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老王刚把车停在路边，开车门时没注意到后方走过来的老张。

老张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突然听到前面汽车“砰”的一声打开车门，不由地吓得来了个“急刹车”，停下了脚步。

看到从车上下来的老王，老张十分气愤：“你吓到我了，必须道歉！”

老王看了看老张：“你这不是好好的吗？我开车门又没碰着你，你凭什么让我道歉？”

老张不知是处在更年期，还是天生的火爆脾气，他上来就打了老王一个耳光：“你敢不道歉！”

老王也不示弱，挥起一拳打到老张脸上，老张的鼻子立马流出了血。

于是双方互殴之后报警。

警察来了，分别做了笔录，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录像。

从派出所回来，老张先住进了医院，他想让老王出点儿血。

见老张住院，老王也去了医院，不就是在医院休息几天吗？老子也不差这几个钱。

十多天后，公安机关对老王和老张各打五十大板，分别作出拘留六天、罚款500元治安处罚决定。

两人从拘留所出来后，老张便向法院起诉，要求老王赔偿医疗费一万元，并出示了轻微伤的鉴定报告和医院一万多元的收费收据。

老王9月18日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及9月24日开庭的传票，便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咨询。

接案的C律师看案件标的不大，但要认真办起来却很复杂。为息事宁人，C律师给老张打了个电话：“这本来就是个小事儿，由于你们双方的不理性，结果酿成一桩不必要的民事诉讼。我现在还没接受老王的委托，建议你们案外和解。从公安机关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罚情况上看，你们各自的责任相当，你住院花了10000元，老王住院花了7000元，差额3000元，你们各自承担一半，让老王再给你拿1500元，你撤诉算了。”

可老张不同意：“我诉都诉了，咱们还是法庭上说吧。”

听了老张的态度，老王也杠上了：“请律师、打官司！”

C律师按最低标准收了老王的律师费，让老王先去做一个伤情鉴定，又代理写出反诉状及延期开庭申请。

可审理该案的法官却不同意接受C律师提交的反诉状，也不同意延期开庭：“结案率、结案率，领导给我下达了死命令，月底之前我这个案子一定得结掉，不然就会拉全院的后腿！”

C律师说：“再讲结案率，也得讲个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吧。你们18日送达起诉状，24日开庭，就算可以按简易程序办，但被告的反诉你们还是要受理的。这本来可以一并审理的本诉与反诉，如果非得人为地分割成两个案件，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也浪费了已十分紧缺的审判资源，与现在强调结案率的本义相悖。再说，将反诉与本诉一并审理，也更有利于调解，说不定你打个电话就能把案件给结了，比如……。”

听了C律师的慷慨之词和如此这般的调解方案，主审法官觉得言之有理，便拨打了老张的电话：“你那个案件本来定在9月24日开庭，可现在对方提出了反诉，要求你赔偿对方7000元的医疗费，还申请要去医院调查你一万多元医疗费的支出是否合理。现在公安机关的责任划分已很明确，你们双方责任相当，你觉得你们之间的官司是不是还有打下去的必要？是否可以调解一下……”

没想到，还没等法官的话讲完，老张那边就表态了：“算了算了，不麻烦你们了，我还是撤诉吧。”

一场剑拔弩张的诉讼就在法官的一个转念之中化解了。既免去了当事人的诉累，也节约了审判资源。事后，有业内人士感叹说：“现在许多法官都被结案率冲昏了头，结案率不仅限制了法官的审判智慧，更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为了结案率，限制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为了结案率，不允许当事人申请鉴定；为了结案率，压缩当事人应该享有的举证期限；为了结案率，每年年底都要逼当事人把已经审理一半的案件撤诉，到次年年初再次立案；不仅严重地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也更加严重地浪费了审判资源。不合理的结案率已成为影响司法公正的罪恶之源。”

C律师说：“年终让各级法院考评结案率的初衷是好的，但今天这样的考评方法肯定是错误的。现在上下级法院的网络管理已十分方便，结案率的计算就按《民事诉讼法》的审限计算，只有那些扣除管辖权异议期间和司法鉴定期间后，仍超过审限的案件，才算超审限案件，计入年终结案率的考评，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年年评、月月评。11月立案的案件必须在12月31日之前审结，每月立案的案件必须当月审结，弄得许多法院每年一到11月份就停止或变相停止立案，每月一过20日就不再立案，比女人的大姨妈都准时，这太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了。

笔者以为，司法不公的问题早已存在，只是严重的程度不同而已。司法不公，包括实体判决不公和审理程序不公，但实体不公并不等于程序不公，而程序不公则往往必然导致实体不公。而现在，不科学的结案率统计方式，已成为目前大量案件在审理程序上不公正的罪魁祸首。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大家都知道这种结案率统计方式是错误的，但居然没有人去纠正，甚至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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