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化公司的最后一位布尔什维克姓刘，是位女同志，八十年代的某一段时间，她曾经是一厂动力车间的支部书记，我的直接领导。我听说她当时的奖金全部交作党费，当然那个时期的奖金也不高，我只拿五块钱，她大概拿十块钱，但是那个时期的工资也就几十块，一下子就交掉六分之一，这样的举动还是蛮让我吃惊的。有一年我们班组的绝缘靴丢了，我是怀疑对象之一。她找我谈话，有意无意地跟我说了一句“你的历史我们是清楚的”，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豪气，当即拍案而起：“我的历史怎么了？”而后转身就走。我后来随班组一起调到纺丝车间，满以为可以脱离她的“魔爪”，但没高兴多久，她也调到了纺丝车间。

刘书记退休后比退休前更忙，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她组织了一个工程队，有一些退休工人跟在她后面，专门接厂里一些边角料的活。我听人说，老太太的钱既不给子女，也不自己享受。又交党费了？真不知道她图个啥。

七、八年前的一天下午，我从图书馆出来，感觉后面有人喊“师傅师傅”，回头一看，正是老书记，还是那辆破自行车。她也认出我了，兴奋地说：“是你呀！我看见穿化纤工作服的，没想到是你。我好像迷路了，不知道怎么回生活区了。”从市图书馆到化纤生活区也就拐两、三个弯，不到三千米，她居然不知道怎么走！

我已经有两、三年没见到老书记了，也不知道她的近况如何。主流媒体宣传杨善洲时，有人先入为主地不信，我是信的，但这样的人快死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