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物业公司实际上就是你们这个小区的政府。

朋友说：物业公司就是物业公司，它与政府有什么关系？

我说：一个国家的政府，它的职责就是负责这个国家的公共设置的管理、公共秩序的维持，公共安全防范等等，你们物业公司不同样是负责你们小区的这些事务吗？

朋友说：是的。不过，这物业公司不行可以更换，在这之前，我们已换了一家，可这政府不行我们无权更换呀？

我说：在理论上或在政治制度发展比较成熟完善的国家，政府也是可以由老百姓通过合法选举更换的。比如美国、日本，这一届政府不行就换下一届，这个党派不行，就换另一个党派，后一届政府基本上不用前一届的人。如此，与我们小区换物业公司没什么两样。

朋友说：我们业主并不是不愿缴物业费，只是要求物业公司公布物业费的使用去向。

我说：这物业费就像一个国家的税收，收多少、花在什么地方，应由业主说了算，而不是物业公司说了算，这就是我们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

朋友点点头。过了一会儿说：我们这场官司一审打败了，关键是业主委员会出买了业主的利益，物业公司明明没把有关收费标准交业主讨论通过，可偏偏业主委员会在物业公司的通知上签字承认了。

我问这是为什么？

朋友说：因为业主委员会主任是一位律师，他同时又是物业公司的法律顾问，所以他就出卖了我们业主的利益。而业主委员会的成员又不是我们业主推选的，而由物业公司指定的。

我说：这业主委员会实际上就相当于全国人大，应当代表全体业主的根本利益，可由于这些“人大代表”是政府指定的，而不是由真正的人民选举，这些业主代表不代表业主的利益，而代表物业公司的利益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朋友想了一下，突然说：这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同时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党又是领导政府的，这是不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

我说：别跑题，还是来说你的官司。

朋友说：二审法院改判了两项，我们胜了一部分，但基本物业费还得缴的。

我说；你们已经够幸运的了，因为毕竟这法院不属于物业公司管，所以你还有胜诉的可能，哪怕仅仅是胜诉了一小部分。而如果这法院属于物业公司管，你们还有胜诉的可能吗？

朋友说：那当然不可能，不过这物业公司也管不了法院的。

我说：对于民告官的行政案件来说，在我们国家，就等于业主告物业公司，而受诉法院又在“物业公司”的管制之下。因为法院的院长都是政府从各级行政官员中选任的，他们天天让法院讲政治，而把法律放到至下的位置上，面对政府的违法行为，老百姓基本上处于无处说理的状态，这就是中国官民矛盾越来越突出的根本原因。

朋友说：那对于我们小区的业主告物业公司来说，法院就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第三方，这样一来，法院就不会因为受制于物业公司而作出不公正的判决了。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让司法独立于政府和党委之外呢？

我说这个道理有人早就明白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说过：“为使各国人感到自己一切应有的权利全有保障，司法权不但有与行政权分离的必要，且有脱离行政权而独立的必要，审判官不应由行政当局任意罢免，法官的报酬也不应随着行政当局的意向或经济政策而变更。”这些要求在许多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里已经做到了，而我们国家离这个要求还很遥远。

朋友一脸茫然：明明有好的制度，我们为何不用？

我说：特色使然，利益集团的利益至上使然。

朋友说：不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得过上多少年。

我说：要让更多的人明白，政府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他干得好就给他服务费，干得不好不但不给服务费，还要把他们换掉。长此以往，民智开化了，社会也就有了进步的基础，执政党也会顺应历史的潮流，作出更明智的选择。

朋友说：明白了，我们只要把政府当作物业公司去使唤就行了。

我说：反过来说，你也别把物业公司不当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