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报纸上读了一篇文章《明朝皇帝“昏君”辈出，为何还能近三百年不亡？》。说的是朱元璋之后的几任皇帝都是“荒唐至极”，有沉迷于斗蛐蛐的促织皇帝明宣宗；有贪玩致死的明武宗；有一生企求炼丹成仙，二十八年不上朝的嘉靖帝；有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帝；还有一生痴迷木匠活儿的明熹宗等等。令人奇怪的是，在二百多年由昏庸皇帝治理下的大明王朝不但没有乱，反而国富民安。反倒是勤政爱民兢兢业业的崇祯帝朱由检上台后，使大明王朝快速走向灭亡。

    文章说，明朝皇帝“昏君”辈出，还能近三百年不亡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针对前朝的封建管理体制做了完善，而后代又做了改进，使之前大小事务都由皇帝累死累活的亲自处理，改为国家的日常事务均由内阁管理，即使皇帝再怎么荒唐、昏庸、不上朝，都还有内阁在正常管理着国家。

    这情形很像近年来发生在希腊、比利时等国家的无政府状态。这些国家在没有国家元首的无政府状态下，航班照常起飞，出租车正常运营，垃圾仍有人处理，公务员依然上班拿工资。甚至各国首脑还能如期在无政府状态的比利时召开国际会议。北约军事干预利比亚时，比利时作为成员国还派了F15战斗机参战。

    二是明王朝有一个很好的互相监督体制。对于大权独揽的内阁大臣们，则由掌握东厂等特务机关的宦官负责监督，使之与大臣们互相制衡，这样就不会产生专权者。同时明朝还有完备的言官制度，使皇帝及内阁能及时听到不同意见，能够对隐藏的危机快速发现并采取对应措施。因此，明朝皇帝即使不上朝、不理政，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权力旁落，使自己受到威胁。“大明朝没有一个皇帝是大臣或者宦官杀死的，就说明了这一点。”

    内阁、宦官、言官互相牵制，颇有三权分立之势。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的言官制度。说得通俗一点，言官就是专门负责给政府或皇上提意见的主儿。在中国古代，言官又称谏官或垣官，中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中央和地方官员的监察，曾设立过名目繁多的监察机构。因为许多统治者都明白，“知屋漏者在宇下，知失政者在草野”的道理，要给老百姓说话的机会，让民情有上传的渠道。而明代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则是最为完善的，并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言官群体。大家熟知的刘基、于谦、王守仁、海瑞等人都曾担任过言官。明代的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其主要职责就是规谏皇帝，弹劾、纠察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督和议论范围，极少有禁忌和敏感区域。同时，明朝还从制度上对言官进行有效地保护，一般不会因言获罪，或因言获罪时也不致死，最多是一顿杖打。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种奇葩的现象，一些言官因谏言被打之后，被打者便由此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威望，言官们纷纷以被当廷杖打为荣。由此，言官对宦官的监督也就非常有效，比如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对言官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诏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严世藩父子伏法。

正是因为言官的忠于职守，有人监督政府、批评官员，所以才在神宗三十年不上朝，光宗留恋床第功夫，熹宗专攻木匠活儿的情况下，使朝廷和地方政府仍能正常运转。直到最后出了一个勤政廉政的模范崇祯皇帝，反倒葬送了大明王朝。

原来这崇祯皇帝热心朝政，大事小事都想亲自抓，使得固有的互相制衡的体制受到了冲击。无休止的召开扯皮会议，下发一个又一个学习文件，直到李自成的大军挺进山西，直逼北京，崇祯才有些着急。

甲申年正月初三，崇祯叫来左中允李明睿商量南迁之事，李明睿说得很明确：您只要迁都南下，大明就有中兴的希望，就像当年宋高宗赵构迁都南渡一样，并且以咱大明现在的条件，比赵构那时候的条件好多了，咱们的陪都南京正在那儿等着咱们呢。可崇祯担心由自己提出放弃首都会挨骂，希望让大臣们在朝堂上先提，自己假装不同意，然后臣下一再劝迁，这样再作出迁都的决定最好。

可在朝堂之上，当崇祯皇帝假惺惺地流泪试探说：“形势紧急，我想亲自上前线战死疆场，你们谁都别拦我”之后。糊弄上级糊弄惯了的臣下却一个个争着表忠心，要代主子出征，就是没人提出南迁。后来李自成的大军越打越近，崇祯只好暗示李明睿写一份报告，公开提出南迁。谁知群臣义愤，说“犯我大明者，虽远必诛”，要南迁者是别有用心，并要求严罚李明睿，表现得一个比一个忠诚。就这样争了近两个多月，崇祯终于忍不下去了，他果断地对李明睿等人说：“不管他们了，这事我来拍板吧，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却告诉他：“来不及了，现在北京城被困的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了。”

尽管如此，历史还是给崇祯留了一个机会。原来驿卒出身李自成只是因下岗起事，对突如其来的胜利并无思想准备，他甚至想不明白自己攻占了北京能干些什么，就像川普突然当选总统之后一样茫然。所以在打到今天的复兴门那一带之后，居然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信，要求和谈，并且要价不高：割让西北地区给他自治，中央拨付一百万银子慰问金，他替政府打击境外敌对势力。

对于崇祯皇帝而言，这本是天上掉来的一个馅饼，并且别无更好的选择。可在朝堂上，假话说惯了的臣子们依然慷慨陈词，说割地求和有辱我大明朝廷，必须与逆贼血战到底，与北京共存亡。

崇祯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但从安定门、朝阳门到大前门，没有一个城门为他打开。最后，这位明代最勤政的皇帝只好走向煤山，吊死在那棵至今仍十分著名的歪脖子树下。

崇祯死后仅三个小时，李自成便闯进了金銮殿。那些曾在崇祯面前政治坚定，誓与逆贼血战到底，与北京共存亡的臣子们，第二天便去李自成的办公室外，排着队要求为新政府工作了。这才是那些在朝堂上高喊忠君爱国，私下里卖国利已者的标准套路。

由此可见，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君主再昏庸也不会影响大局；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君主再勤奋敬业也无用。正所谓领袖越伟大，国家越危险！

参阅文献：

1、《明朝皇帝“昏君”辈出，为何还能近300年不亡》，见《中国剪报》，作者不详。

2、《言官：百度百科》，见网络，作者不详。

3、《明代言官以被打为荣》，见网终，作者不详。

4、《崇祯本可不上吊》，见网络，作者：习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