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多钟，我收到一条短信：“司马当老师，您好，我是××社的记者，最近在调查各种“花钱买奖”的现状，看到您写的《对“中国式荣誉”说不》，想采访一下您，不知道方不方便。”

对于媒体，只要不涉及需要他人同意的内容，我是持开放态度的。因为一家负责任的媒体一定是在为民众寻找真相，并引导社会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的。而我作为这个社会的公民，有义务配合媒体实现这种理想。我当即回复可以。

电话打过来了，记者问我最近是否还收到过各种各样的评奖信函。我说还有，只是大多连看也不看就扔进了废纸篓，也记不清都是什么单位发来的了。

记者问我在《对“中国式荣誉”说不》一文中提到的“国际学院”全称，并问我为什么去参加他们的颁奖大会？我说他们在通知中提到会议要在人大会议中心开，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我是想看一看他们说得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这“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还会去捧场？到会后才知道“人大会议中心”因“会议冲突”不能去，“党和国家领导人”因工作关系无法到场，但发来了一份不知是真是假的贺信。

记者问有些获奖的人都知道是假的，为什么还要去参加颁奖？我说这是社会需求，就是有许多人需要这种虚荣，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钦点”人大代表到“推荐”政协委员，还有卖官、卖文凭，再加上如雨后春笋般的各种评奖活动，这些代表、委员、官职和学历几乎很少能体现承载者的实际知识和道德水平，大多是权、钱、色交易的结果。从而使这个社会里充满了不真实的荣誉，荣誉造假成了这个社会的潜规则，反倒使真正的诚信、道德和良知无立锥之地。

记者问，是不是获得了这些奖项，对于官职的晋升和职称的评定有直接关系？我说那还是取决于权势者的需要，如果你是他们需要的人，你没学历，他们可以帮你买，你没有获奖，他们可以钦点你当选，什么“旗手”、什么“十佳”、什么“卫士”、什么“代表”、“委员”，都可以用权、用钱、用色去换。如果你不是他们需要的人，你就是真的见义勇为了，真的赤胆忠心地向党组织和政府荐言献策，或者在学术上、在推进社会进步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也不会承认你的。说不定你还会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在学生毕业时告诫学生们将来不能残害，而往往还真的会被残害的忠良。

记者说，她已作过一些调查，许多评选各种奖项的主办单位还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了，从形式上是合法的。我说这些组织背后其实都有后台的，比如当年的挂在卫生部下面的“全国牙防组”，还有司法部名下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出事后，卫生部和司法部都说与自己无关，可那个牙防组打着卫生部的旗号收了那么多的银子都弄哪里去了？那个“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租用司法部的老楼办公，骗及全国各地，发展那么多“下线”，收的钱都给谁花了？司法部难道没有一点儿风闻？这个社会，一方面有人为了经济利益要拉大旗做虎皮收钱买虚名，另一方面有人为了晋升或坐上“专家”的宝座要花钱买虚名唬人，这种一拍即合的潜规则正引导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于是这个社会便变得日益虚假和浮夸起来。而我们的许多贪腐和危及人们生命安全的事故，便是这种虚假和浮夸的结果。

采访结束，记者问能否在她文章中提及我的名字以及用哪一个名字，我回复，就用司马当之名吧。我有意思是说，司马当这个名字在网上比我的真名更响亮些。其实，这也是一个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