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杨在新律师被批捕之际系列之三

“这是一起冤案”。卷刚看了一半，我就对坐在对面办公的刑庭庭长说。

庭长笑了，说：你下结论也太急了吧，公安、检察弄了几个月才起诉过来，你才用了十多分钟，卷还没看完，就敢下这样的结论。

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出道的律师，第一次做刑事辩护。但我依然坚定说：被告人连警方不了解的在深圳打工时，偷工地上螺纹钢的事都交代了，并且对这次参与抢劫又供认不讳，那为什么他所交代的抢劫过程与受害人陈述的被抢劫过程不一致？

庭长说：卷我都看了，没发现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呀？不就是五个人入室抢劫了六十斤薄荷油嘛！

我说：你看这里，受害人说那天晚上他的床横在门口睡着，进来五个人是把他的床抬起来移到一边进屋的，而被告人交代的却是从受害人睡的床上跨过去进屋的。

庭长迟疑了一下，没好再反驳我，只是让我“看完了卷再说”。

看完了卷，依然没能排除我的怀疑。去看守所会见了被告，被告果然说是公安刑讯逼供的结果，他根本就没有参与抢劫。遇到这种被告人翻供的情况，如果放到今天，我这个辩护人也就“死”定了。如果公安、检察机关出于什么目的，让被告人把翻供的责任推到我身上，说是我诱导的，我就会像北海四律师一样给抓进去。好在那是在1994年，中国的法制状态还比较好。

被告人的家属告诉我，在被告人被抓的的当天，他们村里又逃走了五个人。

根据警方的指控和受害人陈述，参与抢劫的一共有五个人，现在警察抓了两个，又逃走了五个，这参与抢劫的岂不成了七个？两被告人家里很穷，别说律师费，就连律师调查的车费都出不起。无奈，我与另一被告的辩护律师出钱租车，去两被告的居住地坟台镇关楼村调查。

我们找到一个逃跑者的家属，告诉她：抢六十斤薄荷油，又没伤人，如果主动回来投案自首，帮助公安机关纠正错案，肯定会得到宽大处理的。她似乎被我们的话所打动，承诺想办法联系上她丈夫，让他回来自首。这样的工作，如果放在今天，律师是决不可以做的，如果公安和检察动了怒，律师不进去也会脱一层皮。

不久，那位逃跑者家属送来一封信。那位逃跑者在信中讲述了他们五个人那天晚上入室抢劫的全过程，声明这事与被抓的两个被告无关。我把这封信交到了法院。这事在今天想来，我依然觉得后怕，那个写信人在逃，如果警方抓不到他，指控我伪造了这封信，我也就“死”定了。

后来开庭，辩护很顺利，被抓的两被告一个无罪释放，一个因偷过螺纹钢，被公安机关劳教一年。

还好，在这次无罪辩护中，可能是检察机关看我刚出道，不懂得刑事辩护中的潜规则，只是放风要“整治”我，但最终并没有动手。

其实，作为一个刑辩律师，上述工作都是应尽的份内义务。试想：如果没有我仔细认真阅卷，没有被告翻供，没有我们下去调查取证，没有我们的无罪辩护，两个无辜的被告被判刑入狱是无疑的。如此，这个被告人及他们的家人会对我们的司法制度，对我们的政府乃至我们的党有好的认识吗？当年我在冒着风险作无罪辩护时真是这样想的：我不能放过一个疑点，不能让任何一个无辜者在我的手上受到不应有的刑事追究。我这样做不仅仅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更是为了维护党和政府的信誉和形像。我想这也是大多数刑辩律师作无罪辩护的初衷。只是今天，随着人们对法律信仰的丧失，没有人会相信辩护律师的这个初衷了。

一个个刑辩律师的遭遇教育和警醒了许多律师，这些律师在刑辩中，仅仅是停留在阅卷、法庭辩论上（有些地方连律师在法庭上作犯罪构成的法理分析都成了禁忌），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在刑辩中几乎成了摆设，所以，我们错杀、错判的冤案也就层出不穷。党和政府的信誉以及我们司法的权威也每况愈下……

在当今中国大陆，刑事辩护成了中国律师难以完成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