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有一首《示儿》诗，苏轼讥道：“退之示儿云云，所示皆利禄事也”。韩愈还有一首《符读书城南》的诗，陆唐老直接就开骂了：“乃骇目潭潭之居，掩鼻虫蛆之背，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若有戾于向之所得者矣。”大抵多言功名利禄，势必有损仁义道德。

后世有为韩愈辩白的，常以“人之常情”来搪塞。我估计韩愈会嗤之以鼻。我们后人把“功名利禄”与“仁义道德”分开了，不仅分开了，还让它们产生冲突，但在韩愈那儿，“功名利禄”与“仁义道德”是一个整体，政府官员就应该是、且一定是道德楷模。韩愈自诩为孔孟传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样的为官之道，是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践行。

韩愈是中唐人，苏轼是北宋人，陆唐老是南宋人，从韩愈到陆唐老，中国士大夫们对官员形象的认知，恰好完成了从“高度认同”到“基本否定”的思想转变。所以陆唐老的言词比苏轼更激进。不过这种转变并没有结束，到明朝陈汝元那儿，衣冠禽兽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了。衣冠禽兽是明朝官员的服饰，原指当官的，褒义。这是对官员形象的彻底颠覆。

中国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政府官员的首要任务是教化，这对官员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较高。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把“功名利禄”与“仁义道德”分开，是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