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说：“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学问”。如果非要把理学说成是中国哲学的话，那么，我们从小就背熟了的教科书上的关于哲学的定义，即“哲学时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这句话就十分精确。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有一句话，“中国需要现代化，哲学也需要现代化”。所以一直以来，学者们都是用西方哲学的术语和体系来套用理学。实际上，中国古典理学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已经是一门体系完备、研究精深的学科，它与西方哲学相比，有两个明显的差异。
第一，西方哲学的源头是自然科学，中国理学的源头则是社会伦理。理学的焦点是人，孔子说：“仁者，人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理学体系中最为博大精深的理论。中国古典思想家们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建立心性理论，“存天理，灭人欲”，是主流理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西方哲学则是到叔本华才深入探讨人性。更为重要的是，理学的心性理论一直没有脱离儒家道德伦理的规范，这使它始终充满理性主义的光辉。
第二，从先秦到当代，从思想家到贩夫走卒，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深受《易经》的影响。《易经》不光是为理学建立了宇宙论的架构，它的核心理念是变易，这就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宇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宇宙。汉唐儒学特别注重“五经”，尤其是《易经》，宋明理学尊崇“四书”，这是因为《易经》的传统已经深入理学家的骨髓，二程将“天理”提升为本体，使之贯通天人。这是其一。其二，理学家深刻认识到这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因而发出“道心唯微，人心唯危”的感叹，所谓“已发未发”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体验，而“中庸”也恰是在这种动态平衡下的最为理性的选择。
传统的中西哲学比较有两个片面的论断。一是认为西方哲学更有科学精神，同是对世界的把握，西方哲学是微观的，显微镜式的，中国理学是宏观的，高屋建瓴式的，这是两个不同的路径，不能说谁比谁更严谨。二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比宗教更好，西方伦理有神学的传统，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中国的道德则是可以讨论的，可以折中的，而折中的结果往往就是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