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看近代史总是看不下去，把书拿起来，看几眼就想撕掉。“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近代史就是这么让人憋屈。据说邹容经常吟诵这句诗，后人曾以为此乃邹容之作。这几年我经历的事情多了，头上有白头发了，心态也开始不那么毛躁了，这才陆陆续续认真读完几本近代史的书。

能把这几本书读完，不仅在于我暮气渐深，更应归功于现在的文化人对读者的体恤。比如说《中英南京条约》，这是近代史上中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一位叫西门送客的文化人害怕我冲动，一上来就把他写的《历史的拐弯处》撕掉，在介绍完《南京条约》后着急忙慌地安慰我说：“割地赔款，本也是19世纪战败国的通常之事，普法战争后法国也曾遭遇此等屈辱。……香港后来倒成了繁华之地。五口通商的其他其他地方大都顺势发展，特别是上海……”谁说不是呢？

这就是眼下流行的几本历史读物的基调。一般来讲，我们这代老百姓的历史观受极左思想的毒害太深，所以这几年有使命感的文化人，一直致力于如何给我们脑海中的历史人物换装，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近代史人物。像义和团，现在几乎又可以直呼“拳匪”了；而曾国藩，现在几乎又被尊为“圣人”了。

去意识形态化是件好事，但要是以一种意识形态代替另一种意识形态，用相同的手法遮蔽不同的史实，这对评判历史却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