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难想象中世纪的巴黎，大家可以随便在自家的楼台窗前向外倾倒粪便，以至于整个巴黎“铺满粪便、烂肉”、“臭气冲天”。人们为了躲避满街的污物，才发明了高跟鞋，防止弄脏了袜子和裤腿儿。同时还要戴上一顶宽檐帽，防止天上聚降的污物洒在头上。

有人说，巴黎的香水产生为什么居全世界之首？那就是巴黎人为了抵抗满大街的臭味和掩饰自己身上的异味儿，而不得不大量使用香水。

古代的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卫生的。早在先秦时代，中国的城市里就已经有了专业的环卫工人。而在《唐律疏议》里面更有明文规定：“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就是说，你只向外泼水没事，但如果你朝街上泼屎尿、扔垃圾，就要挨六十大板。

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很文明，那是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已经把人粪尿当做重要的肥料了。古人早就明白，“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而欧洲人向来不把人粪尿当做肥料使用。在一篇名为《中世纪欧洲如何给田地施肥》一文中，作者称：“中世纪的欧洲多使用草木灰、鸽子与家畜的粪便作为肥料，而罕见人粪便的使用。”

1596年，英国诗人约翰·哈灵顿发明了马桶。后来人们不断改进，才有了今天的抽水马桶。而直到19世纪中叶，被任命为巴黎地区最高长官的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力排众议，才修建了“城市的良心”——巴黎的下水道系统。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早在公元100-500年，罗马人就使用冲水厕所，并修建了下水道系统。为什么到了中世纪，同在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为什么把以前的冲水厕所和下水道系统给遗忘了呢？

有人分析：文明的发展并非与时俱进，反而可能会出现停滞和倒退。在欧洲的发展史上，随着西罗马人被日耳曼人所灭，相继出现了一批蛮族国家。封建割据，对人民思想的禁锢，导致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停滞。人民普遍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生活，毫无体面和尊严地活着。有所谓博学的“专家”，为“消杀”鼠疫，居然让民众使用强烈的臭味来“以毒攻毒”，让病人空着肚子在粪便旁边猛吸几个小时的臭气来治疗。那时的欧洲人如果能够穿越，看到一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所使用冲水厕所和洁净的街道，心中一定会惊讶：人还可以这样活着。

无独有偶，十八世纪的北京，人们看到的城市也是满地粪便，充斥着恶臭。当时的戏曲名家齐如民记载：“在北平城内……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

直到八国联军打过来，受不了北京的腌臜，洋人下令：“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

一个叫仲芳氏者在日记中记载：“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

据说就连慈禧太后逃亡归来，看到北平城内干净的街道，居然称“洋人们能干。”

那么，为什么一个干净的中华大地后来变得如此腌臜了呢？有人认为那是通过元、清两个异族的统治所致。众所周知，元、清两朝的统治者都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四处游牧，没有固定的居所，出恭的地方自然是“随地”而行，这才导致中华古代文明失去了根基，断了线儿。

看来，这“世道轮回”之说不无道理，社会的进步也总是呈“螺旋状”上升的。好在一个愚蠢糟糕的王朝所导致的历史倒退只是暂时的，谁也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早在二千多年前，罗马诗人贺拉斯在他的《颂诗》中就哀叹过：“我们父辈的时代不如其祖先的美好，我们又劣于我们的父辈，我们的后代又将更加邪恶”。“毕竟人间的幸福绝不会长久停留在一个地方”。（引自希罗多德《历史》）。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出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引自《旧约全书·传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