葫蘆肚是子宮，內有一點是胎兒，下部葫蘆脖是陰道，再在葫蘆脖“口”內放進了向外用力擴張的一雙手。華東師範大學的李圃教授釋此為“娩”，詞義近似，但是不夠確切，應該釋為“難產”（郭沫若錯釋為“冥”，大約是以其幽暗不能見光之故），理由有二：一、既然是雙手將陰口道向外擴大，顯然是子宮中的胎兒不能產出；二、此字形是出現在女性生產過程的“祭祀”中，如“婦妌（或是婦好、婦婐、婦壴等）娩，燎（祭祀）於東三豕三羊（或是屠狗殺牛多少只）”，此類因為難產而進行的祭祀，有的還連續進行了兩次或三次後才順利產出的。根據這兩個方面的情況，釋為“難產”是更為恰切的。

由“娩”或是“難產”的甲骨文字形，可以從而推知“象形”“女陰”的就是這個倒放的葫蘆。而不是“也、它、”之類。在甲骨文中用這個倒放的狀似葫蘆形構件造字的，除了用在女性生殖器上以外，就是在葫蘆肚裏放進牛、馬、羊、豕一類，成為“牢”和豬圈羊圈馬圈，大約也是取義於“難產”之難出的緣故吧。

現在將上面的意思概括為：一、“也、它、蟲”都不是“女陰”；二、甲骨文中的“女陰”是“娩”或“難產”中形似倒放葫蘆的構件；三、李敖的錯誤，是因為欠缺這方面的基礎知識所致。

27、李敖強解《易》

把竹簡穿在一起，在“穿”的過程中，自然要根據中心思想表達的需要和上下意義的關聯進行“編”，其中自然也就有了“編輯”的意思。今天的“上編”“下編”和“卷”都是根源於此。而不是李敖所解釋的“韋編”是“捆書的繩子”。“三絕”也不是李敖解釋的“斷過三次”，而是：斷過多次。這裏的“三”不是確指，在實際生活中，也不可能恰恰是“三次”，應該解釋為“多次”，才能反映生活中的真實情況，表達出了孔子學《易》的勤奮。李敖在文章中引用“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後，說“這段文字是很可疑的。因為整部《論語》中，根本沒有這類喜《易》的記載”，誠然如是，那麼，李敖是從什麼地方“引”出“我於易則彬彬矣”來的？是否又是為了引人注意才這樣自編自導自演的？據楊伯俊先生的統計，在整部《論語》中，用“彬彬”的只有一處，即“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就是說，在整部《論語》中，不存在李敖的“我於易則彬彬矣”這樣的句子。因而，李敖的“可疑”，也是向虛空中耍的一個槍花。

“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李敖據陸德明《經典釋文》的“魯讀‘易’為‘亦’”，於是因而斷句為“假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且不說“讀易為亦”是陸德明的音訓還是義訓，單以李敖的斷句“五十以學”而論，就是十分荒謬的。既然在這種斷句中否認了孔子的學易，那麼，“假我數年”以後“學”的是什麼內容？難道孔子在五十以前就壓根兒沒有“學”任何東西，要等到“假我數年”的五十以後才開始“學”？李敖是為了否認孔子與《易》的關係，就編造出這類離奇古怪不能自圓其說的東西，既不顧《史記。孔子世家》中孔子學易和授易的記載，也不顧臺灣南懷瑾書中引用孔子說的“玩索而有得”的學易經驗。此外，李敖文章中的“韋篇三絕”當是“韋編三絕”之誤。上面的這些謬誤，作為“讀盡天下書”的“學者”和“大師”，都是不應該有的。這種謬誤的出現，只能說明李敖心浮氣躁信口開河的毛病，不是認真做學問的料。

在李敖對《易》的解釋中，不僅否認了孔子與《易》的關係，也否認了《易》的哲學意義。如李敖在解釋《易》之所以為《易》時說：“每在新蔔之事與所現之兆相同的時候，就可以援用累積的結果，不必再重複了。這種蔔的方法，比以前方便，所以叫《易》”。是“比以前方便，所以叫《易》”嗎？《易》的精髓，在李敖的這種解釋和定義中，是完全被這種“新說”，閹割得蕩然無存了。

在甲骨文《易》的字形結構裏，充分表達了上古時候對《易》的理解和定義。這個字形最初是由上面杯子的水逐漸注入下麵杯子的水中而構成的。整個的過程，都體現了隨時和處處都在變易之中的哲學思想：杯子的方位在變易，正在傾倒的水流在變易，兩個杯子中的水位在變易等等，由這種不斷變易過程的客觀存在構成的《易》，才是真正體現了《易》的哲學思想，也以此表達了《易》的定義就是“變易變化”，而不是什麼“簡易”。

迄今解《易》的有四千多家，而似李敖這樣強作解人的強解，恐怕算是空前的了。由此可以知道李敖也是學了《易》的，只是沒有吸收到《易》的精華，且為學態度又不夠老實，因此就不得不杜撰一些花裏胡哨的“奇談怪論”來迷惑世人了。

28、由李敖想起了《易經》

之所以會由李敖想起了《易經》，一是因為鳳凰臺上每天叫賣著：李敖讀盡天下書，李敖是無書不讀，李敖是學識淵博等等；二是在李敖的傑作裏卻累累發現有悖《易經》的地方：這就使我不得不懷疑鳳凰臺的介紹為賣狗皮膏藥的叫賣，懷疑李敖沒有掌握或學而還沒有“淵博”到《易經》的精髓；也從而引起了我想談談《易經》的興趣。

提到《易經》就不得不先談談臺灣南懷瑾教授的兩個值得商榷的觀點：一、在他的專著中曾經說《易經》是源於上個冰河時期，以此肯定和推崇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悠久和源遠流長，當然是十分好的；但是卻是有乖於史實，《易經》應該是產生於中國母系社會時期。二、南懷瑾教授也同意世有三易的傳說，實際上只有一易。所謂三易，是一易發展的三個階段，這可從三易的首卦得到證實：世傳神農造的叫“連山易”，是以艮卦為首，黃帝造的叫“歸藏易”，是以坤卦為首，周朝時候的叫“周易”，是以幹卦為首。從首卦上可以推斷，前兩易，實際上處於母系社會時期“易”在演變發展中的兩個階段，“周易”是發展到父系社會時期的第三個階段。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說，三易是不存在的，只有一易。何況，南懷瑾教授的“上一冰河時期”也與“三易說”互相矛盾：因為伏羲神農都不可能是從“上一冰河時期”活到母系社會晚期時代的人。

下麵再談談《易經》的兩個主要思想，也就是它的精髓所在。

一、《易經》是後世諸子百家建立自己哲學思想體系的根據，即它是後世哲學的基礎，是派生哲學的哲學，如孫武孫臏的兵法，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中醫理論的核心——辯證診治等等。它們之間雖然由於各自的特點而對承襲《易經》的側重面有所不同，但是在承襲《易經》的辯證邏輯思維的方法上是相同的，都是把它作為自己認識世界處理工作和生活中問題的工具。都承認了自然和社會事物自始至終處於運動中和相互制約中的規律。這種思想是清楚地表現在甲骨文“易”的字形構造上，甲骨文的“易”是由上下兩個有柄的杯子構成的會意字。最先出現的是由兩個形態完整的杯子，其中的水從上面的杯子逐漸傾倒至下麵的杯子裏。在以後甲骨文的形成和深化中，一步一步簡化到只附帶杯柄的杯子的一小部分和其中的流水，今天從楷書的“易”上，還可以看出這一點：“易”上部的“日”是杯柄的簡化，下部的“勿”是帶有杯柄的一側杯體和流水。現在的“易”是它演化的最終結果。從這裏面可以得到下麵的幾點啟發：一、《易經》是產生於能夠製造陶器的時代，據考古專家的研究結果，中國的陶器時代的開始，是在距今一萬多年以前。當時正是處於母系社會的新石器時期，據此可以推斷《易經》的產生不在上一冰河時期，而是在母系社會時期；二、這就決定了《易經》的創造者是母系社會中的母親們，而不是傳說至今的男人伏羲和周文王；三、從“易”甲骨文字形上，已經明確了“易”的定義是“變化、變易”的意思。因為水從上面杯子傾倒到下麵杯子的過程中（注意：這個會意字所表示的這個過程，是一直處於動態中，其中沒有絲毫靜態的意思），兩個杯子的位置和形態在不斷的變易，上下杯子中的水位也在不斷地變易，其間流動的水的形態也在不斷地變易。所以說在我們的母系社會時期，就已經比較明確地具備了一切事物都在運動中變易，在變易中生存和發展的哲學思想。這種思想又具體體現在最先出現的八卦又稱八經卦和以後據之演變發展而來的五十六個別卦上。每一卦象和每一卦爻所處的位置以及因之與上下爻所處的關係不同，就有變化的不同意義，這也就是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中講的，要根據時間、地點、條件等等的不同變化而要有符合這種變化的客觀反映。那種只從靜態上，只從某一點上，不顧及事物本身和周圍條件的不同、而喋喋不休有悖於事實的說法，只能算是政治掮客惑世的邪說，比如李敖指責魯迅先生刻印百喻經的行為，是有悖於科學而在宣傳迷信，似乎是言之鑿鑿有根有據。究其實還是在孤立的片面的靜止的認識事物。為什麼不能用保護敦煌的眼光去認識魯迅是為了百喻經的不失傳？如果李敖真是言之有理，那麼，怎樣認定當時許多人的整理佛經、道德經、和眾多的經傳子集？以及重金維護收藏佛像、傾其所有保護廟宇寺觀？何況魯迅先生所做的並不止於此，這可從《古小說勾沉》中找出許多類似於處理百喻經的例子。而且類似魯迅先生處理百喻經的事情，在同時代的許多名人學者身上，如胡適、章太炎等等，都有。作為後人，應該感激先行者對保存中華民族遺產的良苦用心。不應該為了某種目的而肆意歪曲進行詆毀。如果真正掌握了《易經》的精神實質，就也會用歷史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正確認識歷史中的人與事。否則就只能說是別有用心了。

精髓所在之二，就是在變易中不變的“德”的原則。《易經》之所以產生，就是為了要在錯綜複雜的事物變化中，掌握它的規律以造福人類。所以六十四卦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告訴人們，在什麼條件下得吉，在在什麼條件下可以避凶，如何能夠在接近凶時趨吉避凶，在吉中又能如何保持大吉大利，在凶中也能如何消宊避禍。以鄰為壑和助紂為虐的卦是沒有的。更不會教唆人去當漢奸或成為流氓。“識時務者為英雄”，如果離開“德”的標準，背離“德”的原則，違背《易經》“德”的宗旨，就不是《易經》的“識時務”了。因此，兵家最為拜服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醫家所崇尚的是“濟世救人”的醫德，儒家更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道家的“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在不能“老死”的時代，這是多麼美好的景象），法家的“亂世用重典”，在強有力的保護好人上，不能不說也是一種德治。這都是各家也同樣秉承了《易經》“德”的結果。所以學習了《易經》的人，處世為人就要忠厚，張口說話要有口德，伏案寫文章要有文德，不能把自己當成訟棍，不能清早起來就拿著望遠鏡，張望遠處與自己毫不沾邊的建築工地，要從中尋找將來告狀打官司敲竹槓的“證據”。更不能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而自豪，在大庭廣眾之中吹噓自己有這種功夫。就《易經》的本義來說，應該是見人說人話，見鬼就要幫助鬼也能說人話。只有能這樣作的人，才不愧是學過《易經》，才近乎達到所鼓吹的“淵博”。

為什麼我不在這裏談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和馬克思的辯證邏輯？一是因為李敖是以“博覽群書”自吹而人吹，尤其是側重中國的，所以就只談談《易經》上的邏輯。這對“大師”來說，當不難理解的吧。二來也是認為產生於一萬多年前母系社會中的《易經》，其中已然是早已有了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了。不必像有些人講話時要捎帶幾個英語詞（始作蛹者恐怕要數俄國貴族在交際場中，總要帶幾個法語單詞，以示自己高貴的貴夫人，）一樣的言必稱希臘。

29胡茵夢的不幸與萬幸

聰慧美麗，多才多藝，天真爛漫，追慕英傑，以此評萬眾矚目中青春年少時的胡茵夢，定然是當之無愧的。然而不幸與萬幸亦因此而起。不幸的是，如此天生尤物，必然成為奸詐之徒地痞流氓繡花枕頭心中獵物，以涉世不深純真少女心懷思之，百分之百是要墮入歹徒彀中的。胡茵夢是李敖眼前的玉兔，李敖則是胡茵夢身後彎弓的狡徒，不幸就是難免的了。百日婚姻，其實是百日噩夢。在零距離之中，李敖視胡茵夢屬掌中玩物，為奴為婢，陰謀藏奸於人財兩得，不料索之過急，於是原形畢露；胡茵夢亦因之識李敖是犲是狐，居心險惡頗測，目睹其種種狡詐無賴，同時也嘗到了被淩辱的苦楚。萬幸的是，胡茵夢終究不是平凡女子，以她的聰慧，較早地識破了李敖的欺世惑眾伎倆，能夠很快醒悟過來，於是絕不留戀，溫柔中自有剛烈，由是斷然脫離。這實為胡茵夢不幸之後的萬幸！

近有為李敖舐痔之徒，以小人陰暗之心，揣度胡茵夢之所以作客視頻和在新浪上也博客，是欲借李敖之名，以為自己張揚。胡茵夢的正直善良和坦蕩胸懷，決不至此。如李敖以能巧取豪奪有大恩於他的人的財產而自炫；胡茵夢卻能以設法歸還他人被詐產業而心安。論人品，論素質，李敖早已被拒於十萬八千里之外。相反，李敖之所以在離異多年之中，猶喋喋不休地70多次提及胡茵夢，並不是有情於藕斷絲連，恰恰是要借胡茵夢大名以在社會上自炫。而李敖在大陸正在逐日愈加狼藉的聲名，稍有良知的人都猶恐避穢不及，何況聰慧過人的胡茵夢能去沾閑？

希望胡茵夢過好自己美麗的晚年，不要為某種人沒有經過大腦而放出的氣所干擾。

30、胡因夢與性

在胡因夢的博客裏，有相當的部分，是涉及到性的；也有整篇文章，全是在談性。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追求身心健美的“靈修”及“身心合一”中，也當然要研究性在生命與生活中的意義，以及探討性在生活中當起到和可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雖然其中也時有涉及到性行為，那也一概是一筆帶過，既無性過程的渲染，也絕無為突出床笫之歡的濃筆重彩，基本上是性理論的一種詮釋。至於胡因夢在闡釋中現身說法有關性的部分，於她自己所處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環境，因而對性所採取的處理方式和態度，是與她具體所處的社會是相一致的，所以也是合法合理合情的，於道德無損，於良心無虧。她之所以如此坦誠和盤托出自己的見解和情況，足於表現了胡因夢的心地善良無城府和情操高尚無邪念。胡在演講和博客文章中之所以要如此，主要可能是為了給轉型中的後來者以提醒和鑒戒（有些給她的留言，就是在這個方面感謝她的），或則是毫無惡意的其他。這無論是從哪個方面看，都應當是無可挑剔和指責的。

但有人在給胡的留言中，卻對此有不堪入目的嘲弄和惡罵。這對毫無惡意，也沒有攻擊任何人的女性來說，是十分不禮貌和不道德的。其實這種下作攻擊，於胡因夢無傷；倒是反映出了留言者心靈的陰暗和人文素養的欠缺。何況，每個人都必然會在自己特有的影響下，決定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處理自己私人生活的方式，尤似人心如面，無法盡同的，何必以己之尺度強責備於他人。留言者之所以如此惡語相加，揣測原因，很可能是在胡因夢的文章中，在不經意之間，揭露了“李大師”和類似“李大師”們不那麼光彩的畫皮下的真面目。

孟子的“食，色：性也”中的“性”，是“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不是指“性生活”中的“性”。在這個句子裏，指“性生活”“性”的是“色”。用今天的話注解“食，色：性也”，就是：吃飯和對異性的需要，都是人與生俱來的本性要求。沒有食物，人活不了；沒有對異性的要求，也活不好。所以，在宋以前的社會裏，男女聚談中，總少不了性的韻味。在中國的歷史中，除了男性帝王的三宮六院嬪妃三千，官宦富豪的成群妻妾之外，也有女性皇族的男色之好，如南北朝（兩晉？）的一個皇帝給他妹妹選送去30個男青年“以充後宮”，漢武帝劉徹也同樣選了20名精壯後生，滿足了他妹妹太平公主提出的要求，武則天亦有絕不止一個的男人侍奉。就社會上的一般情況而言，至少是在宋朝以前的古人，認為男女有性的要求，是自然正常正當的。還可以從古人以“為人、敦倫”等為“性生活”別名，《詩經》三千是以男女求愛的《關雎》為首，社會的“五倫”，也以夫妻之倫為第一倫。足見古人對性生活重視到了何等重要的程度。所以，胡文後的留言者，大可不必再以宋儒的貞潔牌坊為標準，來繼續詬謾胡因夢的談“性”，以滿足那種落荒的男性病態心理要求。

至於胡因夢在“對修”“雙修”中引述外國有關“性”研究的內容，在中國也是早已有之了的。如所謂的“房中術”和“采戰之術”及“陰陽互補”之類等等，具體的例子如呂洞賓和伎女“采補”，因何仙姑的指點而破解。只是到後來有些變了味，使提高生活品質和養生保身，變成了糟蹋生命和斵身喪生。恰如鴉片，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如果多留意一下道家和儒家的經典，還是從中可以領悟到這方面的箴言和諷示的。至於周身行氣運氣打坐入禪以延年益壽，這也是儒佛道的共求，然而尤以佛道最精。故在文獻和近幾年的平面媒體中，有死後多年肉身不腐，或火化之後變為金身的報導。但是，作為國外這方面研究情況的一種紹介，以利國人瞭解，胡因夢這樣做，也是好的。

總之，胡因夢是在“靈修”中研究和探索“性”以提高生命品質，並不是在誨淫誨盜誘人耽溺於荒唐，應該以健康的心態視其為正常，不應該以邪惡的念頭揣測為淫蕩。何況，胡因夢並沒有強求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更沒有如李敖在書中用自己的裸體做廣告以招徠吸引看客，推介自己這方面的文章。自己找來要看的人，應該以平常心待之。是用不著詈罵的。這種欠妥行為，每每並不能羞辱胡因夢，倒是使自己在辱罵對方落空的同時，正是在對著鏡子辱罵著自己。實在是大可不必的！

31、替胡因夢辯

——李敖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

聽了也看了李敖《前妻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後的第一感覺是：文不對題，東拼西湊；自打耳光，自我暴露。雖然如此，文中卻也真實地反映出：李敖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

全文共有十一個自然段。前九個段的內容，與題目“前妻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沒有任何的聯繫，倒是映襯出了“李敖才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如：第一段，是說魯豫訪問胡因夢是“禍”，於是歸罪“禍是魯豫闖出來的”；接著就是訕笑一位讀者給他信上的字是“歪七扭八”，而信中內容更使李敖“哭笑不得”。其中沒有前妻的“最可怕”，有的只是李敖“最可怕”的恣雎驕橫。第二段，先提到胡因夢寫了一本書，然後說胡“應該沒有忘記我。。。。在大陸的一些影響力”。這裏沒有胡因夢的“最可怕”，有的又是李敖不知羞恥的炫耀。第三段，“胡茵夢的爸爸，請我跟胡茵夢吃一次飯”，“兩個人就犯沖，就不合”。此中同樣沒有胡因夢的“最可怕”，倒是有李敖的“最可怕”：當著妻子的面，指責請他吃飯的岳父。第四段，“我可以控制兩個國民黨在我家裏”，“我可以欺負我弟弟，可是我可以跟胡因夢上床”，隨後的大部分文字是關於“弟弟生意做失敗了，逃到加拿大”及其後的情況。這裏也看不出胡因夢的“最可怕”，有的還是李敖的恬不知恥的得意忘形。第五段，“胡茵夢是國民黨。胡茵夢。。。吸引我結婚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她向我等於做了某種程度的保證，。。我如果再被抓的時候，她會站出來替我講話，把國民黨黨證公開燒掉，。。這個許諾吸引了我”，這裏不但沒有胡因夢的“最可怕”，倒是跳動著胡因夢給李敖的癡心；在這裏“最可怕”的正是李敖的虛情假意和利用。第六段，說胡的爸媽是“私奔”到臺灣的，以及兩位老人如何不和，胡母如何用胡父“立法委員”的薪金維持母女的生活。胡如何說父親“早該走了”是“不道德”。此段也沒有胡因夢傷及了李敖的“最可怕”，反倒是李敖將胡因夢父母的隱私公佈於天下，以此來羞辱胡因夢，是李敖成了胡因夢的“最可怕”。第七段，說“胡茵夢能夠從小長大，能夠過很好的生活。。。就是她的爸爸不要臉”，這裏不僅沒有“前妻”的“最可怕”，倒是顯露了李敖在胡因夢爸爸活著的時候是辱罵，死後幾十年了還是在辱罵，這位老人並沒有冒犯過李敖，只是李敖不滿意他的女兒，於是罪及去逝的老父，就要對他一再的鞭屍以洩憤，如此霸道的李敖才是“最可怕”的。第八段，提出胡因夢“以國民黨黨員給民進黨助選”。是“不道德”。可是這也不能證實胡因夢“最可怕”，只能說明李敖“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最可怕”。第九段，說胡的大義滅親，是對不起國民黨和自己的父親。就算是如此吧，但也沒有對李敖“最可怕”呀！難道李敖大罵國民黨和詬辱胡因夢的父親，就是對得起從小培養李敖的國民黨，和許嫁自己的女兒給李敖的岳父大人？

由此可知，在上面約占全文十分之八的篇幅中，沒有一處是說明瞭胡因夢使李敖“最可怕”倒是證明瞭“最可怕”的是蛇蠍心腸陰險惡毒的李敖。在李敖搜羅出來的胡因夢父母隱私材料中，倒是可以看出胡因夢成長的坎坷與不幸，為人的樸實與善良，以及目前在平靜中的唯求息事寧人和逆來順受。另外也說明李敖在羅織胡因夢的罪名上是黔驢技窮，是無論怎樣搜腸刮肚，也翻搗不出胡因夢的“最可怕”。只好用刨祖坆的辦法淩辱胡因夢。

胡因夢在掙脫了李敖的“控制”後，氣急敗壞的李敖是決不會就此罷手的，李敖還要從精神上繼續“控制”胡因夢，比如常常在媒體上書刊上敲打敲打刺激刺激胡因夢，企圖在社會輿論上在胡因夢生活的圈子裏，製造不利於胡因夢的輿論和影響（如這次在可愛的鳳凰上），妄圖使胡因夢時時刻刻都被籠罩在李敖的陰影裏繼續受著傷害，生活在煩惱和精神的痛苦中，看李敖的這種架勢，是必欲置胡因夢於死地而後快的。“最可怕”的不是“前妻”，而是流氓成性的李敖。這裏再說一件李敖反復強調與胡因夢結婚 “重要理由”的事。據李敖自己說，他之所以要與胡因夢結婚，是因為：1、“胡因夢是國民黨”；2、胡因夢“向我等於做了某種程度的保證，。。我如果再被抓的時候，她會站出來替我講話，把國民黨黨證公開燒掉，。。這個許諾吸引了我”。李敖在這裏是“賊不打三年自招”，李敖之所以要遣送前妻暫避美國以與胡因夢結婚，就是因為看中並要借助於“胡因夢是國民黨”，就是因為要“再被抓的時候，她會站出來替我講話，把國民黨黨證公開燒掉”，就是因為李敖在當時需要這樣的一把“胡因夢是國民黨”的保護傘。這裏面有李敖的愛情嗎？對於一個不惜一切鍾情於愛情的年青女孩子來說，這該是多麼大的犧牲！此外就是知道胡因夢銀行裏有存款，要人財兩得，所以新婚不久，就開口索要110萬。而現在的李敖卻以“胡因夢是國民黨”嘲笑和攻擊胡因夢，並以此宣揚和判定胡因夢是“不道德”。僅就這一件事情，已經充分證明李敖才是將恩仇報狼心狗肺的“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

現在再說說最後兩段的內容，李敖說：“你胡茵夢大義滅親，我李敖不認為。。。是大義”。因為“你以我太太身份去鬥臭我”。在這裏，李敖終算使文章歸入了正題的“最可怕”。然而，恰恰是在這件事情上，證明瞭“最可怕”的依然是李敖，面不是胡因夢。因為此前，胡因夢在識破了李敖的假面後，清楚的明白，與這樣的流氓無賴，是無法再繼續生活下去了（如李敖早晨下床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望遠鏡窺伺窗外遠處與自己毫無牽連的建築工地，以搜集要告該老闆狀的證據。再如李敖將肖孟能的房產過戶在胡因夢名下，胡因夢在瞭解情況後，便背著李敖，將房產全部又歸還了肖孟能。李敖知道後，為之勃然大怒），更無法再繼續忍受李敖對自己的“控制”（如新婚不久，李敖就公然向胡因夢的母親索要110萬元“補償”，胡因夢的母親當然立即回絕，平日生活中對胡因夢的頤指氣使）。鑒於李敖如此等等居心叵測的情況，胡因夢當然就要堅決與李敖離婚。在李敖堅決不同意後，胡因夢百般無奈才求助於社會的援助，才使李敖不得不還胡因夢以自由。其實，胡因夢要這樣作，只是在李敖逼迫下的一種自衛方式。由此可見，胡因夢所堅持的是人間公平正義的“大義”，是要遠離詭計多端的李敖掙脫苦難過到自己的正常生活。胡因夢堅持的這種性質的“大義”，也是正直善良的人們所共同要堅持的“大義”，完全正確，沒有什麼不妥。

李敖還以“夫妻之間有很多基本的道德”來責難胡因夢，自己卻在網上向全世界宣佈“我可以跟胡因夢上床”來賣弄自己的無恥，來羞辱有公眾形象的胡因夢，這就是李敖所吹噓的夫妻之間的“道德”。由此看來，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前妻”，而是像李敖這樣沐猴而冠的衣冠禽獸！

李敖在結尾處重複著“胡茵夢是國民黨，當魯豫說她，李敖說她是國民黨的時候，她說我胡說八道，錯的，胡茵夢是國民黨”。胡因夢在年青的時候，並沒有隱諱自己是國民黨的黨員身份，李敖也正是因此才知道和被“胡因夢是國民黨”所“吸引”的，（由李敖的被“吸引”，也可看出李敖在當時對國民黨的黨員身份，是多麼的憧憬和嚮往，醉心和癡情）。但是以後的胡因夢也許不再是國民黨的黨員。在當時臺灣的要民主要自由的社會背景影響下，疏離了國民黨，也是可能的。而對李敖來說，先前“吸引”自己並能為自己利用的，是胡因夢國民黨的黨員身份；於今能夠貶低傷害胡因夢並為李敖洩憤的，還是胡因夢的曾經是國民黨黨員身份。為了叫胡因夢過的不舒心，所以胡因夢要忌諱的，李敖就以“緾訟”的老辦法，偏要緾住不放，胡因夢也明白李敖的這種別有用心，回答當然就只能是“胡說八道”，其實就是現在證明瞭胡因夢確實還是國民黨，又能將胡因夢怎麼樣？連戰幾次來都受到了領導和群眾的熱烈歡迎，難道還會因此歧視為難一個弱女子胡因夢不成？李敖糾纏“胡因夢是國民黨”，只能又一次證明李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無賴，是一個最沒有良心最沒有道德的傢夥。

許多網友給李敖的評語有：流氓、無賴、無恥、騙子、歇斯底里、惡人等等，是都不為過的。總之，無論從哪一個層面來評價李敖，都證實了：李敖才真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

32、李敖已經原形畢露

上面這些文章最初發表在李敖盤踞鳳凰“有話說”的時候，在受到絕大多數網友肯定的同時，也遭受到“李大師”吹捧者的惡罵；前兩年李敖再度穿上紅馬甲到大陸亮相的時候重發了這批文章，除了讚賞，竟然沒有出現以前的惡罵。這實在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原因可能是：樹倒猢猻散，“李大師”已然倒臺到臭不可聞，幾條猢猻也就自然散了；“敖迷”在事實面前的醒悟。對幾條教授學者編織的謊言逐漸認識清楚而幡然離去；更主要的是能夠運用自己的思維能力，不再被愚弄。今後估計李敖及其門徒和後人或到了適當的時候會再次登上大陸亮相。有一點可以相信的：除了和李敖拴在一根繩上的幾條以外，大陸的年青人，不會再像他們老子中的少部分那樣受矇騙。這是最值得慶賀的事情。

對余秋雨的批判效果，也同樣是如此。畫皮剝掉，盡露猙獰，在原形畢露的卑劣面前，還要吹捧他的，只能是沆瀣一氣的同類卑劣。

隨著時間的推移，騙子身上的金粉會越益剝落，而被社會所唾棄，這都是可喜可賀的事情。

　　　　　　　　　2012.4.28.20.44分

第三章就話論話評余秋雨

1、流覽秋雨之後

偶來網上，竟然發現了“秋雨”，流覽一過之後的感覺是：原來秋雨還是個文人，且還在鳳凰上主持有“秋雨時分”，網上有為他“伸張正義”而辦的“秋雨線上”，真是氣象萬千，人與文雙絕的了。如此看來，“秋雨”者也，必然也是“名流”發祥地上海灘上的一個“名流”了。大約也就是因為這個原故吧，凡是有“秋雨”的地方，也就少不了捧角的眾兄弟的喝彩和掌聲了。而在他們的頌歌之中，也就免不了夾雜著對有異議者的怒罵，其中幾乎被“罵”得體無完膚的是一位一生從事文字工作的年逾古稀的金老先生，重點之一是嘲笑他是來自“農村的”，意謂是進城混飯吃的打工仔，以此既貶斥了金先生的“劣等”身份，沒有對余秋雨說三道四的資格，也同時顯示了貶斥者是祖居城市人的“高貴”的優越感。而放在被攻擊次要地位的，才是金先生的“逗秋雨”文章中的某點內容。這不像是文化人之間的爭辯，倒是十分像一群打手在圍攻一位冒犯了他們主子的不幸者。

此一爭論的是非曲直，明眼人一看這陣勢就會明白，這其實是在以勢壓人，而不怎麼講究事情的是非曲直的。這種作法，在文化學術的爭論上，是向來行不通的，縱然是借助某種外力，充其量，也只能是得逞於一時。

下麵只就護秋雨的人，提出的文革問題，談談文革中的一般情況。

其實，參加文革的中心力量（不是領導力量），應該是當時的青少年，對當時社會最有殺傷力，直接造成無數傷亡的也主要是這個時期的青少年。因此，以余秋雨當時只有十九歲而為之辯解與文革沒有多大關系，或不曾參與文革的活動，這不僅僅是辯解無力，而是越辯越此地無銀三百兩，是越抹越黑。十九歲的年紀，正是文革中的中堅中的中堅力量。

之於說參加者中有“順大流”的，這倒是確確實實的；“逍遙派”終究是極少數。為了自身的安全，絕大多數都是必須要“順大流”的。但是也不容否認，其中的中堅力量，也就是核心部分，是十分積極主動的，因此，這一部分人的“革命行動”就是創造性地發揮了、升級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暴烈行動”，不說怎麼打人殺人，就說某地帶頭吃校長肉的就是一個女學生，年紀也絕不會超過十九歲。此外，北大的一個叫什麼厲或厲什麼的經濟教授說過，他那個時候就是充滿了政治熱情，而不是消極“順大流”的。這也是實話在實說，年輕的時候，都會被一種政治熱情所鼓動，為其獻身是在所不惜的。之於其中夾雜幾個所謂“政治扒手”“變色龍”的，也是在所難免。所以可以說，在余秋雨參加的文革時期，除了“順大流”的以外，還有兩部分並不是消極的去無可奈何的“順大流”，而是，一部分在政治鼓動中熱情地去為之獻身；另一部分或是為了自身的安全去“極左”或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在精心營造“堅定左派的表現”。精明的余秋雨到底是屬於文革中的哪一類的？

為余秋雨辯解的人說，余秋雨在文革中沒有做別的，只是參加過編輯教材。這倒使我想起，在文革後期，曾經喧囂過一時的“教材革命”。當時就有一批專家被組織起來對教材進行了這一場“革命”。由這種革過命的教材，又引發了我所在學校的“教材革命”大辯論。起因是高中的歷史教材“革命”慢了一點。在“陳勝起義”中還保存著原來的口號“誅暴秦”；語文不愧是“政治的晴雨錶”，就是能如影隨形“緊跟形勢”，把這個口號“革命”成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於是在這個年級，有的學生說語文老師錯了，有的學生說歷史老師錯了。兩位老師都根據自己手中的教本，堅持自己沒有講錯，問題就上交到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又在歷史研究所工作過一段時間自封為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旗手”的謝骨精書記那裏。書記當然是最最“革命”的，毫不猶豫立刻表態，支持了語文上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歷史教師是才分配到這裏的年青人，初生牛犢不怕虎，就是堅決不向學生檢討，不承認自己的教本是不“革命”的，要負隅“頑抗到底”。這種發生在文革後期的“教材革命”中的分歧，其性質就不同尋常了，因為是事關政治，這個年青的歷史教師就被當作“辯論”的對象了，以後的日子是很不好過的。也當然會讓那些政治敏感的人，要在這上面大撈一把，這位書記當然是當仁不讓的，一面迅速上報到縣教育革命委員會，申請在全縣舉辦首次“教材革命”的大辯論，於是全縣的中學書記校長以上的負責人都參加。這種在書記這方面是熱火朝天，而在被辯論對象的一方，卻是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我當時還是在群眾監督中的老“黑幫”，眼看這個年青人也要成為政治犧牲品了。就悄悄提醒他，認個錯，不要參加這場大辯論。年青人氣盛說不怕，拒絕了。我瞭解到辯論已經不可避免時，又對年青人說，明天上午就要開會，如果你需要我幫助，就轉告書記說我也想參加辯論。書記聽到後，立刻高高興興地答應了：引都引不出來的，你竟然要跳出來，這實在是太好了。在一千多人大辯論會上，歷史和語文教師發言以後，“黑幫”坐在麥克風前發言了。既不同意自解放以來的“誅暴秦”，也不同意目前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在否認它們後就指出“大楚興，陳勝王”才真正是陳涉起義的口號，並列舉了古今中外政治口號的特點，又用《陳涉世家》中的原文，證明瞭這一特點，在陳涉提出這個口號時的同樣存在。參與大辯論的縣教委第一把手，贊同了我這一觀點，學校書記也自然只能連連點頭稱是。一場政治辯論變成了學術上的爭論。在無聲無息中化解了鬥爭的鋒芒，保護了這個年青人。

余秋雨能和語文教材的“革命”，或類似這樣的教材“革命”無關？從這種“教材革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革命”矛頭是對準了周恩來和一批中央領導人的。這種效果，難道也會是周恩來贊許的嗎？而最使人驚訝的是，到了2006年的4月央視的主持人講到農民起義的時候，還繼續在肯定陳勝吳廣起義的口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由此也可見那個時候被余秋雨所參加的編輯組“革命”過的教材，給後世造成了多麼惡劣和深遠的影響。

還有文章“揭發”金老先生是一個“造反派”。時到今日了，還要用這件已經朽爛的武器來嚇唬人，來封堵不同意見者的嘴，來企圖挑動起行政的干預；由此也可以明白“揭發者”是哪一類貨色，是什麼樣的嘴臉，從而也對他們所辯護的人物和內容，不得不產生懷疑了。這也使我想起巴金、季羨林、聶鉗弩、韋君宜等老作家生前對沒有清除文革思想遺毒的擔憂了。何況文革的後期，曾經在各個單位落實過三個檔，即從政治、經濟、生活三個方面，肅清造反派，政治上若無問題就會在經濟上不可免的有問題，政治經濟上若無問題，在生活上也少不了多多少少有點問題。經過好幾個月的內查外調，是清理得相當嚴密和徹底的。文革後又進行過“清除三種人”的整頓，有效的將隱蔽在幹部隊伍中的造反派完全清除出去。金老先生如果真是現在所揭發的造反派，他豈能成為漏網之魚？揭發他是什麼造反派，又沒有說出一點具體的事實，恐怕也是套用文革中的一貫“戰法”：不管是實不是實，先把對方的臉抹黑吊到十字架上掛起來再說。這和誣人是“共匪”是同樣地惡毒。於今來說，這種“戰法”，尤其對金老先生，恐怕不會再產生那個時候的那種效果了。

網上應該容許有不同意見的交流，在交流中都要“擺事實，說道理”，集思廣益，即使有“疑義”，也應該是“相與析”，共同得到客觀的真實的認識，那種與此背道而馳代之以人身攻擊，代之以嘲諷、挖苦、謾罵的作法來獨尊自己的一言堂，除了充分顯示出這種作法的低劣之外，是起不到保護余秋雨任何作用的。

2、余秋雨決不能認錯

決不能認錯，並不是說沒有錯。比如在政治上，一位“秋雨粉絲”網友為之辯護的：“那個年代的過錯，很多人都有過，有必要這樣窮追猛打，抓住辮子不放嗎？”也首先肯定和承認了余秋雨在那個年代是有“過錯”的，只是“很多人都有過”，法不責眾，當然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違去認個錯；又比如在知識上，把具有由尖拱券和飛扶壁的挺拔向上所形成的“幽暗神秘”哥特的特點，說成是“通透流暢”，這完全是把意思和氣氛搞擰了。但是也別認錯，享譽全球的大師呀，豈能在這“能是多大個事？”上認錯？再比如把某些字音說錯了，如：把“樂（yào）山樂（yào）水”中的“樂（yào）”說為（le）。余辯解說這是“古音新讀，是發展”，意思是要用普通話的音去替代“古音”，所以才用（le）替代了（yào），不但沒有錯，而且是具有改革開放性的“新讀”，豈能去認錯？然而在“車水馬龍”和“杯水車薪”中，卻又不去貫徹“新讀”了，而是仍然把“車”說為余所認定“古音”的（ju）。一會兒說要“古音新讀”，一會兒又在行動上自打嘴巴否定了“古音新讀”，到底是要“古音新讀，是發展”的好，還是要古音古讀，不是發展的好？回答只能有一個：當余教授“古音新讀”的時候，就是“新讀”好；當余大師古音古讀的時候，當然就是古讀好了。

車，在《說文解字》《說文大字典》《漢語大字典》《康熙字典》中，均注音為（chē），釋義也均為“輿輪之總稱”，也就是包括 “車水馬龍”和“杯水車薪”的“車”在內，都是唸（chē），王力先生在《古代漢語》中解釋得更清楚：“上古的車，除用於運輸和旅行以外，還有一種重要的用途，就是用於戰爭（兵車）”。在這些字典詞典和專著裏，都注明了只有在象棋“車馬炮”中的“車”才唸（ju）。那麼，余秋雨和那些專家教授學者們，是根據什麼肯定“車水馬龍”和“杯水車薪”中的“車”必然是“ju”音？

被余秋雨和那幫教授專家們所認定為“古音”的“車（ju）”，其實也不能算是古音。先秦時期的聲母中只有gkh ，還沒有jqx；在上古韻母中也沒有（ū）和（ǖ），到了中古也只有（ū），依舊沒有（ǖ）。汪榮寶先生在《歌戈魚虞模古讀考》結論中的一段話，也可以用來駁斥余秋雨等是在搪塞後學，混淆視聽：“唐宋以上，凡歌戈韻之字皆讀（ā）音，不讀（o）音；魏晉以上，凡魚虞模之字亦皆讀（ā）音，不讀（ū）音或（ǖ）音也”。也就是說，在上古和至少是中古前期的語言中，根本就沒有(ju)這個音節。所以說，把“車”說為（jǖ）是錯的，認定(ju)是古音，更是大錯特錯。因為（ju）是從古音中發展演變到今天的普通話中的今音節。

此外還要向余大師請教：把用雙手舉的力能杠鼎的“杠gāng”，說成只用肩膀負重的“kǎng”，難道也是“新讀”？把“成吉思汗”的“汗hán”誤說成“hàn”，也是“新讀”？，更糟的是，又把形似橄欖的“訶hē子”的“訶”說成了不知所云的（ke），難道這也算是余大師的“古音新讀”？別的字音，還有“又讀”一說可以遮羞。這“訶”只有一讀，，只能算是大師在認半邊字了吧？

其實，在語音或字音的問題上，學界早就有一個共識：以社會的約定俗成為准。由社會上的流行、應用情況為准。大家都習慣說“車馬炮”的“車”為“ju”，都習慣於說“車水馬龍”“杯水車薪”的“車”為“che”，就大可不必故弄玄虛又來一個什麼“古音新讀”。什麼“新讀”？只不過是為了糊弄糊弄年輕人，硬撐住“學者”面子強詞奪理的遁詞罷了。

僅就余秋雨在評點中的表現和對批評的態度，也能看出余秋雨在學養上還欠功夫得很。

雖然，這些都不是什麼大事，不過，在下還是要奉勸余秋雨：切莫認錯，決對不能認錯。不然叫自己教授、大師、學者的架子招牌往什麼地方掛？還有那些為自己遮掩的一幫教授和專家如何下得了臺，何況這一幫人都還要在社會上，在眾目睽睽的文壇上，在拳拳景仰的教育界“發展”下去，所以，此事並非只關係余學者之一人，是千萬，不，是萬萬不能露出絲毫怯懦的。有理可以走遍天下，無理也照樣可以橫遍天下。錢鐘書在《圍城》裏早就說過：沒有知識而能夠教書，那才算是藝術家。當然也才算是真有本事！總而言之，言而總之：要繃住，萬萬不能認錯！只要是您說的，沒有商量，都是說一不二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正確！是真理！是沒有絲毫摻假摻水的真知識！

但是，也有點希望：對年輕人應該手下留情！身為長者，作為院長、教授，對年輕人只有愛護、培育的責任和義務，應該如愛護自己的子女一樣去愛護他們，更應當百倍小心地保護好他們的向上的積極性，挫傷他們的向上積極性就是犯罪；在知識和認識上，應該允許他們有這樣那樣的不足甚之錯誤，這也是在他們這個年齡段的權利，對此不要調侃，不要嘲弄，更不能藉以賣弄自己，因為這是在成長中誰也避免不了的。要為青年人鋪路，千萬不要用青年人來墊路。具體地說，就是不要在有青年人參加的活動中誤導青年人，或使青年人難堪，以撈取自己的名利，出自己的風頭！這是對以後說的，至於這次，還是勸您：以堅決不認錯為好！因為您是余秋雨“大師”“院長”呀！

3、余秋雨與“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古今中外有起義性質的口號，無一例外都必需具備有下麵5個條件：1、必需是在正式起義前已經存在；2、必需是由起義的宣導者組織者提出、研究、決定的；3、必需在起義前採用各種方式向群眾進行深入地宣傳過；4、必需用語簡練、肯定，便利群眾接受；5、必需是在起義過程中實施，在起義成功後兌現。

文革前，陳涉起義口號是“除暴秦”。這是郭沫若順應解放初的政治需要選定的。這個“除暴秦”起義口號，是起義軍攻下縣城後，由革命的對象即暴秦政權基層的行政人員——三老對革命起義軍恭維的話。豈有起義的政治口號請革命對象來制定的道理？完全不符合上述5個條件，所以“除暴秦”不能算是陳涉起義的口號。

文革後期四人幫為了取周總理而代之，召集余秋雨一斑混混搞了一個“教材革命”成立了一個所謂的“教材編寫組”對教材發起了“革命”進攻，截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為陳涉起義的口號，目的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意在周公。

這句反詰問話，是在陳涉動員群眾的講話結尾時用的。雖然出自陳涉之口，但並不是作為口號提出的。也完全不符合上述的5個條件。

陳涉起義的口號是“大楚興，陳勝王”。因為：1、是在起義前就有了；2、是由陳涉等人提出、研究、決定的；3、採用鬼神和“夜呼”及將口號塞入魚腹等方式向群眾宣傳；4、用語精煉，群眾容易掌握和口耳相傳；5、在起義過程中堅持這個口號，最後也以此建立了政權。“大楚興，陳勝王”是完全符合上述5個條件的。

四人幫倒了，幫四人不但沒有倒，如余秋雨余眼淚等等依然發紅發紫，成了文革政治經濟暴發戶。他們在文革中所橫行無忌的依舊無忌橫行。誰也無可奈何！

然而，在心裏，要作一個明白人！要作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僅以掌握真文化知識來說，也要清楚地認識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是陳涉起義的口號；陳涉起義的口號是“大楚興，陳勝王”！

4、要進行文革消毒與思維啟蒙

浩劫在時間上結束了。浩劫中形成的思維定式，唯上唯權唯官唯利爾虞我詐的僵化思維模式卻依然存在。在社會上還是有“瓦釜雷鳴”在走街串巷招搖撞騙，如“文化大師”"盤古大師"“國際名流”“讀盡天下書”之流，仍然沐猴而冠蜂湧登場，搖唇鼓舌欺世惑眾，專家學者遍地走，教授名人滿天飛。倚門賣笑，插科打渾，形成了“鼓掌文藝”“精華”。“文化建設”勢在必行。

誠然，然而，必先對文革思想與行為的消毒，對僵化的定式思維進行啟蒙。此必為文革既得利益者余秋雨輩所不容而受阻。

因此，首先要揭開此類“大師”畫皮下的真面目，擺脫被植入的荒謬，用自己思維的成果唾棄邪惡與荒誕。當社會對之掩鼻而過時，也就是文化建設開始有成就的時候。故，消毒應自此輩始。是以就話論話批李敖余秋雨始。消毒亦必事半功倍成效顯著。

第四章附文 1、駁作家李國文對司馬遷的詬誣

李國文在《閒話建安七子》（《文學自由談》1996年第二期）中，涉及司馬遷的議論，是跡近荒唐和誹謗的。荒唐是缺乏知識，誹謗就只能是缺乏人品了。

他在文章中說：“像司馬遷……之流，……文學不過是他們討好皇帝老子，巴結王公貴族的謀生手段”；不僅如此，這位可敬的作家先生同時還在《報任安書》裏發現了司馬遷“那種對於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態”。這，多麼地令這位高貴的作家先生所不齒呵！

《史記》，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寫出此一偉大著作的司馬遷，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歷史學家、敏銳的思想家、卓異的文學家。他以《史記》不屈不撓地抗擊了漢朝的暴政，始終堅持代人民立言，在忍辱負重中貢獻了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世界史上的奇葩——《史記》。解放後，受到了人民政府和世界各國人民和政府的重視，在1956年，司馬遷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為全世界所景仰。

司馬遷不為歷代統治者和他們的御用文人所能容忍，這是人所共知的史實。自漢以後的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是不遺餘力地詆毀司馬遷及其《史記》。漢武帝劉徹腐刑了司馬遷又封殺了《史記》，又因為“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毀棄了其中的《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直到司馬遷的外甥楊惲成年後，才將司馬遷“藏之名山”’的副本，私刻傳世。以後楊惲之被統治者按上了一個罪名，被處於腰斬，妻子兒女被流放酒泉，怕也不是與此無關吧。司馬遷的在陝西韓城老家的族人，為了逃避統治者殘暴的滅族之災，不得不改換掉司馬的姓，一半人在司的右邊加一豎，姓同，另一半人在馬的右邊，加兩點姓馮。現在這個村裏還立著一塊“同馮不婚”的石碑，因為他們原本都是“司馬”一個姓。司馬遷的死，據王國維等人的考證，是與武帝同年。這不會是巧合，很大的可能是為垂死中的劉徹所殺害。在這兩千多年裏，除了王莽時被封為有名無實的“史通子”及為歷代一些進步正派的文人所肯定以外，自西漢的武帝，到東漢的班氏父子、王允，南北朝劉宋的裴骃，直到北宋後期的宋神宗宋哲宗，金人王若虛等，無不認為司馬遷及其《史記》，是“是非頗謬於聖人”、是“謗書”，定司馬遷是千古罪人“罪不容誅”。是與封建統治者對抗的書。到了宋哲宗元祐年間，更遭受到了“焚《史記》於國子”的刧難。這些都證明瞭司馬遷及其《史記》，不是如李國文所說的是“巴結”“討好”統治者，而是嚴厲地揭露和抨擊了統治者。

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人認為司馬遷寫《史記》是為了“巴結”“討好”“獻媚”於西漢統治者的；這種“巴結”說的始創時間，恐怕是起自五十年代的研究司馬遷及其《史記》的專家先生了，前面所提的作家先生，也不過是拾人唾餘而已。不過，這位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專家先生在《司馬遷》中的“巴結”說，到了1979年的再版本裏已經刪除，只保留了司馬遷“專心一意地鑽研自己的工作，以求得到武帝的歡心與信任”。這個“以求得到”“歡心與信任”，也只不過是比“巴結”雅一點點兒罷了，實質上還是說司馬遷的寫《史記》是為了“巴結”“討好”漢武帝。大約是到了八十年代，在北京召開了一個司馬遷研究的討論會以後，“巴結”說就不大有人再提及了。至於李國文的仍然如是說，就只能算是“巴結”說的回光返照了。

“巴結”說的主要依據，可能是源於司馬遷五十三歲時寫的《報任安書》。下麵就著重具體分析這篇“無韻之《離騷》”，看看裏面是否有他們所詬病的“巴結”“討好”“以求得到武帝的歡心和信任”的痕跡。

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全篇主旨就是“抒憤懣”，是對漢朝統治者憤怒的控訴和抨擊，是討伐漢朝統治者的檄文，它突出而又十分明確地表示了司馬遷與漢朝統治者的絕裂。全文分為七段。一、開宗明義地表明瞭自己對漢朝統治者的態度：1、斷然拒絕任安要求他為漢朝統治者“推賢進士為務”的要求（這本是司馬遷所憎惡的中書令的份內工作）；2、強調“士為知己者用”的古訓，漢武帝不是知己，當然也就不會為其所用，重申了自己對漢朝統治者“終身不復鼓琴”的決心，絕不再為統治者複進一言。二、確定《報任安書》的全篇主旨是“以曉左右”的“抒憤懣”。三、以說明拒絕“推賢進士”的理由來“抒憤懣”：自己是“刑餘之人，無所比數”，是“掃除之隸，在阘茸之中 ”，故爾“朝庭雖乏人”，自己也不能以“刀鋸之餘”，去“薦天下豪俊”。話說白了：你漢朝統治者如此殘酷地待我，現在我雖在中書令的可以“推賢進士”的位置上，也知道你“乏人”，我就是明知有“豪俊”，也絕不推薦。四、以陳述冤曲受刑的本末來“舒憤懣”，表達了對漢朝統治者強烈的憤怒和譴責。司馬遷原同所有忠臣良將一樣孜孜矻矻，恪盡職守的。後來“陵敗書聞”又“見主上慘愴怛悼”，同時又忿於“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此時恰又“適會召問”，便坦誠“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不料“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陵遊說遂下於理”。這年司馬遷是４７歲，禦史是王卿，第二年便換來了著名酷吏杜周。此人是“上欲擠者，因而陷之”，是“專以人主意旨為獄”，且每每“以笞掠定之”。被武帝親自“下於理”的司馬遷落在這樣的杜周手裏，其獄中刑訊之慘烈酷毒，是可想而知的了。也就在這一年，司馬遷受了腐刑，是年４８歲。在陳述中，司馬遷追憶自己是以屈原的“竭忠盡智，以事其君”的心情，要求自己“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此處“媚”是古漢語中“愛也親順也”意，非“諂也蠱也”意，更非現代漢語中“討好、巴結、奉承”意。“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應理解為：以盡心盡職盡責的工作，希望得到皇上的信任和重用。如果認為這樣就是“巴結”，那麼古今中外的工作人員，就沒有一個不是“巴結”的了。其中更包括了那位上海的專家和李國文），舒發了自己“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的憤懣，也揭發了武帝昏聵殘暴不辯忠奸的昏庸。又以“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表明心跡，與李陵並無任何私交，以駁斥武帝“為李陵遊說”的誣罔。再以“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陳明自己完全是出於公心的仗義執言，駁斥武帝橫加給自己的“以為僕沮貳師”，以歸罪於武帝寵妃兄李廣利的誣陷；同時也以此指出了武帝才是因私廢公挾私報復的昏君。五、陳訴自己“隱忍苟活”的原因，一是“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會使冤沉海底；一是“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會使冤不能伸。“隱忍”，是為了要塑造出高於武帝的偉大；“苟活”，是要在武帝面前顯示自己的巍然屹立。六、陳敘“隱忍苟活”的目的是寫出“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以“償前辱之責”。用開天闢地前無古人的碩果，顯示出了對暴君及其酷刑的蔑視與抗爭。七、回應首段，再以“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私心刺謬乎”，重申對漢朝統治者訣絕的決心，總結全文。全篇都是傾訴淤積胸中已久的憤懣，以及對漢朝統治者勢不兩立的絕裂。主張“巴結”說的“專家”和李國文等人，怎麼能從《報任安書》裏，得出了司馬遷是在對王公貴族“巴結”“討好”“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以求得到武帝的歡心和信任”呢？而李國文又怎麼能責備“腸一日而九廻，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中的司馬遷，在《史記》中沒有像曺氏父子那樣在文章中表現出 “浪漫，豪情，和無拘無束的自由”？李國文還說“像司馬遷……文學不過是……一種謀生的手段”。這也是一種想當然的說法。司馬遷是在三十八歲時任太史令工作，開始著手部分“史記”的起草，四十七歲時便因李陵之禍琅珰入獄，中斷了“史記”的寫作，四十八歲時念及未完成的巨著《史記》才甘受腐刑，五十歲時出獄改任本由太監擔任的中書令工作，此時與寫史已經是完全無緣了，漢武帝就是要用這個太監的職位，以繼續羞辱迫害折磨摧殘司馬遷的身心，此後的司馬遷只能天天像太監一樣時時伺候在漢武帝身邊。司馬遷是用中書令的工作之餘繼續完成了《史記》，並修改了以前寫的草稿。這與 “謀生”已經是毫無關係。到五十五歲時，《史記》方全部定稿而“藏之”的了。被漢武帝謀殺時約為五十九歲。說司馬遷以寫《史記》作為“一種謀生的手段”，顯然是以自己之心度司馬遷之腹了。當然，僅是為了“謀生”而“文學”如李國文，也沒有什麼不妥，不過要注意的是：一、正式寫《史記》時的司馬遷吃的是中書令而不是太史令的俸祿，寫不寫都與“謀生”無關；二、寫稿有費，也是在清末民初時才有的吧，司馬遷的寫《史記》也是有稿無處投，是掙不到稿費的，所以也與“謀生”無關。李國文的“像司馬遷……之流，……文學不過是他們討好皇帝老子，巴結王公貴族的謀生手段”，也完全成了無稽之談。是為了說說俏皮話而使自己顯得愚蠢可笑了。

在國際上被奉為珍寶的“無韻之離騷”，為什麼卻遭受到後世子孫的如此這般的詬辱？這是十分令人奇怪的。他們應該都是“學富五車”的作家先生呵！

從司馬遷所受的教育以及生活、經歷中形成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性格，都不可能有使他去向統治者“巴結”“討好”“低三下四”的可能。他是舞戈的刑天，填海的精衛，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脊樑骨。在文學發展上的貢獻，及對以後國內國際社會各方面的積極影響，都是十分巨大的。說“巴結”的，如果僅是因為年青無知倒也罷了；如果是有點年紀了的“家”也這麼信口雌黃，可就有點黃口老兒的味道了。

司馬遷原是期望：“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豈料，在司馬遷死後的兩千多年後的今天，，卻竟還是“雖累百世，垢彌甚爾”，這真是“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人言的了！司馬遷泉下有知，能不悲憤麼！。

附記：此稿原寫於1996年，投《文學自由談》後不見採用，就棄置一邊。最近又看到李國文發表在《文學自由談》的《司馬遷之死》，那種輕佻淺薄公子哥兒的基調和口吻頗類李大師余眼淚依然甚健，故搜出舊稿，以表“文學自由談”圈外的自由談文學。 2004.2.24.

2、季鎮淮謬解司馬遷及其《史記》 1）西漢時的評價

在漢武帝劉徹寵臣壺遂對司馬遷的質問中，在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裏，以及在漢武帝銷毀了部分《史記》的行動中，在司馬遷被劉徹殘酷迫害致死裏，在書成之後不能立即刊印而“藏之名山”上，都說明瞭司馬遷及其《史記》是否定漢朝和劉徹統治的。這也證實了司馬遷寫史的動機，確實是揭露與鞭笞了西漢的統治者。。

在《太史公自序》裏，當司馬遷引用董仲舒的話:“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於是“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緊接著又引用孔子的話“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表達了自己寫《史記》動機`目的，回答了壺遂的質問。，壺遂立即又反駁:“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這充滿了殺氣騰騰的質問，傳達的正完全是漢武帝的厲聲喝斥。十分瞭解漢武帝為人並備受其酷毒的司馬遷，就不得不曲為自己辯了:“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季鎮淮據此定司馬遷寫《史記》是為了討好巴結劉徹，是完全錯了。《史記》竣稿之後，直等到漢武帝死了二十多年後，才由司馬遷的外甥楊惲，設法刊印成書。然而楊惲也被按上了一個罪名腰斬了。統治者對《史記》的否定，一直延續到了東漢班固的:“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司馬遷寫《史記》的動機`目的，都是否定的。

時至今日。一些研究司馬遷及其《史記》的專家學者，他們研究出的一個最偉大的成果，便是根據司馬遷在壺遂質問下的辯解，來斷定司馬遷寫《史記》的動機`目的，是為了鞏固漢朝的統治政權，是為了巴結`討好漢武帝。而且這種屁話，竟然成了現在研究《史記》的主流，。從漢武帝到宋元明清的統治者，如果死而有知，也會笑掉大牙的吧! 。

2）親媚不是討好巴結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傾訴的:“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和“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的話，都成了季鎮淮這類專家否定司馬遷的證據。尤其對其中“媚”的理解，明顯地是在用現代漢語中的“媚”替代了古漢語中的“媚”。現代漢語中“媚”的詞義只有古漢語中的貶義，如奉承巴結`諂媚等一類;古漢語中的“媚”還有褒義，如“愛”和“親近喜愛”等詞義。他們之錯誤的認為司馬遷寫作動機是“討好巴結”漢朝統治者，原因之一就是從這種以今解古上得出來的。

在封建社會裏的一個朝庭官員，要親近皇帝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也是一種普遍的官員心態;即使是現在的幹部，不也是要一心搞好工作，不也是要親近領導，創造融洽的關係的麼?不以這種心態而當官的，在歷史上也是極少有的。就拿屈原，嶽飛`文天祥`史可法等等偉大的人物來說，他們何嘗不也是如此?既使是剛直不阿的魏征，不也是因此才得到唐太宗的讚譽:“人言魏征舉動疏慢，我見其嫵媚。”的麼?所以說，無論古今，有這種親近領導的要求，在工作中要盡職盡責，都是正常的，不能單以此苛責司馬遷是什麼討好巴結，是什麼要博得漢武帝歡心的。並因此扭曲了整個的司馬遷人格和《史記》偉大的思想性。

3）季鎮淮對司馬遷“實錄”的曲解

在季鎮淮先生一九七九年修改和增補版的《司馬遷》裏，有的地方仍沿襲一九五五年舊版上的謬誤說法，將司馬遷的偉大和《史記》的輝煌，全歸功於司馬遷的“實錄”創作方法，如:“堅持實錄的態度，就是忠實於一切事實，忠實於客觀存在，那結果就會不管封建統治階級的願望以及作者的歷史觀如何，必然反映了客觀實際的錯綜複雜的情況，因而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客觀實際的矛盾和鬥爭，即客觀實際的真實的歷史。”。但是只因為要在修改和增補版裏採用了我的觀點，以自圓其說而反駁我的觀點，就又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如“司馬遷的實錄並不是完全被動地直錄一切事實，而是有所選擇地寓其理想於那些實錄之間的”，承認了司馬遷進步世界觀的作用，但是到了另一個地方筆鋒一轉又說"“司馬遷繼《春秋》作《史記》，也是要通過具體的客觀歷史事實來表明封建社會的全部的思想體系的，包括天道觀`歷史觀`道德觀等等”，又堅持了司馬遷的《史記》是“繼春秋”的錯誤觀點

既然認定司馬遷是用實錄的創作方法來客觀地自然主義地記錄一切，“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客觀的矛盾和鬥爭”，那就再用不著作家的主觀意識起作用了，然而季先生又在另一個地方說，司馬遷是“有所選擇地寓其真相於那些實錄之間”。主觀意識又在起作用了。為什麼不能自圓其說?這是因為司馬遷的偉大和《史記》的輝煌，並不是來自於實錄，而是來自於司馬遷進步思想指導下的“實錄”，是來自於他的黃老世界觀。季先生不願意承認這一點，致使他始終不能自圓其說

至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季先生也仍然承襲了舊說，錯誤地認為司馬遷的思想體系是屬於儒家。其實從司馬遷的家學淵源，從當時竇太后的統治思想，從西漢社會的風氣，從司馬遷所受的思想薰陶，從司馬遷的生活環境及經歷，都只能形成他的黃老世界觀。這在季先生的修改本裏，雖然也有這方面的增補，但是，由於同樣的原因，即既要保持原來的觀點，堅持司馬遷是儒家，又不能不承認黃老思想在司馬遷思想中所起的作用，於是就又出現了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

要守住舊有的陣地，保住權威的招牌，就只能抱殘守缺，辛辛苦苦地修修補補了。

實錄一說，源自於東漢班固的《漢書》。他在指出他認為的《史記》之“此其所蔽也”的四個方面之後，是根據司馬遷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而“故謂之實錄”的。

古代的太史，大都有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其中又有程度的不同。齊太史三兄弟和晉太史董狐，是有事必錄的直書。但是否能記下事情背後的活動和企圖，那就不免要闕如或有失史實的地方。孔子的《春秋》，恐怕連齊晉太史的直書也比不上。因為他要為長者諱，又藐視下層人民在歷史上起的作用，就更稱不上是實錄了。仔細考察除《史記》以外的二十幾史，史家都是在自己的筆下流露出了自己的思想傾向和情緒色彩。因此也都有褒貶不當的地方。遠的不說，就拿郭沫若來說，在寫李自成之死上，他就有意欺騙世人，要把出家活著的李自成，倒在地主武裝的屠刀下;在為曹操翻案而寫的《蔡文姬》中，把曹操治下恭維成“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把幾次“屠城”殘殺男女老幼的劊子手塗抹成救世主；而另外一些編歷史課本的先生，在解放初，把陳勝吳廣起義的口號，寫成是除暴秦，文化大革命中又改成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其實真正的起義口號是大楚興，陳勝王。由此看來，古今一體，忠實於客觀歷史，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像季先生所說的那種不用自己的思想去指導寫史的“實錄”，在二十五史上還沒有出現過。

在落後思想指導下寫出的歷史，有符合客觀歷史的部分，也有不少不符合的部分;用進步的思想指導下寫的歷史，不免也有失實之處，但是符合客觀歷史的地方，卻必然是大大超過前者。司馬遷的偉大和《史記》的輝煌，根本原因不是季先生所反復強調的實錄，而是司馬遷的黃老思想。班固所稱讚的實錄，其實是這種思想作用下的結果。下麵再以簡表對照我與季對司馬遷不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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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司馬遷的世界觀寫史的原則司馬遷的世界觀性質寫作動機、目的、《史記》對統治者產生的效果決定《史記》之所以偉大的原因

季的儒家的孔子春秋筆法落後的巴結討好漢武帝及漢朝統治者被曆朝統治者查禁焚毀是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實錄”所起作用

朱的黃老的不虛美不隱惡進步的揭露鞭撻漢武帝及漢朝統治者受到國內外進步人士的崇敬是進步的世界觀所起的決定作用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我與季在對司馬遷的評論上，是論點、論證、結論都完全不同，論據之所以完全相同，是因為我認為，要同樣採用對方的論據進行駁正，才最為有針對性，才最有充分的說服力。

無論是對過去的，還是希望於現在和將來的，主張不要進步思想指導，只要有單純的創作方法，便可以寫出偉大不朽的著品來，都只能是癡人說夢，自欺欺人的妄語。

附一：上面的文章，只能算是一個提綱。原文最初動筆於1957年，定稿於1980年初。原來的題目是“試論司馬遷的黃老思想及其《史記》”，副題是“兼評季鎮淮先生《司馬遷》中的錯誤觀點”。約一萬多字。因為主要是批駁季鎮淮在他寫的《司馬遷》一書中的錯誤觀點，所以，寫成以後寄給季鎮淮審查：一、是否對他的文章有斷章取義和有歪曲等不當的地方；二、。是否有粗暴不實的指責亂扣帽子的地方。數月以後，季在我的文稿最後一頁的反面寫了一行字，主要意思是：我們兩個人都對，你是從這面論述的，我是從那面論述的。季這種敷衍的態度，不是一個學者應有的態度。到了1984年，便將該文寄給湖北日報編輯部，他們又轉寄給季的工作單位——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所征取意見。該單位給編輯部的回復是：該文對司馬遷的肯定超過了季鎮淮，這正是即將到來的運動所批判的對象。湖北日報編輯部在退回稿件時，轉述了不能刊用的原因。文革後，季又以權威的專家身份出了“修訂本”。然而只不過是略微潤澤了一下他原來的觀點，再將我的觀點揉了進去。但是，因為是“這面那面”而不是“一面”的觀點，所以，就出現了相當多的互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對季的這種作法，我是很不以為然的。故將原文的提綱放在這裏。供有興趣於此的人參考。

附二:司馬遷簡歷: 20 多歲出遊， 30多歲任郎中， 38歲受宮刑，42歲開始寫《史記》，44歲為太史令， 50歲任中書令， 53歲《報任安書》，55歲《史記》定稿，約在59歲的時候逝世。

4、毛志成先生妄解甲骨文中的“女”

《文學自由談》97年第4期上，毛志成先生在《"女文學史"妄擬》中的:

“查查最早的文字之一──金文（朱按：既然是“最早”就只有甲骨文，“金文”的出現是在甲骨文之後），那‘女’字寫做一個女人下跪模樣，且發‘奴’音。女人被男人弄到手為妻，稱之為娶。在金文中，這個‘娶’字字形為‘以手捉耳’。因這種事多發生在黃昏，故而那個‘婚’字也無非解義為‘黃昏搶女’。做了人妻又怎麼樣，看看那個‘妻’字形，無非是一個女人的頭上頂著個簍子模樣的東西。‘嫁’字取音為"賈"，買賣之意了。”

上面這段文字，如果作為虛構的故事看，那倒是蠻有趣的。可惜所涉及到的是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領域內的知識，因而就都犯瞭望文生義以今解古牽強附會的毛病。又因為毛志成先生是知名作家，此說就更能起到誤導讀者的效果。

無論在甲文和金文中“女”的字形，並不是“下跪模樣”而是正襟危坐的模樣。古時候沒有椅凳，只能坐在地上鋪的類似今日座墊的席上也就是“席地而坐”。所以孔子才要"席不正，不坐"。對於古人的坐法，楊伯峻先生在《論語譯注》（107頁）中有較全面而精當的注釋:"古人的坐法有幾種，恭敬的屈著兩膝，膝蓋著地，而足跟乘著臀部。作客和見客時必須如此。……省力的坐法是腳板著地，兩膝聳起，臀部向下而不貼地，和蹲一樣。……最不恭敬的坐法是臀部貼地，兩腿張開，平放而直伸，像箕一樣，叫做"箕踞"。

在最早的甲文和稍後的金文中，男人和女人的"下跪模樣"以及今天日本男人與女人學著的"下跪模樣"，其實正是中國古人"作客和見客"時候的恭敬坐法。在甲文中表示"下跪模樣"的字也是有的，那就是"跽"，從"跽"的甲骨文字形上看，是一個人小腿貼地，大腿挺直，與小腿保持 90 度的直角，上身則是彎屈匍匐著的。這與雙手放在膝上，臀部乘於足上的坐法是絕不相同的。至於孔子平時所經常用的蹲法，在河南鄂北等地廣大的農村中，至今也還是十分流行的。而表示不恭坐法的那就是謀刺秦王未遂而受創倚柱荊軻的"箕踞"坐法了。此外"妻"頭上頂的也不可能是"簍子模樣的東西"，至於“婚”和“娶”兩字，因為是形聲而不是會意。也就不能用聲傍的“意”羼入形傍的“意”，而錯誤地把“婚”說是“黃昏掄女”，把“娶”老婆說成“以手捉耳”。再從音韻上說，“女”也不是“且發奴音”，“嫁”與“賈”在先秦雖然都屬魚部，但是在音韻的形成上並無因果關係。說“女”因“奴”而發“奴”音，說“嫁”因“賈”而發“賈”音，都是因為"妄擬"的需要而虛構出來的無稽之談。因為作者對文字和音韻的不甚了了，因之而來的訓詁，也就不免是盲人摸象了

這使我想起了一位早已過世的編輯，為了漏校一字，便自己掌嘴打腫了半邊臉，又將腫臉攝影放大，並寫上“一字之失，終身之恥”，壓在辦公桌上的玻璃板下，作家先生們是不是也應該從這位尊敬的編輯先生身上學習這種對讀者對刊物認真負責的精神呢?

中國人是女媧的子孫不是炎黃的子孫！

　此種認識來自於母系時期甲骨文。

甲骨文分期大致是：母系甲骨文時期，父系甲骨文時期。各時期又可根據演變發展情況細分幾個階段。

在母系甲骨文時期的甲骨文裏，充分反映了婦女們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及勞作情況。

先從甲骨文的女（）和人（）說起。

甲骨文以其產生時間（依據目前的說法）的先後，一般分為殷商、西周、春秋戰國三個類型。殷商甲骨文的字形，由於一部分字的社會約定性特別頑強，又因父系社會的男性們還沒有時間篡改到每一個字，這就使我們今天還能從殷商甲骨文中，發現母系社會中甲骨文的一些原貌。它們是保留在甲骨文中的母系社會情況的活化石。是在甲骨文考古學、甲骨文聲韻學、甲骨文字字形學和甲骨文風俗學中尤為重要的一門學科。我們從殷商甲骨文中所看到的女（）幾乎無一例的都是坐姿，表示男性的人也同樣毫無例外的都是立姿（）。女性的這種坐姿，到了父系社會的西周及春秋戰國，以至於秦漢唐宋，甚至鄰國的日本、韓國朝鮮等國家，也都繼承了這種表示尊嚴的坐姿。但坐的人卻換成了男性而不是女性了。在字形上也同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西周以後的甲骨文，凡是有女性的地方，幾乎一律改成了立式，很少依舊保持坐姿的了。這種變化還反映在土（）的意義內涵轉變上。母系社會時期的土是指祭壇，是整個氏族成員心目中的最神聖最有權威的象徵。到了父系社會，仍然保持了這種最神聖和最有權威的意義，但是神聖意義的內涵卻變成了男性。到了西周就將它從土中脫離開來了，就是把土的兩橫上下顛倒一下變成士；為了更明顯地突出這種神聖和權威，將代表男性側立的士，高高矗立在代表祭壇的土（）上。過去有人說土是男性的生殖器，由此得出結論，說中國人的先祖是以男性生殖器為圖騰而祭拜的民族；近又有專家論證甲骨文中的食，同時也是男性的生殖器，並用孔子的“食色性也”作自己的證據。孔子在這裏指的是人的天性、人的自然本性，與專家把性只當成男性的生殖器，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殷商甲骨文裏有表示男性生殖器象形字如。這個象形字後來也簡化成，但也只用在區別動物的牝牡上如公豬（），即使在父系及其以後的社會裏，也沒有發現哪一個社會裏的甲骨文中有士是把那玩意兒炫耀在肚子上或崇拜在頭頂上的。在這上面，獵奇和媚世，都會使學術研究失去自身的價值。

在母系社會中體現女性權威的甲骨文。

在天上的（龍），在雲中的（鳳），在母系社會中的（威）、（妾）等，在她們的頭上都有一個輝煌的相同徽標。據甲骨文字學家康殷先生考證，它是斧的簡化形式，也是王的前身，是的倒放形狀，古文字學家黃侃先生考證這一斧形簡化成的王是“即古皇字”。作為王前身的石斧，在母系社會當是用得最順手的犀利工具。能夠隨身應用這一工具的，當然也是這一社會中勞動生產的主力，是社會生產力的象徵，自然也是母系社會中最有權威的人。以它作為女王的徽標，自然也就是情理中的事情。石斧簡化後，再將其倒放，就成了甲骨文中常見的和辛（）相似的了。但是它絕不是辛，因為它沒有辛所帶的箭簇。

在母系社會裏，頭上有此徽標的，只有女性。男性頭上不可能有，動物和家禽更不可能有；唯一例外的是被當時視為有無限權威的雲中變幻莫測的龍和能夠給人帶來吉祥的鳥中美麗之王的鳳，只有在它們的頭上才有同女王頭上一樣的徽標。就甲骨文產生時代的本意，婢妾都是母系社會中的女王，到了父系社會的封建社會，卻把至尊變為至賤。婢的甲骨文是，女坐在前面，身後是一只手持著甲。甲是單的省略，甲和單都是在樹枝椏和分枝的兩端綁上大小石塊，作為捕獵和防衛的利器。女後的手持甲，不能釋為是對女的暗殺和謀害，應該釋為對女王的保護。正是這種護衛的存在，更顯示了母系社會中女王的尊榮。甲骨文的鬼（）是女的頭上有甲的微標，她們應該被解釋為女王的衛隊和捕獵主力軍的獵手。再說賓，它的繁體是賓，它是一個會意字：是房屋，屋內坐的是女主人，女主人面前側立的男人便是女主人的賓，最下麵腳趾向屋內的足，表示這個男人是由外入內的。賓的甲骨文字形，清楚地表明瞭母系社會中，由群婚過渡到非群婚的婚姻演變情況。在以後的演變過程中，這個字又變為，只突出了由外入內的男人，最重要的女主人卻被省略了。這大約是到了父系社會後，男人們做的手腳。從以上的甲骨文字形中，都能在相當的程度上，說明中國的甲骨文是始創於原始社會中母系社會的大致情況。

表明母系社會中的女性從事農業勞動生產情況的甲骨文。

母系社會的另一主要特徵，是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幾乎全部是婦女。反映這一類的甲骨文是相當多的，如用犁耕地的是婦女（今釋為嘉），從甲骨文字形上看，明明白白是女性用犁，字的構件也絲毫不會引起任何歧義，然而古文字學家們卻硬是把這個字釋為嘉，把始創農業勞動生產進化到用犁的功勞生生地剝奪給了男性。把純粹只表示犁田勞動活動的甲骨文偏偏要釋為男，也是很沒有道理的。古文字學家們都生長在父系社會的封建社會裏。在古文字研究上，避免不了也要打上父系社會中以男子為中心的烙印。可以說，在母系社會裏，婦女擔負了全部農業勞動生產的勞作：育苗的是婦女（委）；，田間除草的是婦女（媰），捉蟲的是婦女（妃），中耕鋤地的是婦女（妸）；用耙平整土地的是婦女（娥），使用牛的是婦女（侵），在場壩裏清掃糧食入庫的是婦女（婦），其他如：采樵的是婦女（婪），摘果的是婦女（婐），製造箭的是婦女（姪），巢絲的是婦女（娕），還有挖井（妌）製造家具（妝，臥床之床是，是床面向人，此是床腿向人。這與其他不論左右的字不同）等，也都是婦女主任；至於懷孕　孕）、生育（育）、哺乳（乳），和前面種種生產生活勞作一樣，都是母系社會中女性責無旁貸的分內事情（文言翻譯中，把身譯為孕，因此“有身”就是有孕。。母系社會中甲骨文本義怕不是如此，因為作孕解的肚中有一點，而且必是婦女的肚子，而誤作身解的卻是側立男性的肚子　，因此這個男人的肚中一點，不是“有身”，而是得了鼓脹一類的疾病；於是也就有了用針炙醫治這種疾病的甲骨文（殷）。由此可知，在上古得這種疾病的人恐怕是相當多的。如果一定要在母系社會中找出婦女對男性的不恭來，那就是好睡懶覺的屍）和隨地大小便的（屎）和（尿）以及尾），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活動和形象，都放在側立的男性身上。這與父系社會的老少爺們兒，一股勁地把婦女往絕路死路上逼，是夠寬宏慈愛的了。

從母系社會過渡到父系社會中也可以看甲骨文在結構上的變化。

此一時期，出現了許多在區分性別上義同形異的甲骨文。如原是由女性主司報警的（），以後又出現了由男性報警的（僖）；同一見，有女性的（見），以後又有男性的（見）；同是顧，女性的是（顧），男性的是（顧），同是老，女姓的是（老），男性的是（老）；同是鋤地，女性的是（妸），男性的是（何）；同是賓，屋裏的主人也由女換成了男等等。上面所舉的這些義同形異的甲骨文，不會是偶然的巧合，是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後，必然出現的一種社會變化。正是從這種變化中尋覓出了由母系甲骨文到父系甲骨文的過渡。同時證明了中國甲骨文是始創於母系社會的鐵證。文字與語言，都是社會的公共交際工具，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創造和使用它的社會、階層、人群的思想、觀點、情緒與好惡的影響。表現在中國甲骨文上的這種由男性替代女性的變化，正說明了最早繁衍養育中華民族的是女媧們，女媧才真正是中國人的始祖。

母系社會甲骨文中“知母不知父”的姓。

中國人的姓氏是起源於母系社會。母系社會的人類已屬“新人”，或稱“智人”，已經能夠依據血緣關係組成各自的氏族。婚姻也由亂婚變為以血緣關係為區別的群婚即本氏族的全體男子，只能與另一氏族的女子成婚，並以女方的姓氏為區別標識。現在七八十歲的老奶奶們年青的時候，只被夫家稱為“張氏”“王氏”的，其源也在於此。所生子女自然也就“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而隨母姓了。中華民族的姓，也就由此而產生，而發展的。源於母系社會媽媽們的姓，都有女的部首，或稱為主要構件，如契祖姓，黃帝姓姬，炎帝姓薑，秦的始祖大業姓嬴；在甲骨文卜辭中的婦姓更是它的源頭，如“婦好墓”的女主人姓好，“婦婐”的女子姓婐，“婦姘”的女子姓姘，其他如媯、姚等等。到了父系社會，黃帝、炎帝等人，因為是生長於母系社會，所以，他們就只能秉承母姓，到了父系社會中成長的後代，才以種種不同的方式選擇自己的徽標和姓氏了。從姓氏起源的這種情況，我們亦可從而認識到，只有在母系創造了甲骨文，才能首先產生出這麼多以女為主要構件的母系姓氏，絕對不是“趙錢孫李”的百家姓。

女媧、有巢氏、燧人氏、庖羲氏、後羿、伏羲、神農、精衛、誇父等等這些與自然作鬥爭、在惡劣兇險的自然環境中求得生存的英雄，應該無一例外的全都是母系社會原始群中的英雄，此時還沒有姓的需要，自然也就沒有姓的發生；至於黃帝、炎帝、蚩尤、共工、刑天等，或是出生於母系社會氏族社會，或是成長於母系社會和父系社會的過渡時期，他們自然也就“從母”有了姓，此時之間同時有了兼併和殘殺，一部分當是發生在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的過渡時期，而最初的戰爭，極有可能是開始進入父系社會的部落，向母系社會部落發動進攻掠取。因此其中被禍的刑天、共工等，一定是母系部落；另一部分部落之間的戰爭，當是父系社會中的相互拼殺了。從此以後，戰勝自然的搏鬥就轉向為奴役人類的大屠殺了。

史書上說“自禹以後才有以父系計算的世系”，此前當然應該還是屬於母系社會；史書上又說：“禹是黃帝玄孫”，那麼，上數到第九代的黃帝，是父系社會中的人物無疑了。與黃帝同時代的人物，理應也是如此。

母系社會總的特點是：“婦女是氏族的中心”。奉為這個中心的領導人物，豈能不是女姓？至於傳說到現在的傳說人物，除了女媧、精衛刑天共工之外，全都變姓成了男人，那也是經過父系社會及以後以男性為中心的奴隸、封建社會，尤其經過“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嚴厲過濾之後，被全盤歪曲篡改的結果。中華民族的先祖，不應該同樣是女媧子孫的黃帝炎帝，只能也是他們先祖的母系社會的代表人物女媧！

因之就引出了關於中華民族史的問題。以前說的三千年是錯誤的，現在說的四千年、五千年也當再商榷。母系社會時期，經過了從舊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晚期的漫長發展，已經有了相當發達的畜牧業、農業，能夠製造出精美的陶器和絲織品，有了甲骨文和易經，所以，中華民族的歷史應該從母系社會算起。應該在五萬年至一萬八千年之間，即使從母系社會的第二分期起算，也不能少於一萬年。如此才能與現在經過考古專家們確認的有一萬多年的農具史、農耕史、陶器史、畜牧史以及甲骨文、易經等輝煌創造的時間相吻合。世界上只有具有這樣悠久文明史的民族才是任何力量無法戰勝的。這就是歷史的力量。

要客觀的顯示這種世所罕見的歷史與民族，承認這種客觀存在的巨大歷史力量，就應該認真慎重地對待中國人的始祖是女媧而不是炎黃“認祖”問題的探索與研究。

史學諸家在甲骨文始創年代上的莫衷一是。

在歷史著作中，大都只肯定甲骨文是殷商時期的記錄文字，不明說甲骨文始創於什麼時期；或有肯定，也是錯誤的揣測。如：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1979年北京版第一冊27頁）：“後人所謂的六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假借、形聲、轉注這六種構成文字的原則，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備，則商代晚期已經形成為嚴密規律的文字系統。無疑這是經過長期發展而來的”，肯定的只是甲骨文因“經過長期發展”而“完備於商晚期”，始創於什麼時候，就“闕焉不詳”了。在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1980年北京版第8頁）：“到了殷商，才開始有了—青銅器銘文和甲骨文—的文字記錄”，第12頁：“甲骨文可能是殷人承繼其前人文字的創造而加於發展的”。殷人的“前人”是誰？在本書同一頁有現成的答案：“殷人是東夷族，其起源可以上溯到傳說中的舜、禹時代”，似乎肯定了甲骨文是始創於舜禹時期，但在前面以用“可能是”不確定了。依據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佈的《夏商周年表》，禹是在前2070年建立的夏朝，下距能用成熟甲骨文作記錄的殷商（前1300年）還不到800年。在這歷史的一瞬間決不可能創造出中國已然成熟的甲骨文，尚鉞先生的“甲骨文可能是殷人承繼其前人文字的創造而加於發展”的推測是站不住腳的。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的楊勝勇先生主編的《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定教材輔導用書。中國通史》(1998年版第12頁)：“中國的漢字大約比甲骨文早1000年時便產生了，甲骨文已經是一種成熟的文字”，難道真有“比甲骨文早1000年”的“中國的漢字”存在？到第16頁上又說：“甲古文：產生於我國商代的文字”，又否認了在甲骨文前1000年就已“早”存在的漢字，更是讓人墜五里霧中。

再看看近期的歷史學家們是怎麼說的。遊國恩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1997年湖北版第4頁）上說：“自從甲骨卜辭的發現，證明至遲在殷商後期（約西元前十四世紀）已有初步的定型文字”，是“至遲”，是“已有”，那麼至早什麼時候有呢？卻避而不談了。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2001年修訂本《新華辭典》第46頁上的解釋是：“甲骨文也叫卜辭、契文，商周時代在龜甲獸骨上所刻的文字”，重點在解釋“甲骨”，沒有涉及是否始創。學校的歷史課本也大都採用了這種含糊穩妥的說法：“商朝的文字”，都意味甲骨文是始創於商或商周的時候。

無論說甲骨文是產生於殷人遠祖舜禹，還是產生於其後的商或殷商，都是錯誤的。根據甲骨文本身字形所反映的內容，甲骨文應該產生即始創於一萬多年前原始社會的母系社會時期。

諸家共同的缺點，是不夠瞭解甲骨文本身所反映的內容，在欠缺掌握甲骨文知識的基礎上，定性甲骨文的產生和始創，不是沿襲世說人云亦云，就必然是妄說臆斷有悖真實了。

在國內外的華人中，是相當普遍的一個認識。出現在國內許多地方的女媧塑像就可以證明這種認識的存在及其普遍性。下麵且舉幾例：

也有塑像上半身是伏羲女媧的連體，下半身是蛇尾纏繞著的龍尾，說女媧是人身蛇尾，是伏羲的妹妹。是兄妹結婚，於是才有了子子孫孫的中華民族。唾其荒謬不經，不予采信。

中華民族的傳說，有源自遠古母系社會，亦有來自父系社會的篡改與加工編造。女媧的人身蛇尾和兄妹結婚，就充分反映了父系社會統治者視男權為正統的思想意識，如伏羲是男性，高貴是龍，妹妹女媧是女性，就只能低賤為蟲了，為什麼不反是呢？如此正反映了父系社會違反母系社會同氏不婚的規定而要與母與姐妹成婚的婚姻心態。歷史中的許多皇帝就是這樣實踐的。所以，對傳說也應該持歷史唯物辯證的觀點去認識，不能因其是傳說就不加區別的盲從。

許多地方的女媧塑像是莊穆的，是慈詳的，是美麗婉約的。是以此明確地承認發女媧是源自母系社會的中華民族的始祖，同時也肯定了炎黃女媧的子孫。

迄今中國的歷史，都是父系社會的歷史，是男權的歷史，是男權中一撮統治階層的歷史。是以他們的思想意識左右歷史內容的增刪與取捨，與絕大多數被奴役的男性無關。經過父系社會統治者過濾的傳說，也同樣是彌漫著父系社會對母系社會的篡改和歪曲。

有炎黃，值得驕傲，有女媧，更值得自豪。她們是一萬至五萬年間母系社會中母親們的化身，繁衍養育了華裔子子孫孫的是母系社會中的女媧們，絕對不是以後的父系社會中的炎黃。

而甲骨文中諸多反映母系社會中婦女的政治經濟生活勞動等等情況，以及母系社會以坤卦為首（到了父系社會的伏羲卦才是以乾卦為首）的易經內容，同樣有力地證實了只有母系社會中的女媧，才是甲骨文和易的始創者（有教授說易經是上一冰河時期的產物，不可信），因此，女媧才真正是中華民族的始祖，是中華民族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締造者。

今天的男性群眾不能數典忘祖；今天的女性亦不可妄自菲薄。中國遠古史就是這樣的！

中國甲骨文始創於母系社會之探討摘要資訊：

甲骨文和易經始創於中國原始社會中之母系社會；始創者自然是母系社會中的偉大女性；上古歷史傳說中的英雄人物是女性而不可能是男性；因此，世稱中國人為炎黃子孫的說法是天大的錯誤，應該更正為中國人（包括炎黃二帝）都是女媧（代表母系社會的母親們）的子孫；被父系社會顛倒、纂改、歪曲了的歷史，應該重新再恢復母系社會情況的真實面貌

問題的引起

在歷史著作中，大都只說甲骨文是殷商時期的記錄文字，不說它始創於什麼時期。有的歷史書雖然有所涉及，但也含糊不清說不明白。如：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1979年北京版第一冊27頁）：“後人所謂的六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假借、形聲、轉注這六種構成文字的原則，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備，則商代晚期已經形成為嚴密規律的文字系統。無疑這是經過長期發展而來的”，這裏在說明了甲骨文是完備於商晚期的同時，也肯定了甲骨文是在商代晚期以前的“經過長期發展而來的”，也就當然明確了甲骨文不是始創於商代晚期和商殷，那麼始創於什麼時候，就“闕焉”無法確定了。在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1980年北京版第8頁）：“到了殷商，才開始有了—青銅器銘文和甲骨文—的文字記錄”，第12頁：“甲骨文字在今天來說，是已發現的中國文字中最古老的一種。因此甲骨文可能是殷人承繼其前人文字的創造而加於發展的”。殷人的“前人”指的什麼？在本書同一頁有現成的答案：“殷人是東夷族，其起源可以上溯到傳說中的舜、禹時代。也就是說，甲骨文是始創於舜禹時期。依據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佈的《夏商周年表》，禹是在前2070年建立的夏朝，下距能用成熟甲骨文作記錄的殷商（前1300年）還不到800年。在這歷史的一瞬間決不可能創造出中國的甲骨文，尚鉞先生的“甲骨文可能是殷人承繼其前人文字的創造而加於發展的”推測也是站不住腳的。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的楊勝勇先生主編的《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定教材輔導用書。中國通史》(1998年版第12頁)中提前了一點：“甲骨文是商代奴隸社會文化水準的代表，中國的漢字大約比甲骨文早1000年時便產生了，甲骨文已經是一種成熟的文字”（但到第16頁上又說：“甲有文：產生於我國商代的文字”立論有失謹嚴）。即使是1000年，也只比800年多了200年，這200年，在歷史上也只不過是彈指一揮間，而且也還是屬於舜禹的時期，是無關宏旨的，甲骨文既不能始創於商晚期，也不能始創於殷商和其前的商。我們還是再看看近期的歷史學家們怎麼說的。遊國恩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1997年湖北版第4頁）上說：“自從甲骨卜辭的發現，證明至遲在殷商後期（約西元前十四世紀）已有初步的定型文字”。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2001年修訂本《新華辭典》第46頁上的解釋是：“甲骨文也叫卜辭、契文，商周時代在龜甲獸骨上所刻的文字”“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成系統的漢字”。學校的歷史課本也大都採用了這種似乎較穩妥的說法：“商朝的文字，刻寫在龜甲或獸骨上，稱為‘甲骨文’。甲骨文已經相當成熟，今天的漢字就是從甲骨文發展來的。”這種說法必然導致學生錯誤地認為，甲骨文是在商或商周時候才有的文字。上面的三種認識，雖然在時間上或長或短，但基本上還是框在商的時期裏。無論說甲骨文是產生於殷人遠祖舜禹，還是產生於其後的商或殷商，都是錯誤的。甲骨文應該產生即始創於一萬多年前原始社會的母系社會時期。下麵以“中國原始社會情況簡表擬測”對此作一定程度上的說明。

中國原始社會情況簡表擬測

中國原始社會情況簡表擬測
時期	原始群		母系社會				父系社會
分期	猿人	古人	新人	山頂洞人	裴李崗文化	仰山文化	龍山文化
約西元前	170萬年	20萬年	5萬年	2萬年	1萬年	6千年	5千年
約歷時	150萬年	15萬年	3萬年	1萬年	4千年	1千年	1千年
器皿時期	舊石早期	舊石中期	舊石晚期	新石早期	新石中期	新石晚期	青銅時期
腦量	850毫升	1225毫升	1300毫升	1500毫升	同今人	同今人	同今人
勞動生活情況	使用和保存天然火製造粗石器以野獸和野果為生		有了磨擦起火的技術、弓箭、骨針、頭飾、圖騰和甲骨文、易經的萌芽。		農業生產為主有了粟黍稻蠶絲牛馬豬羊雞鴨狗和精美陶器	有了氏族部落的聯合和對偶婚和發達的農牧手工業，陶器上出現類似甲骨文的圖形，發現易經用的蔔骨。	有了
遺址考古	大荔人丁村人許家窯人馬壩人桐梓人山頂洞人等。		山頂洞人河套人枊江人裴李崗文化等		裴李崗文化大地彎文化等。	仰山、馬家窯、河姆度、紅山、龍山、寶墩文化等	大汶口齊家、屈家嶺三星堆文化等
甲骨文情況	在結繩記事和撲獵與採集中對代表天地的──有了認識。		──是甲骨文和易經的萌芽，在此一時期當在醖釀中。		出現了婦女從事農業生產的甲骨文和以刊卦為首的歸藏易。	逐漸形成了甲骨文六書的體系和以艮卦為首的連山易的轉化。	開始有男尊女卑的甲骨文和以男性陽卦為伏犧易民間有64卦。

略談簡表中反映出來的幾個問題中華民族原氏社會

大致可分為原始群時期、母系社會時期、父系社會時期。原始群時期又劃為兩個分期，歷時約有170萬年；母系社會分四個分期，歷時約有1萬8千多年；父系社會至夏截止（實質上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應該劃入父系社會，即使是時至今日，父系社會的陰影，仍然是很濃的。但因為已不屬原始社會，故未列入），歷時約1000年。母系社會是原始社會的鼎盛時期，也是人類經過原始群的猿人、古人進化為今人的時期，更是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搖籃。從專家確認某些出土的農具、陶器已有1萬多年的歷史，以及甲骨文中所反映的母系社會生產生活的情況來看，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是原始社會中的母系社會。2、因此，始創甲骨文的時代應該在母系社會，始創甲骨文的，也必然是母系社會中的女性而決不可能是男性。原始社會中的父系社會，去掉過渡期，也只有幾百年的歷史，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不可能創造出如此輝煌的甲骨文，只能在已有的基礎上，對甲骨文做出某些有利於突出男性地位的篡改和反映當時社會情況的文字增補。3、從簡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約一萬五千年的母系社會時期中的勞動生產、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情況，這些情況在發現的部分甲古文中也都有一定程度地反映，此一時期的跨度是從舊石器晚期發展到新石器晚期，是原始社會時期的黃金時期。從狩獵發展到畜牧和農耕，從群婚進化到單婚和偶婚，從甲古文和易經的萌芽發展到成熟，也同樣是在原始社會的母系社會時期。這些成就不可能在其後不到一千年的短短父系社會裏出現。

因此產生於母系社會中的傳說人物

如女媧、有巢氏、燧人氏、庖羲氏、後羿、伏羲、神農、精衛、誇父等等這些與自然作鬥爭、在惡劣兇險的自然環境中求得生存的英雄，應該無一例外的全都是女姓；至於黃帝、炎帝、蚩尤、共工、刑天等，或是出生於母系社會，成長於母系社會和父系社會的過渡時期，他們之間的併吞殘殺，一部分當是發生在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的過渡時期，；而最初的戰爭，極有可能是開始進入父系社會的部落，向母系社會部落發動的進攻。因此其中的刑天、共工等，很有可能是女姓；另一部分部落之間的戰爭，當是父系社會中的相互拼殺了。從此以後，戰勝自然的搏鬥就轉向為奴役人類的大屠殺了。史書上說“自禹以後才有以父系計算的世系”，此前當然應該還是屬於母系社會；史書上又說：“禹是黃帝玄孫”，那麼，上數到第九代的黃帝，是父系社會中的人物無疑了。與黃帝同時代的上面那些人物，恐怕多是如此。母系社會總的特點是：“婦女是氏族的中心”。奉為這個中心的代表人物，豈能不是女姓？至於傳說到現在的傳說人物，除了女媧、精衛之外，全都變姓成了男人，那也是經過父系社會及以後的奴隸、封建社會以男性為中心。尤其經過“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嚴厲過濾之後，被全盤歪曲篡改的結果。中華民族的先祖，不應該是黃帝炎帝，只能是母系社會的代表人物女媧！5、因之就引出了關於中華民族史的問題。以前說的三千年是錯誤的，現在說的四千年、五千年也當再商榷。母系社會時期，經過了從舊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晚期的漫長發展，已經有了相當發達的畜牧業、農業，能夠製造出精美的陶器和絲織品，有了甲骨文和易經，所以，中華民族的歷史應該從母系社會算起。應該在五萬年至一萬八千年之間，即使從母系社會的第二分期起算，也不能少於一萬年。如此才能與現在經過專家們確認的有一萬多年的農具史、農耕史、陶器史、畜牧史以及甲骨文、易經等輝煌創造的時間相吻合。世界上只有具有這樣悠久文明史的民族才是任何力量無法戰勝的。這就是歷史的力量。

始創於母系社會之甲骨文舉例

先從甲骨文的女（）和人（）說起。

在母系社會中體現女性權威的甲骨文。

表明母系社會中的女性從事農業勞動生產情況的甲骨文。

母系社會的另一主要特徵，是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幾乎全部是婦女。反映這一類的甲骨文是相當多的，如用犁耕地的是婦女（今釋為嘉），從甲骨文字形上看，明明白白是女性用犁，字的構件也絲毫不會引起任何歧義，然而古文字學家們卻硬是把這個字釋為嘉，把始創農業勞動生產進化到用犁的功勞生生地剝奪給了男性。把純粹只表示犁田勞動活動的甲骨文偏偏要釋為男，也是很沒有道理的。古文字學家們都生長在父系社會的封建社會裏。在古文字研究上，避免不了也要打上父系社會中以男子為中心的烙印。可以說，在母系社會裏，婦女擔負了全部農業勞動生產的勞作：育苗的是婦女（委）；，田間除草的是婦女（媰），捉蟲的是婦女（妃），中耕鋤地的是婦女（妸）；用耙平整土地的是婦女（娥），使用牛的是婦女（侵），在場壩裏清掃糧食入庫的是婦女（婦），其他如：采樵的是婦女（婪），摘果的是婦女（婐），製造箭的是婦女（姪），巢絲的是婦女（娕），還有挖井（妌）製造家具（妝，臥床之床是，是床面向人，此是床腿向人。這與其他不論左右的字不同）等，也都是婦女主任；至於懷孕孕）、生育（育）、哺乳（乳），和前面種種生產生活勞作一樣，都是母系社會中女性責無旁貸的分內事情（文言翻譯中，把身譯為孕，因此“有身”就是有孕。。母系社會中甲骨文本義怕不是如此，因為作孕解的肚中有一點，而且必是婦女的肚子，而誤作身解的卻是側立男性的肚子，因此這個男人的肚中一點，不是“有身”，而是得了鼓脹一類的疾病；於是也就有了用針炙醫治這種疾病的甲骨文（殷）。由此可知，在上古得這種疾病的人恐怕是相當多的。如果一定要在母系社會中找出婦女對男性的不恭來，那就是好睡懶覺的屍）和隨地大小便的（屎）和（尿）以及尾），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活動和形象，都放在側立的男性身上。這與父系社會的老少爺們兒，一股勁地把婦女往絕路死路上逼，是夠寬宏慈愛的了。

從母系社會過渡到父系社會中看甲骨文在結構上的變化。

此一時期，出現了許多在區分性別上義同形異的甲骨文。如原是由女性主司報警的（），以後又出現了由男性報警的（僖）；同一見，有女性的（見），又有男性的（見）；同是顧，女性的是（顧），男性的是（顧），同是老，女姓的是（老），男性的是（老）；同是鋤地，女性的是（妸），男性的是（何）；同是賓，屋裏的主人也由女換成了男等等。上面所舉的這些義同形異的甲骨文，不會是偶然的巧合，是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後，必然出現的一種社會變化。我們正是從這種變化中尋覓出了中國甲骨文是始創於母系社會的端倪。文字與語言，都是社會的公共交際工具，正因為如此，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創造和使用它的社會、階層、人群的思想、觀點、情緒與好惡的影響。這種變化的進展，雖然是極其緩慢到不易使人覺察，但是當量變到了某種程度，質變的狀況就會明顯地凸現出來。表現在中國甲骨文上的這種由男性替代女性的兩性變化，正說明了這種歷史演變的情況，和甲古文始創於母系社會的歷史事實。

母系社會甲骨文中“知母不知父”的姓。

中國人的姓氏是起源於母系社會。母系社會的人類已屬“新人”，或稱“智人”，已經能夠依據血緣關係組成各自的氏族。婚姻也由亂婚變為以血緣關係為區別的群婚即本氏族的全體男子，只能與另一氏族的女子成婚，並以女方的姓氏為標識。現在七八十歲的老奶奶們年青的時候，只被夫家稱為“張氏”“王氏”的，其源也在於此。所生子女自然也就“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而隨母姓了。中華民族的姓，也就由此而產生，而發展的。源於母系社會的姓，都有女的部首，或稱為主要構件，如契祖姓，黃帝姓姬，炎帝姓薑，秦的始祖大業姓嬴；在卜辭中的婦姓亦是如此，如“婦好墓”的女主人姓好，“婦婐”的女子姓婐，“婦姘”的女子姓姘，其他如媯、姚等等。到了父系社會，黃帝、炎帝等人，因為是生長於母系社會，所以，他們就只能秉承母姓，在父系生長的後代，就以種種不同的方式選擇自己的徽標和姓氏了。從姓氏起源的這種情況，我們亦可從而認識到，只有在母系創造了甲骨文，才能有這麼多以女為主要構件的姓氏。

甲骨文、易經都建立在母系社會的哲學思想的基礎上

由於母系社會的人，在謀求衣食住行中，都須臾不能離開大地，在日益發展中也逐漸深入認識到維持自己和整個氏族的生存繁延中，也須臾不能離開大地。也就自然產生了對大地的尊重和崇拜，從而才衍射延伸出神鬼和宗教，認為大地及其上面所生長的的一切都具有靈性，都能成“精怪”作禍作福於人，於是就自然產生出對大地母親奉為神明。在母系社會也就因之就有了以大地為基礎的認識、思想、哲學觀念。這都同樣反映在甲骨文的構造和易經的變化裏。

在甲骨文裏代表大地的是富有形態和方向變化的一劃“”。它是祭壇下的基礎，沒有祭壇下麵的這一劃，祭壇就不能成立，也不能構成表示是祭壇的這個甲骨文字。它也是人類賴以立足的根基，足下沒有這一劃，人就不能生存繁育，甲骨文的立，也就不能構成。它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哲學思想根源，沒有這個一，也就沒有了母系社會的哲學思想，更不會有後世各家各派思想的共有基礎。它還能在人的頭頂上，構成甲骨文的天，在一曲線上和下，構成甲骨文的“上”和“下”，在獸的腹下構成“牡”，在男性的腹下的斜短線，就成為尿，在男性的屁股下就成為屎，在祭壇兩邊的短直線，就成為示，在一長直豎兩端各向外斜伸出兩短線就成木，在一斜曲線兩邊各附上兩條短曲線便是水，在火槽上著兩短直線就是火，在幾根交叉叢立的或直或斜的線空間點下小斜線，就是表示祭祀天地的燎等等。這象徵大地的一劃，是構成每一甲骨文的唯一要素，它可以在不同的方位上，以不同的姿態，取不同的方向，構造出不同意義的甲骨文。它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哲學思想的具體體現，是繁育萬物的“眾玄之門”。

與甲骨文具有同一哲學思想基礎的是易經。甲骨文是這一哲學思想的具體應用，易經則是這一哲學思想的抽象概括。而組成易經六十四卦的基礎是八經卦，構成八經卦的要素就和甲骨文的要素完全相同：象徵大地的一劃同樣是它的唯一要素。因為它是經過高度的概括，它的形態就只有平行的線段，表示陰的是兩短劃“- -”，表示陽的是一長劃“——”，整個一部易經，事物的千變萬化，從宏觀的宇宙到微觀的枝枝葉葉、人事的星星點點，一概由這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表示陰陽的兩短劃和一長劃完完全全地表現無遺。

世有三易之說，即歸藏易、連山易、周易。有的人只承認有周易，有的人承認有前兩易但是已經失傳，又有人說前兩易現在仍然流傳在卦攤上，至於產生的時間，有的說是在周，有的說是在兩百萬年前，有的說是在上一冰川世紀。易經應該和甲骨文同源，都是產生於母系社會時期。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說，文王“其囚羑裏，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這是說在周之前，已經有了八卦，文王是在此基礎上，增益為六十四卦。要認真地想一想，文王被囚在牢裏，最大可能，是將早在民間流傳的六十四卦的毛坯，經過整理加工而成。《乾鑿度》就不大贊成是文王益“八卦為六十四卦”之說，而認為“垂黃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這裏強調的是“益卦演德”，是以德益即充實卦的內容，是不是由文王益出了整整的六十四卦，沒有說。《易正義》說得更明白：“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十翼也”，這裏說得很明白：文王所益的是“卦辭”，是德的內容。在父系社會裏有一個相當頑固的陋規，一切光輝榮耀的都要“托制於聖人”，光環都要一律戴在所謂的“聖人”頭上，如果沒有，就要千方百計炮製一個出來。這其實是另一種的盜名欺世，最早創造易經的只能是始創甲骨文的母系社會的女媧們。創造的時間，就是在一萬多年前的母系社會。最早的易，應該是以地坤為首卦的《歸藏易》這是和當時的母系社會極為尊崇大地，有著直接地必然的聯繫。而後發展演進到以艮山為首卦的《連山易》，基本上繼承了《歸藏易》崇奉大地的思想。到了周，經過文王的整理加工，就改成了以乾天為首卦的周易了。以地、山為首卦的前兩易，是母系社會的產物；後一易則是父系社會的產物。前兩易重點在地在陰，後一易的重點就在天在陽了。而這個時候的男子已然是貴為“天之子”了。三易的變化，是母系社會演化到父系社會的必然結果，是母系社會發展到父系社會的必然。《周易》不是產生於周朝，《易經》也不是產生於兩百萬年或上一冰川時期，它是源於母系社會，發展於母系社會，演變於父系社會，篡改、繁衍於父系社會。《周易》的卜辭和甲骨文上的卜辭，從句式到辭彙，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如兩者在“吉”“吉貞”“吉無咎”“凶”“無咎”“厲無咎”等詞上，無論是在詞法上和辭彙意義上，都是一致的。它們在卜辭格式上，也完全是一致的，都由四個部分組成：1、占卜的時間、蔔人的名字；2、占卜的目的；3、記載占卜後的內容；4、記載占卜的應驗情況。若是從周易卜辭句式較甲骨文卜辭的句式長而較完整上看，應該肯定周易後於甲骨文，這也許與文王有後人的整理有關系，從總的情況上分析，說周易產生於夏是不准確的。要從它在社會的發展演變中瞭解它的發展過程，周易是易發展演變的最後結果，由此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甲骨文和易經都產生於母系社會，是原始社會母系社會時期媽媽們的創造。甲骨文和周易是一對孿生姊妹。

中華民族的原始社會中的母系社會，是世界史上最為輝煌燦爛的一頁，它是那樣的金光閃閃炫人眼目。可惜她在以後父系社會的歷史濁流中被淹沒了。於是歷代的子孫就只知有父而不知有母了，翻翻二十五史，看看古今聖人賢者，基本上都是父系的一統天下，縱然不計較過去的史學家們在寫史中的有意無意之間，有點數典忘母之嫌，現在也應該重新認識和恢復母系社會的這段歷史，重塑女媧母親們的偉大形象，因為古今中外的中國人和炎黃等先人，都無一例外是女媧的子孫！甲骨文可以作證！

文中所列甲骨文：

因條件限制，字形糢糊，現再放大書寫於後，以備參考。

女人土壬、、鳥屌公豬龍、鳳女王妾斧王辛婢鬼賓賓嘉男委媰妃妸我侵婦婪婐姪娕妌製造床孕育乳蠱脹殷屍屎尿尾報警見顧老妸何立天水火上娩

附1：目前發現的甲骨文的字數約4500左右（今後隨考古發揚的進展，此字數必會有所增加），目前公認字義可以確定的約有1000左右，尚有爭議的也約在1000左右。如郭若、康殷先生認定的為冥，華東師大的李圃教授則認為是娩。我同意李教授的意見。在卜辭中，釋娩是正確的。母系社會中生育更是婦女的最大難關。直到殷商西周春秋戰國仍然如此。因難產而夭亡的決不在少數。是子宮、胎兒、陰道；陰道裏面的兩手是由裏向外擴展陰道，以利胎兒產出。這是符合當時社會情況的。此類字雖有爭議，但尚可議之。還有2000多字，就還在迷宮之中（這部份字既不屬自然現象如日月山水，和人與物的形狀，如人、立、門、刀、劍，和已經發揚出來的如鼎、鐘、等用品之類，或因它們的形態古今基本一致，或因有發掘出來的古物可資考據和聯想，容易辨識）。這2000多字當屬社會意識形態、風俗人情上層建築一類的，基礎消亡後，它們也就隨之在以後的社會中消亡了，致使今天沒有了參考的依據，故雖百思而仍不可強解出。待以後發掘多了，或可從語言環境中逐漸被辨識出來吧。

附2：有一則新聞報導：在一新石器的古墓中發現一女頭骨，在旁邊有一石犁作為陪葬。這是不是可以證明前文所論並非虛妄？ 2005。5。26。

6、西周的活化石——襄陽市樊城區長壽島的芭茅西周的農奴反抗——使周昭王南征至襄陽而不復

在高中語文課本中，有《齊桓公伐楚》一課。其中有關襄陽的有兩件大事，至今卻還沒有被襄陽和襄樊市以及歷史學界注意到：一是“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包茅”又名“苞茅”“白茅”“菁茅”“芭茅”等，至今仍是襄陽的土特產。沙灘上叢生，粗約拇指，高可三米。故收割時曰“砍芭茅”而不是“割芭茅”。未成熟時色青，成熟曬乾後色白。因其沾水不濕，用以苫蓋屋頂和作籬牆，周室王庭以其獨具“縮酒”（王力注為“滲酒”是正確的，酒倒上去就立即滲入苞茅殼下，再沿莖幹滲下；在苞茅外面是滴酒不沾的；這就表示了神已經享用而祭祀也就有效了，甲骨文中表示祭祀的“燎”，就是在叢立的苞茅四周濺落著許多小點，就是用苞茅縮酒的原始狀態）和雄偉壯觀的特性，選為祭祀中不可或缺的“祭品”。襄陽原屬周的領地，以苞茅“縮酒”也是早已有之了的。在強楚囊括襄陽後，已經不再把衰微的周室放在眼中，上貢苞茅也就自然免了。齊要稱霸，只是拿這個作伐楚的藉口。

二是在襄陽發生過空前的農民起義大戰。管仲說的第二個伐楚的理由就是“昭王南征而不復”。周昭王晚年荒淫無道，民怨沸騰，在率領三軍“南巡”至漢水時，三軍複沒，周昭王也被淹死在漢水裏“征而不復”了。此事當是發生在楚併吞襄陽之前，襄陽仍屬周領地的時候，所以楚才回答“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漢水那時還屬周的領地，你去問當地的老百姓。此話也證實了襄陽原是周的領地。因此在那個時候能夠複沒昭王三軍的，也就只能是在襄陽發生的一次空前的農民起義了。

這兩件大事是襄陽的，也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的。可惜至今都是“闕如”；尤其是第二件，就世界史來說，也應該是屬於罕見的重大歷史事件。齊桓公伐楚是在兩千六百多年以前，“昭王南征而不復”則是在三千多年以前。應該受到歷史學家的重視。

7、襄樊歷史年代質疑

關於襄樊的歷史，目前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周宣王封仲山甫為樊侯”，“是樊城之始”。即此時才有了樊城。因此就有人據此斷定襄樊的歷史，迄今只有2800年。那麼2800年以前的襄樊還存在不存在？在2800年前的歷史中，有沒有襄樊的份兒？

不僅是有的，而且是有史實作證的。

在《左傳。僖公四年》（後世選本中代之取名為《齊桓公伐楚》）中，管仲責問楚使：“爾貢包茅不入”，使周天子祭祀時，“無以縮酒”裏的“包茅”，就是盛產於襄樊漢江兩岸的巴茅。“巴”“包”同屬“幫”母，“包”的AO韻，在上古亦為A韻。《左傳》中的“包茅”，音和義均與襄樊今天的“巴茅”同。有的注中稱為“菁茅”或“白茅”。“菁茅”是收割前色青綠的，“白茅”是指收割後色全白的，它們都同屬一物。“巴茅”高可丈餘，莖約拇指粗，頂稍開白或紫色的花，形如狼尾。葉長而狹，其下有長硬殼柄，環抱莖上，層層擁護如魚鱗。葉和莖性似鴨絨，遇水不濕，且能將水通過葉與葉柄層層吸入滲下至根部，而表面卻看不到有水液在裏面的流動。周天子以之“縮酒”，就是利用它這種使潑上的酒，立即變得無影無蹤的功能，以示神已享用，而會保祐政權的穩固(甲骨文中表示祭祀天地以求福祐的“燎”所進行的儀式，最早就用的是襄陽的“巴茅”，這是一個象形字。它最初的象形，是蓬架叢集許多束的“巴茅”，在它的上下左右有許多點，以示倒上酒液的流動。這種祭祀先是在宮外廣場上進行，後來如晚清就在宮內空場處進行，名之為“庭燎”。從甲骨文上看，用“包茅”進行“燎”的祭祀形式有兩種：一是如《左傳》上管仲說的只是“縮酒”；一是在“包茅”下有火，也就是在燃燒的“包茅”上倒進祭酒。這個甲骨文的象形字，經過多次精簡到最後，就只有三長劃和三短劃了，三長劃是象徵直立和斜立的“包茅”，一短劃在交會處，表示是將“包茅”束縛在一起，另兩短劃分處於交會處的兩邊，以示酒液的流動)。“爾貢不入”發生在周宣王前的周昭王時期，時間就在3000年前了；那麼，如果“爾貢”開始“入”於周武王及其之前的或商或夏，襄樊的歷史至少也不會少於4000年。

管仲質問楚使的第二條罪狀是：“昭王南征而不復”。使昭王“南征而不復”的這個地方，也必然是襄樊無疑。因為親率10多萬大軍的周昭王，決不會捨近求遠走棗陽及其以東的地方，也不會捨易就難不走平坦大道而西走崇山峻嶺間的崎嶇山徑。“便下襄陽向洛陽”，南來北往的官吏商賈，連從廣州給楊貴妃進貢荔枝的快馬，也必然取道襄陽（今天襄北的古驛，疑是歷史上的驛站之一，在襄北的有些村子中的大道，也還是這種驛道的殘存）。周昭王以萬乘之尊，必然取道襄陽過漢水，結果被襄陽的老百姓用“膠船”將他和他率領的人馬全部消滅在漢水裏；《史記。周本紀》記載：“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正義。帝王世紀》記載：“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禦船至中流，膠液船解”，於是昭王“沒於水中而崩”；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記載：“昭王喪六師於漢”；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記載：“昭王南征荊楚，六師覆滅，自己也死於漢江裏”。歷史上說的這件事情，就是發生在周宣王以前的襄陽地方，襄陽的歷史怎麼能自“周宣王封仲山甫為樊侯”時始？

楚使對齊管仲的回答，更清楚地說明了襄陽歷史的存在是早於“樊侯”時期。楚使“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承認以後繼續進貢“包茅”；至於“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意思是：這件事不能歸罪於楚，你要追究“昭王不復”的責任，那就請你去追問當時住在漢江兩岸的老百姓。楚使之所以要這樣回答管仲，並不是要推卸責任，而是說明了“昭王不復”時，襄陽還是周的領地，與以後的楚全無關系。正因為那時的襄陽還是周的領地，是屬周管轄，所以昭王才來“巡狩”，襄陽的老百姓也才會對他的“德衰”，產生“惡之”的憎恨感情，，才要想辦法用膠船消滅了昭王及其所率領的10幾萬大軍（昭王率領的是六師，僅以字面上理解，一個師就有正規戰鬥人員12500人，再加上其他的後勤部隊，總數不會少於10萬），這是一次沒有楚國參與的襄陽老百姓對周昭王殘暴統治的大起義，這在先秦的歷史上，應該是一次驚天動地的真正屬於老百姓的大革命。可惜，歷史上缺乏詳細的記載，使漢江兩岸老百姓的輝煌功績，隨著消失的時間消失了。以此來看襄樊的歷史，應該和週一樣，不少於4000年。

從甲骨文上考證，襄樊是在產生甲骨文的時代就已經存在了的。在甲骨文中，“襄”是會意字，它是由衣包著的鼎、土、禾苗組成的，表示在這個地方已經有了政權（鼎）的建設，是一個豐衣足食的好地方。青銅器的鼎，是在奴隸社會以前的父系社會就有了，也是甲骨文的始創時期；在甲骨文中，“樊”也是會意字，中間的兩個叉是編結意思，下麵的大，是雙手的訛變，“樊”所表示的意思是：用手將樹木或木樁編結成圍牆，“樊城”就是用木樁編結成圍牆的城。由此可以知道，當時的樊城是處於古木參天的大森林之中，因此物產也是極其豐富的，既使到了晚清，襄陽照舊要有鹿等的貢品。“樊”的建成，或早於“襄”，一是因為它是首先選擇了條件最好的地方，二是它還沒有明確的政權的建立，也可能是在父系社會之前的母系社會中期或晚期建成的。若以此推想，樊城的歷史要早於5000年。

《史記。楚世家》記載：周成王時，“封熊繹於楚蠻”“居丹陽”（一說即今之枝江縣；一說是秭歸縣東丹陽城），為什麼不是“封”於“襄”和“樊”？此外，“周宣王封仲山甫為樊侯”的時間，是在熊繹“居丹陽”的第十一代人之後，由此可見襄樊在周封熊繹的當時和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襄樊仍然只屬於周而不屬於楚。至於以後因為“周室衰微”襄樊成為楚地，也當是以後的事情。不應該影響對襄樊的歷史和周有同樣久遠歷史的確認。

vi. 何況，如果“封”前無樊，又何以能夠“封仲山甫為樊侯”？

下麵用幾句“拗口”溜作為本文的結尾：

襄水綠如藍，包茅沙水鯿；流清禹冶鼎，境美妃翩躚；六師棄戈處，昭王複不返；襄樊鐘秀地，史逾五千年。

i. 定稿於2003。12。。28。

8、歷史上的僑鄉雍州是襄陽

閆海運先生在文章上說:京戲中的二簧源於襄陽腔，而襄陽腔又來自於西北的梆子。我想在這裏再為閆先生提供兩點傍證：一、隨同西北梆子來的不僅僅是襄陽腔，還有襄陽方言詞匯。在襄陽方言詞匯中的四個方面，都留有梆子故鄉方言詞匯詞態結構的痕跡。如:甲、在相當大部分的方言色彩濃厚的辭彙中諸如日頭、星宿、掃帚星、唿雷、牙豬、老母豬、毛驢、老騷狐、蛐蛐、曲蟮、紅薯、屙屎、尿尿、歇晌、松包、占相贏、妨主、沙糖、黑糖、掂兌、戳拐、圪地圪勞、破五、年三十晚上等等，都完全和西北方言詞匯相同；乙、兒化音如媳婦兒、板凳兒、毛猴兒、兔兒、牛兒、馬兒、雞兒、貓兒、狗兒、燕兒等等，也是基本相同；丙、詞的尾碼如糝子、衫子、袍子、桌子、筷子、勺子、金鎦子、糨子、刀子、鞋楦子、對子、梆子、打擺子、粗脖子等等的詞及尾碼都完全相同；丁、的字結構如男的、女的、釘鞋的、掛掌的、做飯的、窯子裏的、討吃的、當家的、家裏的、唱紅臉的、唱白臉的等等。也是完全相同的。此外在襄陽方言裏也和在西北方言裏一樣，保存有一個先秦的古韻，它是三千年前的古韻活化石。之所以襄陽腔、襄陽方言來自於西北，或受西北方言濃厚的影響，因為二:甲、從西周至三國，襄陽雖然曾是荊楚轄地又間或屬南方政權管轄（因而才使襄陽方言有著北詞南音的特點），但是屬北方政權管轄的時間也是相當長的。北方的地方戲和方言詞匯，不可能不再這裏留下濃重的影響;乙、歷史上由北而南的幾次大移民，都必須經過這個當時土地肥沃人煙稀少的咽喉要衝，從西北的甘肅`陝西`河南以及山西等地來的移民便會在這裏定居下來。史載從西晉永嘉喪亂後的大遷徙到東晉康帝、孝武帝之間七八十年幾萬、十幾萬、幾十萬流民的“奔迸流移”，當到了“田土肥良，桑梓野澤，處處而有”，又是“北接宛洛，平途直至”之後，自然會相繼定居下來。於是孝武帝便也因之設置了“僑鄉雍州（即當時的襄陽）”。當時的襄陽也就自然成了西北方移民流民的唐人街了。襄陽有些地方的民間傳說“襄陽人祖先來自於山西大槐樹底下”，之所以能夠流傳今，恐怕也並非虛亡的吧。

襄陽腔之所以來自西北的梆子，襄陽方言之所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與西北方言相同，其根本的原因，便是襄陽的先民是來自於西北，是他們將西北的梆子襄陽化，同時也將西北方言襄陽化的結果。

9、襄陽方言研究與應用的說明

這份材料裏的內容，曾經請華工語言研究所和湖北省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專家進行過審查，除了對聲調這一整個部分和用 ūǔ 辨別方言中的翹舌平舌聲母外，其他內容都是可以用於課堂教學的。現在之所以沒有將它們刪除，是因為在此以前已經裝訂好了，不便再撕扯下來;自己又經過反復多次探索，總認為自己的意見還是有事實根據的;此外也願作一家之言，或可供後來者參考。用此材料的同志，是完全可以將這兩部分內容翻過去不看的。

即使是其中有關古音韻的內容，也不要講給學生聽，尤其是是講給中小學生聽。特別是理論部分更不可搬給學生。但是作為充實和提高老師的一桶水，或作一點參考，還是有一點作用的。

方言的內容可供研究的方面很多，它涉及到該地區的歷史、文化、經濟、政治等等，因與教學關系不大，也都從略了。1996．3．30．

10、自然地震，人為災禍 ——為什麼可以避免的未能避免？

（第八次修訂稿）

遠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十個月前，即2007年7月，由中美歐六位地質學界的專家權威（四個外國專家_____2美2中1英1瑞士，兩位中國專家，即四川地質局周榮軍研究員，成都理工大學博導李勇教授），在對四川汶川北川一帶地質情況研究後，就寫出了此地區有地震發生可能的論文，併發表在國際地質權威刊物《構造》（也有譯為《地殼》）上。對這樣重要的結論，中國政府竟渾然不知，因而錯過了預防的時機，造成了今天完全可以避免卻未能避免慘絕人寰的大災難。

於是美國《國家地理雜誌》遺憾地指出中國的地質專家，是將這個作出了結論的地震論文“束之高閣”“鎖進抽屜”了，而沒有及時報告中國政府。

這兩個中國地質專家和他們身後的中國地質局，不是老老實實地承擔自己的責任，而是趕忙在2008年5 月22日“憤慨”中玩了花槍，槍頭一轉，說美國科學家指責的是中國政府而不是指中國專家。明明說的是自己，卻偏偏要轉嫁給政府！

在他們“憤慨”的反駁中，所引用的證據，卻恰恰又充分證明了“漠視”的是他們而不是中國政府。如：

一、“只就地質風險方面進行了分析”。難道在“地質風險”中，就沒有“地震風險”？這難道不是自己“漠視”的反映？

二、“發生地震的斷層，的確是活躍的地層”，既然自己也肯定了這個“活躍的地層”，是“發生地震的斷層”，不就已經承認了有地震要發生麼？自己卻不向政府報告，不是“漠視”是什麼？

三、“確實得出了北川映秀斷層有足夠的長度，足以發生振動地面的地震”，是“確實得出了”呵！是“足以發生”“地震”呵！這還不足以作為北川要發生地震的“根據”？這能不是“漠視”？

四、“只提到了北川斷層的存在，地震發生的可能”，已然“提到了”“地震發生的可能”，卻不履行自己的職責，能不是“漠視”？

五、“知道這類地方早晚肯定會地震”，是“知道”呵，是“早晚肯定會地震”呵，為什麼還要束之高閣？多麼殘忍的“漠視”呵！

六、“何時地震我們卻無從知曉“，老百姓都可以從絡繹不絕蜂湧爬出的蟾蜍和幾個地方很快乾涸的湖塘，猜測到有”天災“，地震局的人卻竟會全無察覺？這已經是“漠視”到麻木不仁的程度了！

七、學者曺聰先生經過對美國原文查對後說：

事實真相清楚了：“所謂的‘科學家駁美雜誌指責我國漠視地震科研成果說法’，是那些科學家為他們自己推卸責任！不是‘政府漠視科學家的研究成果’，而是科學家根本沒有將自己的成果向政府通報！”“那些科學家對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攻擊是站不住腳的！”

美國科學家沒有指責中國政府，而是指出中國科學家將預示地震發生結論的論文“束之高閣”了。中國的地質專家是在逃避責任！是在嫁禍政府，是在愚弄糊弄人民！

八、“地震預報是世界性的難題，像北川映秀斷層這樣的活斷層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言下之意是什麼？是證明唐山汶川大地震是“比比皆是”中之一，該震？

在“比比皆是”的“世界各地”，過去也如我們的唐山，如今又如我們的汶川，以後還要繼續如我們的某處這樣慘的繼續地震下去嗎？其實，“世界各地”並沒有“比比皆是”如我們唐山汶川的大地震，更沒有“比比皆是”如唐山汶川大地震在震前毫無預報和預防。這只是地震專家用以愚昧群眾的欺騙和嚇唬，還能像以前那樣管用嗎？

九、“我們知道這些地方容易發生地震，但何時會地震我們無從知曉，因為這個時間跨度可能數十甚至上百年”。“知道”“容易發生地震”卻偏不預報的根據是“這個時間跨度可能數十甚至上百年”。但是，汶川這個“跨度”不但沒有跨過我們地質專家所許下的“數十甚至上百年”後，也沒有跨過十幾年和幾年後，而是連一年也沒有“跨”過就震了！在事實面前還要這樣信口開河胡說八道，這不是在搧自己的嘴巴麼？用如此輕飄的口吻對待事關億萬人生命的慘重問題，能不是漠視？還有的地質專家分辨說：你報它不震，你不報它震了。從這話裏，可以看出，可憐的“專家”是如此的無奈和束手無策！

十、兩個中國的權威專家代表地質局一直在辯解：不知道確切的地震時間。但是，也由中國政府出資，聘請六國地質專家調研出的科學論文結論中，已經明確指出“地殼撞擊的能量在北川聚積，並將以地震的形式釋放出來。”退休地質專家耿慶國先生早在2008年4月的26日和27日就發出過“在一年內（2008.5——2009.4）,仍應注意蘭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發生6——7級地震”。繼後又進一步在2008年的5月8日明確指出：“阿壩地區7級以上地震的危險點在5月8日（前後10天以內）”。為什麼不採納？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都說得十分明確；在國外研究地震的權威陳一文先生，更是數次明確地給地質局寫信，警告地震的即將來臨。卻置之不理！“漠視”的是你們，絕不是政府！

唐山大地震前的明顯而又準確的預報，在這個地震局的漠視和掩蓋下，無法及時發送出來，致使唐山市毀滅和二十四萬多人死亡；現在汶川大地震，又是在這個地震局的漠視和掩蓋下，又無法及時發送出來，致使汶川、北川、青川、都江堰等等許多地方毀滅、幾十萬人傷亡、幾百萬人無家可歸。兩次震前都有準確的預示，兩次震後卻都被竭力否認，難道還要在今後繼續重演下去？近幾日，隨著網上這方面情況的揭露逐漸增多，地震局的人也就成雙成對地連續在央視上忙碌起來，其中心任務就是用各種各樣的理由為自己粉飾辯解。如強調宏觀的地震症候（蟾蜍出現，堰塘乾涸等等）不可信，如用神秘化後的科學，來掩飾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

綜上所述，汶川地震是早在10個月前就已經清楚明白地預示了，至遲也在地震的前4天（5月8日）預告了。由於中國地質專家及其背後地質局的“漠視”不向政府報告，才造成了今天如此使生靈塗炭的慘痛後果。這是地質局一班人用套話、官話、假話、謊話，掩蓋不過去的！

說明：

一，在網址欄內輸入“2007年7月《地殼》”（或《構造》），即可搜索出有關這方面的資料。

二，現從“曺聰的博客”中摘錄有關資料如下：

科學家獲得了如此重要的發現——“地震危險性的潛在震緣”，他們是否向有關部門通報？此論文的共同作者周榮軍教授和李勇教授在指責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時候，沒有就這些問題加以澄清。

他們不僅沒有就上述問題做出澄清，反而為了轉移視線，指責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是在“斷章取義”。

其實，周榮軍教授和李勇教授所“駁斥”的是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網站5月16日的一則新聞。全文是：

新聞通篇並沒有任何指責“中國政府漠視科學家研究成果”的說法！

這則新聞的關鍵是下麵的幾句話：

There is little reason to believe Chinese officials were aware of the July 2007 report.

We had certainly identified the potential of these active faults, But that information was effectively locked in an academic journal.

MOST OF THE HOUSES ARE BUILD OF UNREINFORCED MASONRY.

譯成中文是：《國家地理雜誌》新聞的結論：那些科學家將發現寫成論文，而論文束之高擱了（Locked in a journal）！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這才是寫這篇論文的科學家所應該面臨的道德責任！

事實真相清楚了：所謂的“科學家駁美雜誌指責我國漠視地震科研成果說法”是那些科學家為他們自己推卸責任！不是“政府漠視科學家的研究成果”，而是科學家根本沒有將自己的成果向政府通報！

那些科學家對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攻擊是站不住腳的！

三、Tag: 汶川地震地震預報

世界科學家近1年前警告四川地震的危險

本文來自於美國《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原文地址：

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08/05/080516-earthquake-predicted.html

翻譯：尚可

　　5月12日四川省北川縣發生的致命地震之前的約10個月，一項科學報告就已經警告中國地區將面臨一次大型地震。

　　科學家們通過仔細研究衛星圖像，且對四川省的地殼斷層的十年來的深度和活動研究之後，發出了以上警告。

　　在2007年7月中期的《地殼》雜誌中，中國，歐洲和美國的科學家們寫道：“斷層的長度已經足以引發一次強烈的撼動地面的地震，它的潛力將成為爆發區域性地震的來源。”

　　科學家的結論是，地殼撞擊的能量在北川聚積，並將以地震的形式釋放出來。

　　現在看來這個預言精確的甚至讓人不寒而慄，當研究人員將活動的斷層在北川的彩色地圖上標示了出來時，那裏正好這場地震的震中。

　　來自田納西的孟菲斯大學的地震研究和資訊中心的Micheal Ellis，同時也是這項研究的聯合作者之一，表示“據我所知，這是對這些活躍斷層的唯一調查。”

　發生於5月12日的7.9級地震幾乎將四川省的部分地區夷為平地。中國官方今天估測死亡人數將到達5萬人，幾乎5百萬人將無家可歸。

　　鎖進了雜誌

　　可以確信中國官方對2007年7月的報告完全沒有察覺，否則事情絕不會淪為現在的局面。

　　“我們已經明確的標示出了這些活躍斷層的潛力，”Ellis說到。“但這個資訊事實上被鎖進了一份學術期刊。”Ellis希望能用防震建築替換如今已經塌陷的建築，這樣起碼可以避免未來的悲劇。

　　“（地震前）我曾經去過這些小型村鎮”，Ellis說，“大多數房屋都沒有使用加固材料，而且那些地區幾乎沒有制磚廠。”

　　他補充說，“製造防震建築成本相對較高，但四川省的絕大多數人民卻十分貧困。”

　　地震背後的科學

　　北川的地震活動並不罕見。

　　“我們的證據顯示從12000至13000年前開始，北川就始終伴隨著使地表斷裂的地震。”Ellis和同事在去年夏天的報告中寫到。

　　在接受國家地理新聞的採訪時，Ellis說到,“根本上說，（2008年）地震的原因是印度和亞洲地殼板塊持續且不可阻擋的碰撞，其速率約為一年20-22毫米。”

　　此次碰撞起始於5千萬年前，當時印度下方板塊撞向了歐洲板塊。

　　Ellis補充說“喜馬拉雅和青藏高原便是從這個碰撞中產生的。”

　　隨著印度板塊持續緩慢的撞向亞洲，猛烈的時候就產生了地震，整個青藏高原都被向北推動。

　　“這次地震是西藏的山區向東邊成都平原移動”，一位沒有參與2007年7月報告的地質學家，科羅拉多大學的Roger Bilham說到。

　　問題不局限於四川

　　報告的聯合作者Ellis說，隨著西藏高原北移，“西藏的中部地區正在塌陷，就像乳酪剛從烤箱中拿出來放到冷空氣中一樣。”

　　Ellis指出，西藏的南部邊緣在斷層一側，其面對的地震威脅和四川一樣大。

　　Ellis補充說:“喜馬拉雅地區相關的財產和生命損失的風險非常之大，因為大量的人口居住在那裏或者馬上遷移過去。”

　　“這風險幾乎和四川一樣高，因為人口（多）和類似於印度尼泊爾的相對劣的建築標準。”

　　而且，隨著印度板塊持續撞向西藏，“它正在製造新的斷層”，同時也意味新的危險。

四、美國《國家地理》雜誌5月16日發表文章指出，早在10個月之前，於2007年7月，一項由歐洲、美國、中國科學家做出的科學報告就已經警告中國地區將面臨一次大型地震。在2007年7月中期《地殼》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中國、歐洲和美國的科學家們寫道：“斷層的長度已經足以引發一次強烈的撼動地面的地震，它的潛力將成為爆發區域性地震的來源。”他們的結論是，地殼撞擊的能量在北川聚積，並將以地震的形式釋放出來。 5月14日，中央電視臺CCTV9頻道英語節目有一個討論“汶川5、12大DZ”的嘉賓訪談節目，在有關專家涉及到汶川DZ造成如此巨大傷亡是否有個責任問題時，主持人楊瑞說，我們現在聯線一位權威人物就此發表意見，他是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陳一文。明確地陳一文通過電話用英語回答：“中國DZ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2006年三年來，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就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強震，曾經向中國DZ局提出過三次中期預測，特別是2008年5月3日，陳一文親手又向中國DZ局發了一份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強震的預報。據陳一文所知，還有其他人也向中國DZ局提出過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強震預測。但是，這些嚴肅科學的預報一再泥牛入海無回音。儘管當天晚上央視重播這個節目時，因壓力將陳一文上述意見刪除，但是由於當時的節目是實播，陳一文關於“中國DZ局對汶川5、12大地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資訊已經發佈。

五、唐山作家張慶洲經過長時間的調查和對幾十位當事人的採訪，於2005年五月寫成的《唐山警示錄》，向世人揭開了地震背後的驚人內幕。作者認為，在唐山大地震發生前的九小時，已經有數家地震台的數位專家多次發出強震預報，但國家地震局卻以“預報要慎重”、繼續觀察為理由，遲遲未有發出預警，終於釀成二十四萬人死亡的世紀慘劇。

　　該書對唐山地震的社會背景，地震監測、預報等進行了深入調查和分析，真實再現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可到網上下載本書的電子版）.作家張慶洲是土生土長的唐山人，家住鐵樓社區，同時也是大地震的親歷者。本書帶著對遇難親人的情感和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以翔實的史料為基礎，對唐山1976年震前震後的情況，作了真實的報導。

六、《唐山警示錄》代序：直到讀這本書之前，關於那場災難，我們所知的無非是國家地理般的生還故事或者軍民團結抗震救災的英雄事蹟。作為親歷者，我們根本不知道唐山的天空在1976年曾被人為的因素染成血紅。那個年代，我們的知情權僅僅是歌唱祖國歌聲過後，播音員鏗鏘有力的聲音傳送的祖國心臟的聲音。30年後，一位叫張慶洲的唐山作家在歷時8年的採訪過後，用這本《唐山警示錄》把真相告訴了我們。

　　所謂真相，大體如此：唐山及周邊地區密佈的地震監測點其實早就預測了這次地震，預測的準確度甚至在震級、震中等方面都非常接近後來的事實，連地震的時間都被圈定在7月26日加減兩天，而且當時提前一級一級上報到國家地震局，由於當權者一己之見，預測被擱置。唯有青龍縣採取了預防措施，損失降到了最低點，死傷極少。而它邊上的唐山市卻為此付出了將近30萬人的慘重代價（書中採用的官方死亡數字為24萬人）。許多基層的地震工作者為此背負著一生的恥辱，直到晚年，當張慶洲採訪舊事重提時，他們有的還老淚縱橫，與此對照鮮明的是唐山地震後，有關領導向當時的華國鋒彙報工作時的欺上瞞下、鎮定自若，諸如這次地震我們盡了全力預防，但種種事實表明，沒有前震，無法預報。這樣的顛倒黑白，讓基層地震工作者的努力付之東流，最為關鍵的在於，假如當時的有關領導能果斷採取措施，唐山的30萬死者中，將會有大半倖存下來，活到今天……

　　所謂草菅人命不過如此，而之後長達幾十年的掩蓋事實更是令人髮指。在我看來，《唐山警示錄》絕不僅僅是一本告誡後人如何面對災變的書，它其實讓我們再次直面那個特殊年代裏曾經真切發生在我們周圍的許多事件，以及它背後牽帶出的問題種種。

　　事實上，生的慘澹在今日依然如故，比如黑暗的煤礦裏地表下層隨時可能奔赴死亡的生命，他們就在此刻可能剛剛爬上來喘息，慶倖自己今天還能看到天上的星星。而明天呢，他們還會鑽到那個黑洞裏，為這苟且的活著在礦井裏繼續艱難爬行。

　　張慶洲並不是一位知名作家，甚至，他是不是一位作家都不可知。8年的採訪歷程一定充滿艱難，但他做了一件還原歷史的事，足以讓那些在城市的聲色犬馬間意淫著的“大作家”們汗顏。（完）寫於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

附：事隔六年後，竟然從這次政協十二屆二次會上聽到有撤銷地震局的提案。這說明了對地震局不作為憤慨的人，是大有人在的。應該追究地震局有關人的責任，死了那麼多的無辜者，難道責任也會隨著時間的消逝而消逝嗎? 2014年3月政協閉幕日

11、從甲骨文上探索官與民的淵源關係

甲骨文會意字“官”的字形，是在房屋裏放置著一張弓。它表示的本意應該是軍械庫。無論古今中外，能夠具有管理和支配軍械庫的當然是統治者也就是“官”了，正是用軍械庫充分地表達了“官”的原生本義。後世的“官者，管也”，是保持了甲骨文本義的正確解釋：憑藉手中的武力、權力進行征服、獨裁專制的統治和治理的就是“官”。郭沫若及現在許多學者的解釋，都不符合上面甲骨文所表示的本義。上海甲骨文專家康殷先生的“習射弓箭場所”新解與本義有點關聯，但也失之確切。“習射弓箭場所”只能說明此處類似“體育錧”或“弓箭發射培訓中心”，它的所有者不具備進行征服、獨裁專制的統治和治理的武力和權力，因而也就沒有“軍械庫”所表達的“官”本義。

甲骨文的會意字“民”的字形，是左眼瞳仁被串在箭杆上吊在眼眶下麵。奴隸社會的戰俘和不服獨裁專制統治的奴隸，是要被軍械庫裏的武器——弓發射出的箭，刺出左眼球以示懲戒的：這就是獨裁專制下“民”的本義。從甲骨文時期起，官與民之間的關係，就是由官憑藉武力征服民建立起來的殘酷關係：獨裁專制者“官”和被獨裁專制者“民”。甲骨文“官”與“民”在字形結構上的互相呼應與映襯，更突出地反映了它們各自的本義和建立起來獨裁專制統治與被獨裁專制統治鎮壓與被鎮壓奴役與被奴役的殘酷關係。

由挖出左眼珠，想起了古時候以割掉敵方戰死者左耳以代首級報功請賞的辦法。由此又聯想到我在胡宗南部當兵時的一個月夜，一個逃兵被追捕回來押上西安城牆的東南角上，黃埔軍校畢業的連長，敏捷地掏出剃刀，繞到逃兵的左邊，只見連長舉起雙手一晃，就聽見逃兵慘叫起來：逃兵的左耳被割下來扔下了城牆。這當然是繼承了幾千年前的挖左眼割左耳官鎮壓民的老傳統。在連長轉身去催促挖坑活埋的班長排長們快快帶人上城牆來的時候，原本跪地叩頭哭求饒命的逃兵，立即翻身從城牆上滾了下去。西安的城牆，向外的一面是90度的陡峭，向內的一面，則是每層牆磚向外略略伸出一點形成坡度，軍情緊急時，城內抗禦部隊就可以迅速從牆腳處紛紛爬上來，但卻不便從城牆上退下去。連長發覺後看到逃兵還昏死在內牆腳處，迅速帶領班排長繞道東城門，進城門後再又迅速繞道到東南城角，要再把逃兵拖上城牆活埋。等他們這樣繞了這個園圈到達時，逃兵卻不見了。他們挨戶搜查到西安地方部隊的門口時，被衛兵嚴令禁止入內搜查，黃埔連長只能悻悻然離開。逃兵確實是被地方部隊隱藏起來了。幾個月後發現他穿著地方部隊的軍服，用船形帽扣在左耳的部位，行走在西安的大街上。黃埔連長曾去交涉過，人家不尿他，他也只好恨恨作罷。這位山東的黃埔連長嗜血成性，每次逃兵被抓回來，就由他親自執行槍斃或活埋。有一次陝西的鄉黨男女老少跪了一大片，苦苦懇求不要活埋那個已經埋到胸脯的逃兵娃娃。他慨然允諾。把逃兵刨了出來。鄉黨們散去之後，就把逃兵押到村外的山丘中，他舉起中正式步槍，一槍就崩掉了逃兵的半個腦袋，白花花的腦漿和殷紅的鮮血塗滿了搭拉下來的半個腦袋上，然後命令我們排成單行走到屍體邊接受這血的警告。幾千年後的官與幾千年前的官，在對民的殘酷統治鎮壓和奴役的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在表現手段上是更兇殘更無人性。官，在民的心目中，是與兇殘、狡詐、陰狠、敲詐、以民為敵，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到了臺灣的蔣介石也不實行憲政，仍然堅守獨裁專制的一套統制辦法。所以，往往是民一見了官，就嚇得渾身篩糠瑟瑟發抖說不出話來。即使是膽子大一點的，一想要見官，心裏也自然有些發怵。官的臉一沉，民就不由得說話結結巴巴起來。“積威約之漸也”“積威約之勢也”，官的幾千年來對民的“積威”依舊是十分厲害的。

這種“積威”在最早的歷史中，也是受到了報應的。如商朝奴隸部隊的陣前“反戈”導致了商紂王的滅亡，再如《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伐楚盟屈完》中記載西周時的“昭王南征而不復”，周昭王和他率領的三軍全部被漢水之濱的民覆滅在漢水中（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起義不是秦朝的陳勝吳廣，應該是奴隸社會中商紂王時奴隸部隊的臨陣“反戈”，或是西周的“昭王南征而不復”襄陽一帶漢水之濱的民），使西周的王室從此不敢再“南巡”漢水流域，西周也就從此日益衰敗走向了滅亡。

維護官統治的孔子，鑒於歷史的教訓，在主張下不可犯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基礎上，勸統治者“使民以時”“修己以安百姓”和“己所不為勿施與人”，以免民的激烈反抗，以穩定統治者的政權。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之所以尊孔，根本原因就在於此。其後孟子的儒卻是反孔儒之道而行之，孟儒主張君輕民貴民為邦本，也就推翻了官壓民的關係，這也就是孟儒老受統治者冷遇的根本原因。

讓官像牧羊一樣的來牧民，要民像羊一樣的被官牧，視民為會說話任官家宰割的牲畜這種官壓民的關係，是一直維持到慈禧這個老臭婆娘當政的時期。從孫中山開始，才有了民是主人官是公僕的提出，是官壓民關係驚天動地的一次大革命。可惜孫中山早逝，公僕之說也就成了曇花一現戛然而止了。

源自奴隸社會，反映官壓民殘酷關係的甲骨文字型，應該視作幾千年前留下的文獻資料，不僅僅是兩個古文字。因為它們裏面包含的有歷史，有當時的社會狀態。

什麼時候，能夠使民為主，官為僕？

12、說說金庸和他的武俠小說

有人稱寫武俠小說的金庸為“一代宗師” ，另外又有人以考證歷史上的事物而證實小說中存在許多虛妄之處。雙方都言之殷殷和數之鑿鑿。

只要是武俠小說，在寫武俠的同時，總是少不了要寫神怪的。所以，武俠小說的基點就是荒誕無稽荒誕不經，是不能考實的。以武俠小說譽其為“一代宗師”，或以其中與現實脫離之處批其謬誤，都是過分和不必要的。小說家言，如此而已。它不就是供人們消遣解悶兒的嗎？尤其是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和言情小說行銷，都依賴於它所生存的社會環境。都決定於當時社會閱讀層的文化水準。文革之後，文壇成了一片荒漠，從十年文革走出的人群，和尚呆滯在文革影響中的文革後，大部分人基本還停留在小學或初中的社會文化水準，也只能停在閱讀連環畫和七俠五義一類讀物的興趣上。金庸以前寫的和以後寫的這類作品，在此類饑渴的讀者面前（作托兒和有某種關係的所謂教授專家不算），自然是一炮走紅，成為一時之盛，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回憶解放前的《火燒紅蓮寺》、張資平的三角戀愛、張恨水專門研究女人的《春暖花開的時候》等，也都有過如金庸武俠小說轟動一時的幸運時刻。所以，這都是因時而出的社會現象，大可不必使金庸因贊與貶，而感到不應有的尷尬和委曲，以至遠去他鄉補什麼課。

歷史上曾有過很多次文字獄，每次都是或陵遲，或發棺戳屍，或殺全家（家中男子不分老幼全殺而婦女一律鎖送教坊司為妓給皇上掙銀子），或誅滅九族；到了蔣介石的民國，不論在大陸或在臺灣，因文字罹禍的也不在少數。

歷代的文字獄雖然如此苛細慘烈，卻沒有一宗是與武俠小說有關聯的，也沒有聽說有哪一個武俠小說的作者，被羅織進文字獄。原因很簡單，武俠小說是與現實社會生活不粘鍋的。恰如畫像，畫人最難，略有疏漏，即被察覺而遭受譴責；畫鬼卻最易，越脫離人的現實越受讚賞。寫武俠小說猶如畫鬼，雲天霧罩，任你盡情馳騁。因為既不反映社會現實，也不粘連社會政治，既不會被列為禁書，又能暢銷無忌，既安全保險，又能缽滿盆滿，優哉遊哉不亦快載又何樂而不為？以此觀之，金庸才真不愧為武林高手也！

然而是不是也由此反襯出了文壇一時的荒蕪和寥落？

。

13、“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是陳涉起義的口號

這句反詰問話，是在陳涉動員群眾的講話結尾時用的。雖然出自陳涉之口，但並不是作為口號提出的。也完全不符合上述的5個條件。

14、小評趙本山的小品與周立波的清口

趙本山的小品之無品，一是無人品，二是無文品，蓋因趙本山所“本”是唯利是圖，行為準則是金錢至上，“品”也就因之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連同趙本山微弱的良知與良心。趙本山原屬 “進門先看臉色”擅長察言觀色以應變而混口飯吃的走江湖之流。其“品”主要特點就是能迎合主子老闆的心意以邀寵。如趙本山的《捐助》之所以置廣大受眾以不顧而頻頻內植廣告，就是為了既能自己得利，又能在為主子老闆湊趣的同時給老闆增加千萬元的收入。綜觀趙本山的“小品”，其傾向大抵如此。每當看到趙那種挖空心思如太監般自殘自傷以取容的醜陋表演，每當看到趙的嘲諷矛頭總是指向弱勢群眾，就抑止不住那種吞下了蒼蠅要噁心的反應。返看臺下那些笑得前仰後合樂不可支卻面無激動表情的觀眾，不由得在詫異中要懷疑他們或大都是雇傭來的“群眾演員”。這使人想起前些年全國風靡“練氣功”時河南名震遐邇的“香功”。香功大師在臺上念念有詞做功，台下散坐在人群中的受雇者，便此起彼伏地吆喝著呼應“我聞到香了！”這種趙本山現象是商業社會中的一種社會現象。不同的是，趙本山為了保住在央視卵翼下獲得的名利，是連光屁股外面的超短裙也不要了，就像在臺灣的李敖為了銷售自己的“大作”取得名利，在書中繼印入女裸體後又印上自己一絲不掛的裸體照以招徠顧客一樣：在商業社會裏，一切都可以當商品出賣。趙本山的“小”而無“品”，歸根結底，原因即在此。

周立波在“清口”中自稱是滑稽演員，或取義於《史記。滑稽列傳。索隱》之“滑稽，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司馬遷贊之為“談言微中，亦可解紛” 之義吧。如楚之優孟以“請以人君禮葬之（卸馬）”使楚荘王不再堅持“以大夫禮葬之”而成為盤中佳餚；再如秦之優旃以“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使力主此議的秦二世一笑而罷不再漆城免除了老百姓的負擔。故此《索隱述贊》之為“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辨，學不失詞”。辦了朝廷文武群臣進諫遭叱想辦而無法辦到的事情。周立波自命“滑稽演員”，或旨在自處優孟優旃之列，思欲為老百姓“談言微中，亦可解紛”真正為老百姓分憂乎哉。

聽周立波的清口，常常會使人不禁莞爾啞然失笑。而笑後又不禁意會所未言而為之深思，從而對社會對生活加深了一些哲理性的新認識，周立波通過清口，智慧而完美地體現了寓教於樂。反觀台下，在爆發著的陣陣心領神會的笑聲一片中，意味著深得吾心的共鳴。是發乎真情的自然流露，毫無做作牽強之處。在瓦釜雷鳴文壇榛荊之中，周立波的這種清口，不啻是異軍突起，發揮了為老百姓表情達意和代言的作用。這是真正文學藝術中的奇葩。

在文革之中，老作家老文藝評論家，或死或殘或廢，或聾或啞或盲；在文革之後，倖存者，餘悸層層迭迭，或啞口無言，或壯起膽子發點紀實文字，卻立即招來文革暴發戶文氓的重重非難，如章怡和之《往事並非如煙》一出，迅即遭受署長鄔大人的嚴禁。與之同時雀起的文學藝術主張亦為之應和張目，力排文藝反映認識社會的職責，取消陶冶人心靈的功能，要文學藝術成為純娛樂品消遣物。這其實是取消扼殺文學的優秀傳統。周立波清口的可貴，恰恰是在對優秀文學傳統的繼承上，是在堅持文學藝術貼近人民生活及時反映人民生活意識情緒上，這是不合鄔大人流心意的，是要被“研究研究”的。

然而人們情不自禁的心領神會的開懷大笑，作出了最明確最正確的肯定評判。

周立波的清口是高雅的藝術，受到具有高雅情懷人們的青睞歡迎，是理所當然的。可以斷言，央視的春晚，在周立波的清口面前，必將一再黯然失色！

為周立波的清口再三鼓掌！

附：最近互聯網上報導，說趙本山在美國同樣演出了他嘲笑生理上有缺陷者的看家節目，不料被觀眾罵其為“卑鄙無恥”無人品的人。在外國不可能再有央視護著捧著，趙本山也就只能瘸著腿回來了。丟人不怕丟到國外，這也是許多暴發戶共有的特點。

2014.3.

編後感懷

顛躓蹣跚耄耋年，天賦耿直倍熬煎。

不平路見必伸手，仗義執言生死間。

睥睨名流赴湯火，忤顏奸佞鎖骨穿。

今雖骨立不知悔，時務不識到化煙。

2014.6.2.年愈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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