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说中国目前不存在中产阶级，肯定会有不少人站出来反对。还会有人拿出中产阶级的标准，来证明中国有多少中产阶级的存在。比如2016年就有一本杂志公布过中产阶级的标准:1、可投资金融资产在15万-200万之间；2、饮食支出占总体支出30%以下；3、年龄在45岁以下。并称当前这一群体规模已达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

　　而刚刚过去一年多的光景，又有《瞭望》、《新京报》等媒体报道称，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保守测算，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3亿人。

　　如果排除大家对国家统计局的偏见，那么中国也许真的已经进入了理想的以中产阶级为主流的“橄榄型”社会了。

只是有人认为，中产阶级的划分并不能单以经济收入状态来衡量，更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些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有没有中产阶级的心态，以及能否起到中产阶级稳定社会、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看一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级，需要综合他的经济收入、有无恒产、受教育程度、社会价值观、话语权以及安全感等诸方面去考量。

有一篇名为《中产阶级的焦虑》的文章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仿佛走在平衡木上，每天为了家庭、工作尽心尽力，却没法减少自己的忧虑。因为中国的公共社会福利制度尚未健全，除了最基础的低保以外，绝大部分日常支出都需要自己来承担。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往往会因为一场大病或其他突如其来的意外而轻易返贫。

更重要的问题是，由于政策的反复调整、社会政治走向的模糊不清，使更多的中等经济收入的人群在许多高收入人群纷纷流向海外之后，失去了前进的目标。没钱肯定不行，有太多的钱也很危险。此念成了一把悬在准备向高收入人群迈进者心头的利剑，使他们失去了再努力下去的动力，除非他有移民海外的条件和打算。

一个在北京被亲友视为成功人士的莫先生说，我承认我可能属于中产阶级，但你能体会到我每天一睁开眼就想到身上还背着几百万贷款，每月赚不到五万元都过得不踏实的心情吗？

莫先生说，他每月要还将近两万元的房贷，一辆中等汽车每月连车位费支出近一万元，女儿的私立幼儿园费用每月近一万元。自己一家人一个月一万元的生活开支已经很紧张了，可问题是这收入五万元还要交大约30%左右的个人所得税，不想办法避税，这日子几乎就没法过了。可这避税的事儿不知哪一天被税务机关查到了，又可能面临巨额罚款，整天活的像个罪犯似的。生活没有一点安全感。一个朋友评论说，不合法的避税肯定是不对的，但一个国家的税负过重，而社会保障制度又不健全，则是这个国家中产阶级最大的悲哀。

前几天一个微信群里在讨论在中国再次发生“文革”的可能性。有人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再一次发生“文革”的社会基础。有人问“文革”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样的？那人说：高财富者都想办法移民到了国外，他们希望国家动乱，这样才显得他们早早移民的做法是聪明的、有远见的，幸灾乐祸、隔岸观火是很好玩的；大部分中等收入者惴惴不安，对社会前途没有信心，没有属于自己的恒产，国家是否动乱，虽然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对不少人来说，与其说生活在迷惘之中，还不如让社会重新洗牌；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则是社会动乱的坚定支持者，自己本来就几乎一无所有了，正希望来一次“革命”，通过暴力夺取别人的劳动果实，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其实，说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存在也是不现实的，只是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人数极少。更多的只是“中等收入人群”，他们没有安全感，没有自己的恒产，没有自信心，没有话语权，失去了“橄榄型”社会中，中产阶级应有的影响力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对于可能到来的“文革”，整个社会几乎没有任何抗拒的力量，只能仰仗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文革”源于中产阶级的消失，或许是一个正确的命题。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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