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多月了，我一直想打她的电话，但每次总是在踌躇再三之后而放弃。

我与她父亲相识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那时我还是一家电影院的放映员。每天晚上放映结束回家，全县唯一的人民路上坑坑洼洼，且无路灯，不时听到有人摔倒的声音。有一天我鼓起勇气给新来的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反映人民路的路况，并赠他民谣一首：“书记来了，路灯亮了，书记走了，路灯灭了，又来了一个书记……”

两天后，我看到供电局的工人在人民路上装路灯，还有人在测量马路。新修的人民路是全水泥路面儿，至今已三十多年了，没有翻修过。

当时全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高潮之中，面对电影院单一的放映收入，我有些不满足，就写了一份关于电影院的改革方案直接寄给了他。在这份改革方案中，我把十多年之后才出现的电影院多种经营的内容写了进去，我相信我能带领全院职工奔向小康。

不久，我听说他在县委召开的企业改革大会上，宣布了五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就有我们电影院。

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我也记不清第一次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或者是在他家中见到他的。我只记得我作为一个电影院的青年职工，曾多次不受任何阻拦地走进县委书记的办公室或他的家中。这在今天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那时，我有事没事就骑上自行车赶到他在县人武部院内的家中。他家的门似乎永远是虚掩着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敲门进去。

我每次去他家，他都会停下手头的工作跟我聊天。有一次我到他家时，县委宣传部长正跟他汇报工作，见我去了，他就把宣传部长凉在一边，跟我聊起了去日本访问的见闻。我当时对那位宣传部长并不看好，后来听说他因参与**功而被判刑。

还有一次，我去他家时正赶上他牙痛，因为睡不好觉，上火了。

我问为什么睡不好觉，他爱人告诉我，这几天乡里正在收麦子，天一阴下来，他就担心，怕麦子淋在地里。这样反反复复，就睡不着觉了。

我宽慰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毛主席都没有办法的事儿”。

他自嘲地笑道：“理是这么个理儿，可我总是杞人忧天。”

那一段时间，我去他家应不下十几次，但从来没给他送过任何礼物。唯一的一次是给他送了两张电影票。当时我们电影院第一次放立体电影，我想让他去开开洋荤。当时他上中学的女儿还一脸严肃地警告我：“电影票我们收了，这电影票钱你要收下，以后不许这样”。

许多年后，当我跟她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她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都忘记了，想不到我那时会这样哈。

我说这件事至少反映出那个时候你们家里极少有人送礼，或有人送礼，你们家大多是拒收的。不然，你那时一个黄毛丫头怎么会如此“大义凛然”？

我没给他送过礼，他倒是给我送过一份大礼。那是我把他写的《访日见闻录》整理了一下，寄给了当时的《清颍》杂志。发表后，编辑部给他汇了五十元的稿费，他却让他的秘书汪月峰把五十元稿费送给了我，并让汪月峰转告我：文稿是经过我修改的，所以稿费应该我收。但天地良心，他的文稿本来就已经十分有文彩，我大约只作了几处不足十个字的调整。他这样说，无非是给我一个必须收下稿费的理由。值得说明的是，那是八十年代，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才三十多元钱。

后来，他先后调任市检察院检察长、市人大副主任，我一次也没有再联系过他。倒是他在我做律师后，为外省一个熟人的女儿在合肥涉嫌犯罪，让当事人的父亲找过我。我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为那个聋哑女孩成功地作了无罪辩护，并写出《哑女无罪》一文，发表在当时的《律师与法制》杂志上。

再后来，我老了，他更老了。直到2017年9月初的一天，我听说他在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抢救。我匆忙赶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被重症监护三天了。我没能见到他，只是跟他女儿说了几句思念和安慰的话。

这之后，我一直想给他女儿打电话，问问他的病情，但总也不敢打，总怕听到那个其实已在意料之中的噩耗。

我是多么希望他能撑过这一关，再多活几年啊。那样我就可以找机会听听他讲他过去的故事。我知道这个十八岁就担任临泉县公安局局长的老书记身上，一定会有许多传奇。

只是我九月底出了一次国，十月中旬又住了一次院，然后去广州治疗牙齿。其间也一直想着打她的电话，但总是没有勇气打。直到昨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打通了她的电话。在电话的那一端，她幽幽地告诉我：他已于9月3日走了。

在我的心中，他的离开似乎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终结。像他那样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一心想着百姓疾苦，礼贤下士、两袖清风的官员，在今天似乎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我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李富国，我心中共产党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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