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否有其他客人通过门童叫车，还是司机看我们不像出远门儿的样子，排在前面的第一辆出租车竟从我们身边开过去，直奔酒店的门台，我们只好拉开第二辆出租车的门。

出租车司机问去哪儿？坐在后面的君鹏不合时宜地调侃道：“去鼓楼，吃总统套餐。”

出租车司机大约有五十多岁，从面前的公示牌上看出他姓陈。他显然没听明白君鹏的话，并没接话茬儿。

我知道在这家酒店门前排队候客的出租车大都是希望去机场或上香山、八达岭的，对我们这些只会在市内转的客人，出租车司机是很不欢迎的。但他们又不能拒载，所以我每次从这里打车，心中总会有一种愧疚。 

为了打破车内的沉闷，我回头对君鹏说：上一次，也是从这里打车去和平门的全聚德，第一辆车拒载，我们宽容地没有坚持，向后边走，结果后边的出租车认为我们不坚持坐第一辆，损害了他们的规则和利益……

谁知，刚说到这儿，一直沉默开车的陈师傅竟很不高兴地接上了话：第一辆车不拉你们，我也可以不拉你们的。如果你们让门童叫车，应该拉你们的是第一辆车，我就会拉你们后面那一位带行李可能去机场的客人。嘿，这个社会只有我们这种老实人吃亏。

陈师傅这么一说，我心里又中一阵不安。是啊，如果我出门就让门童喊车，在我们后面出来的那位带行李的客人就可能乘坐陈师傅的车，是我们的不懂规矩，没以“上帝”的身份让命令门童喊车，才导致陈师傅失去了一次赚大钱的机会。

听话音，陈师傅是地道的北京人，打开了话匣子他就有倒不完的“苦水”：就中国这个政治制度，好人总要吃亏的（有人说这是一个逼良为娼的社会）。这些大爷们，用得着你的时候能把你捧上天，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是他妈的骗人话，你一个“人民”病了，没有钱这医院一天也不让你住（还好，现在正在喊“全民医保”的事呢），前几天，我拉一客人，他家里人有病想住解放军总医院，可人家没床位，他家在中央有亲戚，楞是把一个没治好的病人赶出了医院，给他腾了一个地儿……

说话间，路过天安门，陈师傅又发了话：这故宫丢失文物的事能查得清吗？不能，如果没有大官插手，谁敢让文物“丢”了，还不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给“借”去了。

车到鼓楼，向右一拐就看见了“姚记炒肝店”。车费21块钱，我掏出两张二十的票子，说别找了，咱不能老让好人吃亏。我想在这个好人总吃亏的社会里，尽可能地来做一点不让好人吃亏的事。

进了姚记炒肝店才发现，里面不仅挤满了人，在收银台还排了一条长长的队，本来想找店里的伙计聊聊美国副总统拜登来吃炒肝的事儿，但见他们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我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排队用了大约二十多分钟，我参考君鹏报出的“总统菜谱”，要了一份炒肝、两碗炸酱面和一瓶可乐，怕君鹏饭量大，不够吃，又多要了四个包子。一算帐三十块钱。

取了炒肝才知道，这炒肝其实就是大肠与肝混合在一起的一碗粘稠的粥，完全没有我们一般炒菜中“炒”的意思。

吃饭的当儿，我四周打量着问君鹏，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这里吃饭的是哪一张桌子？是不是里面还有包间？君鹏指了指我们身边的另一张小桌子说：就是这张桌。看看那张桌子上正有一美女在热烈地吃着“驴打混儿”，我也没好意思拍照，便问君鹏，当时这安全保卫工作不知怎么做的？这仅仅是一普通的民房，还有这么多的食客……

君鹏说：人家美国又没有上访的，总统跟老百姓混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事，不像咱们国家，讲政治不讲法制，每天都在制造着大量的冤假错案，到处都是访民，到处都是截访，弄不好就会有人冲出来递上访材料，所以我们的高官是见不得百姓的。

我点点头说：在中国做官真可怜，一旦当了高官，就再也没有了普通人的幸福感，连见一次“天日”都很困难。

君鹏笑道：你懂的，《中国的高官都是神》。

我和君鹏两人，三十块钱吃了一次“总统套餐”，比拜登一行五人吃了七十九元在人均消费上差不多。我想，不知哪年哪月，我们的民选总统也能自由自在地来这里吃顿“姚记炒肝”？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小店尝炸酱面。

拜登在美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的陪同下，和孙女一起品尝北京炸酱面。

拜登还热情地和其他顾客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