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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走脏话，剩下的就只有拳头和枪了
美国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博士梅丽莎·莫尔在其《脏话简史》一书中说过：“拿走脏话，我们就只剩下拳头和枪了。” 在莫尔看来，脏话是一个独特的棱镜，透过它可以了解历史，人们骂人时骂的都是他们在意的东西。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脏话的历史就像一幅地图，可以看见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感情生活中最核心的话题。 莫尔认为：有时候脏话确实能伤害人、粗俗、被过度使用，但脏话还有着其他语言代替不了的功能。脏话是表达极端情绪的最强大的词语，能宣泄疼痛和感情，是强化群体成员感情的纽带。有时只有骂人的话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人们对脏话感到焦虑，是因为害怕文明只是一层薄薄的虚饰，遮不住表面下的乱象，担心这层脆弱的薄膜会被脏话揭穿。 有研究发现，现在人类从两三岁就会使用脏话，许多人每天都会说出许多“不干净”的话，就像健康的大脑需要它的上层与下层一样，健康的社会也需要好的语言和糟糕的语言。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所谓的“健康”语言而没有糟糕的语言，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西周末年，周厉王横征暴敛、骄奢淫逸，国家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人们都在私下指责周立王的暴行。面对召穆公的进谏，周厉王不但不听，反而找来巫师去监视那些敢于批评他的人，一旦发现就杀掉。一时间举国上下人人自危，再也没有人敢妄议朝政了，就连大家在街上见了面，也只能用眼神做一下交流，生怕不小心说错了话，招来杀身之祸。周厉王得意的对召穆公说：你看，现在没有人批评我了吧，这说明我是无比英明和正确的。召穆公告诫周厉王：“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但周厉王不听，依然我行我素。三年之后便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周厉王逃离镐京，病死于彘地。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专制统治者荒淫无道，但他们又怕百姓批评、议论，就采取压制社会言论的措施，不让百姓随便说话。其实，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蠢行，它不仅使下情不能上达，错误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加剧社会矛盾，更可怕的是让民众的怒火得不到宣泄，只在心里埋藏着仇恨。一旦社会矛盾达到了临界点，不经意的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暴乱。这就是中华民族明明是世界上最能忍受暴政的民族，却又是世界上爆发起义最多的民族之故。 波斯帝国国王薛西斯稀在准备出征希腊时，他的叔叔阿尔塔巴诺斯反对说：如果只听一个人的意见，就无从选择最好的意见，人们只好被迫服从强加于他们的任何意见。但是如果有反对的意见发表出来，那就能够从中选择较好的意见了。就像黄金的成色仅仅从它本身是无法加以鉴别一样，只有把黄金放到试金石上去摩擦，我们才能鉴别出成色较好的金子。但国王薛西斯稀不听，结果出征希腊以失败告终。 忠言逆耳，兼听则明，是古今中外的人都能明白的道理，可现在就是有些人愚蠢到了只听赞美，不许批评的地步。他们打着维护统治者的旗号，给统治者挖坑，让统治者听不见下面的声音，引导统治者做出错误的决策。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那样：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是有的，他们也不是不想提意见，只是监管部门出现了反智现象，他们只需那种表面虚假赞美的口号，不允许正当的批评，有真知灼见、有社会责任心的意见者都被封杀了，弄得一些小人和一些人品极差、阳奉阴违的人来误导上下。其实，大家都明白：不允许批评的赞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事实上，批评、骂娘的“脏话”也是一种宣泄，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否则“拿走脏话，就只剩下了拳头和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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