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并没有当官的念想。后来看了一部好像是叫做《战火中的青春》的电影，其中的一位解放军排长战斗很英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于是在老师有一次让同学们表达理想的时候，有人说要当科学家，有人想要当县长，而我最高的理想只是当解放军的一名排长。
  上了初中之后，我就走起官运来。每次选举班干部，我都能榜上有名，有一次还几乎是全票当选。后来从赵庙中学转到大新中学，第二个学期，我又被同学们选为班干部。虽然仅仅是学生干部，但那时的选票绝对是真实的。并且自己也真的是兢兢业业地为同学们服务。
　再后来当了兵，本应被提干的，因为恢复高考了，想上大学，就申请退伍了。先是在一家企业工作，总想当企业的一把手，带领大家奔小康。承包方案县委书记都批准了，但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然后就改行做了律师，不久被选为县政协常委和市政协委员。那时民主开放之风正浓，政法机关都要配一个非党员的副职，于是统战部就推荐我去法院当副院长。当时的法院院长找我谈话，说只要我同意，明天就可以着手办理有关手续。我想了想之后告诉他，我不能去当这个副院长。至于为什么，我在后面再说。

　过了不久，我听说市委统战部也来考察我，准备让我担任非党副县长。因为我压根就没打算去做官，所以也就没多打听。只是与我有同学关系的县纪委书记经常拿我开涮，说上学时你是我的领导，马上你还是我的领导。

　后来有一天，县统战部部长亲自打电话对我说，他们推荐了三名非党副县长候选人，我名列第一，是最有希望的一个，他希望我主动去做些工作。我在电话里竟然笑了，并且这笑声里竟然还有些不屑。对这个情节我至今都感到惭愧。因为无论是推荐我去当法院副院长，还是推荐我去县里当副县长，我都没花一分钱，也没向任何人提过这种要求，甚至事前我根本就不知情。当时的县委书记和统战部领导能主动这样推荐我，我只能认为他们完全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从工作大局出发，没有半点个人私欲。应该说那个时候是“文革”之后，政治最清明的时期。无论是副院长还是副县长，都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务，而我竟对统战部长近乎于虔诚的工作态度，付之以不屑的一笑。并且我还在电话中告诉统战部部长：别说让我去做什么工作，就是不让我做任何努力，明天就宣布我当副县长，我也会立即辞职的。　　

　为这件事，我觉得我至今还欠着这位统战部长的一个道歉。

　就我个人的法治理想而言，我可以不去当什么副县长，但到法院当个副院长还是可以的。那我为什么谢绝了法院院长的邀请呢?

　首先是待遇问题。那个时候（当然也包括现在）法官的待遇是十分低的，当时像我这种工龄段的干部，到了法官岗位上，每月的工资也就2000多元。一年加上奖金什么的，还挣不到3万。而我做律师，每年收入至少也在10万元以上。并且自己做律师与当事人是委托关系，当事人出于对我工作的肯定，给我再多的律师费，哪怕送些礼品，我都是可以坦坦荡荡地收下的。而一旦到了法官的岗位上，收当事人一分钱都是错的。我不愿意为了当几年副院长而损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收入。
  其次，在法官的岗位上，反而更难实现自己的法治理想。我曾经立志， 如果做官就做一个正直的、敢为苍生说人话的清官。但根据对现实官场的了解，自己在这个环境里是很难实现这个理想的。我知道许多案件都是因为权力的干扰，而让法院不得不作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判决。并且这种情况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并且不幸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如某省的几个律师，因不服司法厅的行政处罚而提起行政诉讼，审理该案的审判长在法庭上就对司法厅的处罚表示了不同意见，并说要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此后，他们又主动向省高院汇报，并在省高院行政庭庭长的带领下到司法厅做工作，希望司法厅变更不当处罚。但司法厅却搬来了省里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亲自签批意见，要求法院维持司法厅的错误处罚。法院无奈，只好判决驳回了律师们的诉讼请求。还有一次，我前去某市高院出庭，当负责审查再审申请的年轻法官在法庭上听完我对一、二审法院受权力干扰作出枉法裁判的情况之后，气得拍着桌子质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去纪委告他们？”我说市纪委、市人大，甚至中纪委我们都寄过材料，没用的。据说某中央级的报纸还发了内参，也没用的。那位年轻法官便无语了。其实我还没敢告诉他，制造这个错案的人，现在正在这家高院当副院长。不出预料，没多久，这家高院便驳回了我们的再审申请。
  可以想见，无论是那个在发庭上表示要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的审判长，还是质问当事人“为什么不去纪委告他们”的那位法官，他们均是有法治理想的。可现实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之后，他们还会、还敢坚持自己法治理想吗？
  说到这儿，我不能不再说一下目前的法官待遇问题。就笔者所在地区而言，一个法官一年要审理近300个案件，从送达起诉状、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开庭、制作判决书，都要由法官一个人来完成。而他们每月的工资待遇也不过三四千元，星期天在办公室加班已成为常态，但加班费是绝对没有的。许多优秀法官经常带病坚持工作，拔了吊针就出差，累坏了身体也未必能提高审判质量。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认真分析、研究案情，但“终身追究制”又让他们承担着巨大的责任风险。所以有不少法官宁可想办法退出法官员额，提前退休或干脆辞职改行，也不愿意在法院干下去。长此以往，法将不法，从而导致国将不国，这绝非危言耸听。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让有法治理想的人愿意进入或留在法官队伍里而不受挫折，如何能做到像今上所说的那样，“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办法大家都知道，关键就在于我们愿意不愿意去做。

扫二维码，进入公众号，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