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的一个部落里,原始的狩猎方式是围捕,就是一群人把猎物围住,然后用石块把猎物砸死。后来这个部落从外部文明社会中换取了枪支,但依然改变不了围捕的习惯。尽管围捕不仅不易发挥枪支的作用、浪费人力,还容易误伤同伴。 还有一个部落的酋长,想学习外部文明世界的法律制度,制定了一些符合自己部落需要的法律。但这个部落的文明程度仍没有得到任何提升,依然停留在原始状态。 一个社会学家对这些现象产生了兴趣,对这两个部落进行了深度调查。 在前一个部落里,社会学家发现几乎部落所有成员都对持枪围捕心怀不满,自己手里有射程很远的枪,完全可以发挥枪支的优势,对猎物实行追捕,这样既节省人力,提高效率,还可以避免误伤同伴。但大家都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怕自己的意见与别人不一致而受到孤立,或者怕自己的意见侵犯了首领的利益而受到惩罚。而部落首领则因为习惯了在围捕过程中对众人发号施令的权威,不愿意让部落成员在持枪单打独斗中忽略了他这个部落首领的存在。 在后一个部落里,社会学家发现他们一直纠结于是酋长的权力大于法律,还是法律的尊严高于酋长的权力。社会学家明白,一个非洲腹地原始部落的酋长,他肯定不会懂得有权力管束的法律已不再是法律的道理。在这个部落里,大家都习惯了“君叫臣死臣,臣不敢死”的法则,没人敢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见。这个原始部落虽然在表面上学习了外部文明社会的法律制度,但实质上还依然没有任何法治可言,整个部落依然处在原始蒙昧状态。 在非洲许多落后的原始部落里,无论旧的制度多么落后,并且大家也明白旧制度继续存在下去,有可能会让部落里每一个人的利益都蒙受损失,甚至改变这种落后制度也不需要做出多大的努力,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反对,或者提出变革意见。偶有反对或者提出变革意见者,不但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反而会让一些既得利益者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像疯狗一样扑上去撕咬。 最后社会学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所有的赞美和同频共振的声音都是微不足道的,而最为珍贵的是那些与众不同的声音。这些异见者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那些非洲部落之所以至今仍未能脱离原始蒙昩状态而融入世界文明社会,就是因为他们那里缺少敢于质疑习俗、挑战权力、提出反对意见者。所以,没有反对声音的社会一定不是文明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当然,对于文明,在不同的社会里有着不同的理解。社会学家记得有一次跟食人族的首领说到欧洲的某次战争杀死了许多人,那位食人族的首领提出质疑:杀死那么多人一次能吃完吗?社会学家告诉他那是战争,杀死的人不是用来吃的。食人族的首领感叹地说,一次杀死那么多人又不去吃,那太不文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