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担心老屋会塌掉，老屋的西墙紧贴小査河，河坡虽然平缓，但坡上的土不实。我小的时候就睡在老屋西边的房间，床头顶着西墙。每个有雨的夜晚我都提心吊胆，担心老屋会在我睡熟后悄悄坍塌。我努力不让自己睡着，躺在床上瞪着眼睛听雨，听雨滴落在水上，落在瓦上，落在树叶上，落在窗前雨棚上，落在屋后猪圈里。猪圈里有个倒扣着的搪瓷盆，雨滴落在上面，如同我家隔壁的一个悍妇站在村口骂大队长（现在叫村长）。但我通常不在这些喧嚣的表层音响上停留，我只需吸一口气，我的听觉就能撩开这些嘈杂的泡沫，穿越下去，轻而易举地捉住一个特别的声音，把它放大，让它源源不断地鼓荡我的耳膜。那是沙粒在河坡上流动时发出的，细细的，轻轻的，像泥鳅贴着泥水，顺着河坡蜿蜒向下。我甚至能数出正在河坡上滑动着的，是一条泥鳅，还是两条泥鳅。我把我弟弟推醒，他跟我睡在一个被窝里。我告诉他，那声音就浮在房间里，像一片羽毛。他听了一会儿，迷惑地问我，泥鳅长翅膀了？而后翻过身去继续打呼。黑暗中的羽毛像发酵的面团，不断膨大，不断挤压我呼吸的空间，但此时我的眼睛真的睁不开了……第二天早上我妈妈在堂屋里大声喊我们，我一挣眼，发现天已经亮了。真好，老屋还在，跟所有雨后的早晨一样，潮湿的空气里流淌着猪圈的味道。

有日子没回老屋了，甚至连想都没想到过。两天前我父亲托梦给我，说有人在我家老屋西墙边的河坡上挖土。我一下子就想起来，我还有一所老屋落在小査河的东岸。多年来被我有意无意地忽略着的心结，就像久旱后忽逢大雨的泉水，又开始一股一股地从心底冒了出来。

我当即赶了回去，绕到西墙边一看，挖土的是几个七、八岁大的毛孩子。孩子们人手一把小锹，蹲在河坡上一点一点地翻着河坡上的土。他们手中的小锹十分别致，小小的，亮亮的，发着银光。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问。

没人搭理我。

不时有土疙瘩滚落到小査河里，刺溜一下冒出白烟。我往前跨出一步，没想到一脚下去像是踩在一层脆生生的薄冰上，脚底下顿时发出嘎吱嘎吱碎裂的声音。我心里一哆嗦，赶紧把脚收回，低头一看，原来河坡的地表上结了一层膜。地膜被我一脚踩碎了，蛇形裂纹从我踩过的地方向四周放射延伸，一边游走，一边仍然嘎吱嘎吱作响。我印象中在我小的时候，只要天足够冷，一夜过后地表就会结冰，就算不下雨，地下的水汽也会被抽上来，在地表凝结。而后太阳出来，硬冷的土地在阳光下开始融化，到中午放学时，回家的路就变得泥泞不堪艰涩难行了。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直到我离开査庄。但现在还不算冷。

一个孩子转过脸来，恼怒地瞪了我一眼，伸出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不要出声的动作。

“你们在干什么？”我问道。我发现这孩子有点面熟，却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家的孩子。

“找泥鳅。”他压低嗓门回答我。

“怎么不到稻田里去找？这儿怎么会有泥鳅？”

“稻田里的泥鳅没翅膀，这儿的泥鳅有翅膀。”

“泥鳅怎么可能有翅膀呢？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的多了。”孩子讲话老嘎嘎的，像个成年人，他看了看还在埋头挖土的几个同伴，用袖子擦了擦鼻子，而后招呼他们：“算了，走吧，今天是找不到了。”

孩子们转身要走，我喊住他们说：“你们谁把锹借给我用用，好不好？”我走得太急了，什么工具都没带，空着手就回来了。

那孩子掂了掂手中的小锹，乜了我一眼，说道：“你会用吗？”说完扬长而去。

我猛然想起一个人，我的工友龚大成。龚大成从网上买过一把弹弓，有一段时间他经常一个人站在窗前，瞄着楼下的大厅出口，引弓待发。有一天我们装置长（过去叫车间主任）出现在楼下，龚大成迅速从兜里掏出一粒钢珠，拉满皮筋。只听他嘴皮子上轻轻蹦出来一个字“叭”，而后一松手，钢珠直奔装置长而去。我们一群人站在玻璃窗后，看着装置长的后脑勺，静侯一场好戏拉开大幕。谁都没想到的是，一阵妖风突然刮落松树枝上的塑料袋，塑料袋落下来，恰好经过钢珠的弹道轨迹，于是“扑哧”一声，塑料袋裹住了正在疾驰中的钢珠。那只红塑料袋在松树枝上闲挂了四、五天，似乎就是为了等着这个时刻。“天不长眼。”我沮丧地说道。龚大成回头教训我：“你懂什么就敢埋怨天？天不是不长眼，是有云挡住了天眼。”我陪着笑脸说：“对对对，不是天不长眼，是云挡住了天眼。老龚，把弹弓借我玩几天，怎么样？”龚大成同样掂了掂手中的弹弓，同样乜了我一眼，同样说道：“你会用吗？”龚大成当时的那股傲慢，那种不屑与轻蔑，与眼前跟我说话的这个孩子，何其神似！

河西蓝色的背景渲染开了，说话间就漫过了小査河。

一只小船从南边悄无声息地滑了过来。

小査河擦着老屋向南后水面渐渐开阔，到三、四百米的地方有一道湾口，水势最大。夏天的傍晚，站在老屋前向南眺望，夕阳下的粼粼鱼光像一锅开水不停翻滚的气泡。这是我记忆中最深厚的地方，但我竟从没梦到过这种场景。我做梦总是梦不见太阳，我的梦境从来都是蓝色的。

小船停靠在岸边。

船上的人是个光头，他从船上跳下来，把船系在河边的木桩上。船舱里有七、八个柳条筐，光头抱起一个跳下来，在岸边放好，随即又跳上去，抱起一筐再跳下来，放好后又立刻再跳上船去，而后再跳下来，就这样不停地跳上跳下。直到一口气将船上的柳条筐全部卸完码好，光头才直起身，站在柳条筐边，双手叉腰喘气。光头背朝着我，我看见他的两个肩膀随着气息的节奏上下起伏，脑袋上冒出的热气，热气在蓝色的空气中蜿蜒像黎明或傍晚时的炊烟。

几分钟后光头的喘息平缓了，他慢慢地转身，当他完全转过身来，我不禁失声惊叫：

“爸爸！”

一张宽厚慈祥的笑脸。

但我从没见我爸爸剃过光头。

近年来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冷不丁就冒出来，吓你一跳，让你不知所措。上个月的一天上午，当我巡检到中控楼前时，一只麻雀突然自由落体，掼在我脚前。我只要多向前半步，那只鸟就会正中我的头顶，我那天未戴安全帽。鸟死了。是失足摔死的，还是死了才从树枝上掉下来的？我不知道。但即使是摔死的，一只健康的鸟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摔下来。于是我想到了禽流感。我用坚硬的大头劳保鞋在旁边的草地上踢出一个坑，将鸟尸一点点踢进坑里，盖上黄土。两天后我又从鸟冢旁经过，我发现坟堆隆起了，上面冒出一圈圈蚯蚓泥。这件事我既没有向领导汇报，也没有告诉我老婆，告诉我老婆的后果肯定会比向领导汇报还严重。但我现在可以坦然地将整个事情说出来了，因为现在已经过了病毒的潜伏期。

哦，父亲，父亲！我已经十多年没见着他了。

我父亲死的时候人极端消瘦，嘴巴干瘪，颧骨高耸。夜里守灵时父亲的眼睛睁开了，我用一条温毛巾给他敷上，敷十几分钟后揭开，往下捋眼皮。父亲的左眼皮上有一道小伤疤。可我的努力并没有让父亲完全闭眼，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父亲的眼睛都是似闭非闭着，透出一丝微光。第三天去殡仪馆，我忘了打点敛容师，结果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父亲的眼睛是大张着的，眼珠从凹陷的眼窝里明晃晃地突出来，死盯着大厅的穹顶。

柳条筐里装的是石碾盘，像锅盖那么大的碾盘。

老屋门前有一个这样的碾盘，半埋在土里，对着门的这一面还种着冬青。我听我母亲说过，这大概是一种什么镇宅辟邪的法术。我母亲总能找到这样一些阴阳先生，平时就是种田的，大褂一穿就变得神神叨叨起来，说一些让人既不懂也不全不懂的话。我母亲对此笃信不疑。

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为什么还要放呢？我心里疑惑，嘴上却没说。我母亲还说过，作法时小孩子是不能乱说话的，要不然就不灵了。但我有其他足够多的办法表明我的好奇，比如说对着碾盘或冬青偷偷撒泡尿。

父亲把石碾盘一块块搬上来，放在走廊上，而后问我：

“怎么不进屋？”

“钥匙丢了。”我说。

“噢。”

父亲从口袋里掏出钥匙给我。我打开锁，双手推门……

“你干什么呀？”睡在我身旁的老婆一把推醒我，冲我嚷道：“你看看你，都把我挤到哪儿去了？还推！再推我就掉床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