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过：“所有人民都应该享有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当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曾代表共产党向国民党呼吁过这种自由，提出一个现代的政府，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为他的国民提供一种免于恐惧的自由之保障，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府。
  前几天在高铁站遇一老者聊天，他说一个律师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失踪了，你们都不怕？他们能让一个律师失踪，让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失踪，就能让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失踪，你能保证你和你的家人以及子子孙孙都不得罪权力者，都不碍那些流氓的眼？
  我知道老者说的有些道理，但还是安慰他说：一个人的恐惧感来自他对未来的担忧，而这个人之所以担忧未来，就因为他看得太远了。为什么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危险？这并不是因为小孩子勇敢，而是因为小孩子无知，所以无知才是免于恐惧的良药，也即人们常说的无知者无畏。
  老者摇摇头说：再也没有什么情感比恐惧更令人苦恼了，他给我们巨大的痛苦，并使我们在自己的心中显得十分卑微。我们怕三峡大坝真的出了问题，怕金三胖玩核武器失手；做生意怕法律不能保护合法交易；钱存银行怕有人掏空了国库让我们血本无归；我们怕空气有毒，怕污水致癌，怕有一天我们因为不能进口粮食而饿死……
  看着老者那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劝慰他说，你真的想太多了。有人说人类的恐惧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相信上帝的存在，怕自己作的恶会被上帝惩罚，所以不敢作太多或太大的恶；一种是怀疑上帝的存在，怕上帝不能象《圣经》里所承诺的那样来拯救自己。
  老者说：恐惧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政府的一种恶劣手段，因此特别不应当用这种手段去对付有独立思想的人，用恐惧去威胁他们只会加剧他们的对立情绪。而温和地对待他们也许很容易让他们改变或放弃对立的态度。
  我知道老者引用的是亚当·斯密《富国论》中的一段话，更理解老者忧国忧民的胸怀。但我不想让他痛苦下去，就开导他说：我去过敦煌，见过那里的古老长城，两千多年了，筑长城用的草依然可见，而人类呢，有时候的生存状态还不及那些用来筑长城的草。许多证据证明，在我们这段人类历史之前，可能还存在着一段或几段史前文明。那些文明时代的科技可能比我们今天的科技还要发达，但不是一样毁于大自然？当然，更可能是毁于当时的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就像我们今天的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一样，最终导致了史前文明的灭亡。而我们所在的地球又仅仅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相对于整个宇宙，你、我又算得了什么？
  老者似有所感悟地说：不是说我们已经掌握宇宙真理了吗？说这种话的人是不是太无知了？
  我笑道：无知者无畏这句话是真理。这就是许多大师常常畏惧于自己的无知的原因，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了自己的无知。而对于那些真正的无知者而言，刚识了几个字就以为自己读懂了全人类的知识，刚有了一点权力就想让全天下都对自己称臣。最显而易见的就是那些不知权为何物的小乡吏们，他们以为他们就是当地的土皇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于权力无所不用其极。
  老者想了想说：其实有知者也有无畏的时候，比如你刚才所说的那种有知者，看透一切的有知者。
  我向老者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说：老先生睿智，实际上从无知者无畏，到有知者有畏，再到有知者无畏，这是人类对社会认知的三个阶段。处在无知者无畏阶段的人极多，占人类的大多数，他们往往都是些群氓，不知生死，无以贵贱；而有知有畏者只占人类的少数，他们忧国忧民，自己活的不愉快，也不受政府待见。最后一种是有知而无畏者，仅是人类中罕见的极少数，他们看透了人生，明白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心中有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赴汤蹈火。比如哥白尼，比如伽利略，还有被专制政府捕杀的苏格拉底和谭嗣同。后面两位都是有机会逃离灾祸的，但他们都选择了慷慨赴死。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是用自己的死来告诫人们：法律也许会有一时的枉错，但只有一个人人都必须遵守的法律，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苏格拉底是为雅典的法治而死。而谭嗣同则是想用自己的鲜血来唤醒麻木的国民。他对前来劝他逃离的人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请从谭嗣同开始吧!”（“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宪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老者感叹：有知而无畏者才是真人，是大英雄啊！
  我赞同说：追求科学和真理需要特殊的勇气，非一般人能为。只有那些有知而无畏者，才是值得我们敬仰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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