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长时间了，我的心中就装着这三个故事，虽然它们毫无关连，且在时间和地域空间上又相去甚远，但我总想把它们放在一起写出来，尽管我并不知道它们在一起能表达出一种什么样的“主题”。

　　故事一：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1.2万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先后被送到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叫夹边沟的荒凉之地。

　　饥饿使这里的“右派”们丧失了所有的尊严。他们吃老鼠、烧蜥蜴、煮树叶，他们甚至偷吃活羊的内脏，偷吃拌了农药的麦种。他们“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一千五百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一位幸存的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摆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种，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由于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尸体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当时有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中共张掖地委，“地委书记是一个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说：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后来，因饥饿而死亡的1500多名右派每人都有一份“病例”，是他们死亡后由一个专职医生受命编写的，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以上摘自《中外期刊文萃》2004年第21期《尘封40年的夹边沟事件》。

　　故事二：

　　二战期间，当“艺术家”还戴着钢盔、手持卡宾枪在战场上服役的时候，那时，他们的行为只是忠实地执行法西斯当局所下达的活埋女孩的命令。任务的程序是：坑已经挖好了，然后将女孩推下去，最后用皮靴踏平泥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行为艺术”，这个行为的惟一主题就是宣告残忍。但是，孩子走到手持卡宾枪的人面前，平静地说道：“叔叔，请不要把我埋得太深，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

　　这个故事出自2008年1月31日《南方周末》梁小斌专栏《苦难，如果仅是为了震撼》一文。故事很短，却在我十分健忘的情况下至今都难以忘怀。因为它把法西斯暴徒的残忍和女孩的天真无邪放在一起来对比，巨大的落差，产生了心灵震撼效应。

　　故事三：

　　一个美丽的女大学生，因为母亲得了肾病无钱医治，自己又不愿意被人包养或靠出卖身体赚钱，无奈之下，她选择了贩毒。接下来就是被捕、判处死刑。在行刑的那一天，她对行刑的警察说“大哥，怎么样才能让我不死呢？我死了，我母亲就列没救了……，并且，我今年24岁了，还是个处女”。警察行刑后，很是郁闷，被一个狐友带到当地最大的一家歌舞厅，面对舞厅老板带过来一字排开的几十名青春佳丽，那警察一个也没要，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最后狠狠地冒出一句话来：“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可人的女孩子了”。

　　警察的狐友后来也因为一起涉及二十公斤的贩毒案，被莫明其妙地列为主犯被判处了死刑，这是他在我去会见的时候，在看守所里隔着铁栏栅讲给我听的故事。他现在虽然已在另外一个世界，可他留下的一串串有趣的故事，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一一向朋友们讲述。

　　三个故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不要我再续貂了吧！

[2008年08月07日16:17 东方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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