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廉租房时，茅于轼说：“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但茅于轼的这段话却被一些人断章取义，骂茅于轼轻视老百姓，“照这个逻辑，地沟油也是为了让最低层的老百姓有油可吃啊”。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如果茅于轼呼吁廉租房一定要建得高大上，让低收入的老百姓住得十分风光，那一定会博得一些人的喝彩。而在现实操作中，高大上的廉租房轮得上真正低收入人群去居住吗？

在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都成为权力寻租工具的现在，我们在制度上无法防止腐败的发生，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技术上补救。所以我认为茅于轼说“廉租房应该没有厕所，只有公共厕所”真的是为了低收入人群考虑的。只有这样廉租房才不被权贵们看上眼，才轮得上真正的低收入人群入住。可许多低收入人群并不喜欢说实话的茅于轼，他们不喜欢真心实意为他们的好而说真话的人，他们更喜欢那些说官话、装逼的人。

一个朋友从一个普通公务员的位置上被调到市检察院当副检察长。他原来平易近人惯了，摆不了官架子。为了不让来接他上班的驾驶员在门口等候，就自己提前从家里出来，站在门口等驾驶员过来，弄得不但驾驶员看不起他，就连同事也骂他不会当官。在许多国人眼里，当官总得要有官架子，说得不雅一点儿，那就是当官儿的，总得会装逼。

还有一个朋友小武作为党外干部被聘到一家基层法院当副院长，正遇到一个当事人举报执行局长把执行回来款隐匿了几年不给人家。作为分管执行的副院长，小武找执行局长谈话，批评他不该隐匿当事人的钱。谁知那位执行局长一拍桌子道：“老子费尽千辛万苦，给他执行回来十几万块钱，老子使几天有啥不可以的？有本事你去执行一个案件给老子看看！”一个执行局长居然把这种违法犯罪的事当作天经地义，可见这家法院败坏到了什么程度！可由于执行局长有“背景”，并没人敢举报或查处他。

执行局长扔了挑子，执行局的许多法律文书都要分管院长小武签发，可执行员们并不去武院长办公室，而是打电话让武院长到执行局去签发。武院长新来乍到，不敢不去。可往往头一份法律文书刚签发了还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第二个电话就又打过来了：“武院长，我这里还有一份裁定请你签发呢。”开始武院长还有耐心，后来就有人笑话他不会当官。于是他只好坐在自己办公室里，要求执行员们把要签发的法律文书送到他办公室里。没想到执行员们竟为此罢了工，他们告诉当事人，不是他们不干活儿，而是武院长不给签发裁定。于是许多当事人都追着武院长骂。没办法，这位只当了三个月副院长便辞职当律师去了。有人劝慰他，不是他不会当官，而是这个体制已形成了逆淘汰模式，好人、好官在这个体制内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有人比喻得更形象：“水池里的一条鱼死了，可能是那条鱼自身的毛病，而如果一水池的鱼全死了，那一定是水质出了问题”。但许多愚民并不这样认为，每当把一个贪官送上审判台，他们总会欢呼雀跃，完全不去想在我们的官场上，还有哪一个官员没有贪腐问题？为什么许多官员都会贪？在他们眼里，一些官员只要会装逼，只要还在主席台上唱高调，就值得他们去山呼万岁。

我原来在一个地方做律师，颇有些小名气。我一直把当事人当作自己的朋友，把当事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去做，偶尔若有不该败诉的案件败诉了，我比当事人还急还气。尽管如此，仍被个别不知好歹的当事人责骂。比如当年我曾为一个闻名全国的贩毒案首犯辩护，被告家属先后为他聘请了五名律师，我收费是最少的，而投入的工作量是最大的。我时常告诫自己，作为律师，我们是把诉讼当成日常工作，对于当事人而言，他一辈子可能只打这一次官司，并且往往关系到人家的身家性命，律师稍有不慎就可能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成为他们的终身之痛。所以律师工作就像医生工作一样，必须慎之又慎。在等待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的几个月里，我会见了那个首犯三十多次，还鼓励他写出了一部长达几十万字的纪实作品。为了他我还想办法亲自到最高法院，与负责该案死刑复核的法官长谈了半个多小时；甚至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文章《一个律师与一个死囚的生死之约》，发表在当时的《律师与法律》杂志上。虽然他属于那种可杀可不杀的情况，但因为在一审时被人做了“技术处理”，从当然的第二被告被调整到第一被告的位置，但最后还是杀了。他的家人为此无端牵怒于我，不但责骂我，还要求我退还律师费。

为此，一位老律师告诉我：“当事人当事人，当时是人，事后就不是人。当事人来咨询时，你要把话说得满满的，让他相信你、依靠你，这样他才能把钱掏出来。一旦你收了律师费之后，再把问题说得严重一些、难度大一点，这样胜诉了才显得你有能耐。万一败诉了，那也是你意料之中的事，让当事人无话可说。”对此，我总不以为然。不仅我自己，我还一再告诫我的弟子们，对当事人一定要认真负责，不要说大话，要说实话。只是许多当事人并不喜欢这样的律师，他们总喜欢事前打包票的律师，对“包票”律师，他们不仅缴律师费利索，还十分地信赖。他们不知道万一达不到诉讼目的，“包票”律师随便找一个理由就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记得有一句很具“中国特色”的格言：“愤怒是因为应当受到平等待遇的人，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或应当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受到了平等的待遇”。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不喜欢平等的国家，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已高人一等。不仅是中国官员，就连一些中国的老百姓也不能理解，美国、英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官员为何能上能下，退休的官员都还原成了“什么都不是”的老百姓。他们觉得像中国的高官退休之后，让纳税人拿钱包养起来才是天经地义的事。

如果说这是几千年皇权思想毒害的结果，可新中国成立都近七十年了，同样是华人的台湾、香港，为什么都不喜欢那些太装逼的人？而偏偏是大陆上的愚民才喜欢装逼的人？

直到前些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家幼儿园的幼儿对着党旗举手宣誓，我才似乎有点儿明白：我们的皇权比任何朝代都皇权，我们的官员比任何朝代都更需要装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