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耳炎复发了，自己摸索着治疗了几天仍无明显好转，女儿不干了，非逼着我再去北京的大医院再看，并推荐了北京的一家私立医院。

预约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半，我们三点钟就到了，可能医生比较忙，四点多钟才叫到我的号。

医院的环境很温馨，医生更是和蔼可亲，她看了我原来在某耳鼻喉专科医院的诊断资料，又问了我近期的情况。听我说右耳听力明显下降，就建议我再做一次听力测验，我同意了。

听力测验做得很认真，医生甚至亲自到听力测验室指导工作人员测试。测试结束后，医生告诉我刚才检查耳道时，发现我的右耳内有一根头发。女儿请她把头发给取出来。于是医生只用了几秒钟就把头发从右耳道中取了出来。取出的头发长大约两厘米多一点，可能是理发时不小心弄进去的。

医生对比了我原来做的听力测验报告，告诉我听力是有些下降，但并不像我所描述的那样听力几乎为零。目前听力下降可能是耳朵内有残留的药水，等药水挥发完了就会好一些的。这个判断和我自己分析的一样，我现在用的进口氧氟沙星滴耳液。看了说明书我才知道，我之前每次滴耳后马上站起来让药液流出来的使用方法是不对的，用药时至少要侧卧身体，让药液在耳朵内存留十分钟以上，然后才能让它流出来。这可能就是前些日子中耳炎未能根治的原因，而原来的医生也未能就滴耳液的使用方法交待清楚。

医生说，你的中耳炎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再滴几天氧氟沙星滴耳液就行了，我们不推荐使用抗生素。

与医生告别时我要求拿一份听力测验报告，医生同意了，并很负责地在报告上加盖了自己签名印章。

离开医生办公室，我才知道女儿挂号时并没交钱，这家医院并不像其他医院那样先缴钱再诊治，而是先诊治完了再收费，显出了难得的“三个自信”。

女儿抢着去结帐，我拦住了她，开玩笑说咱们可是一个财政专户。

帐单打出来了，2415元，其中“门诊评估与管理”1330元，“纯音测听检查”425元，“嵌塞耵聍取出”660元。看了帐单我才知道，医生从我右耳道里取出的那根头发费用为660元，是一根绝对的“金发”。

离开医院，心里有些不快，寻思这一个小小的中耳炎，其实只是用几瓶氧氟沙星滴耳液（国产的大约每瓶两元，再加上一种针剂配合使用，进口的每瓶30元）就可能治好的病，居然先后被忽悠了几千块钱，是不是有些太傻冒儿了？

当然，有些中耳炎可能比较顽固，很长时间难以治愈，有些是饮食问题，有些是用药不对症的问题，还有一些是像我这样用药的方法有问题。有几天我中耳炎很严重的时候，我甚至有些绝望，就像我之前得过的慢性肠炎、支气管炎和腰椎榷尖盘突出一样，不知道该去那家医院去看，全靠自己去想、去悟、去摸索着治疗。就说这次得了中耳炎吧，一般小医院的医生只是让吊水、吃药，用抗生素消炎，首都那家耳鼻喉专科医院够有名气了，做了N次检查，拿了一大包药，结果是几乎没什么用。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有点办法的医生，治疗也有了起色，但由于他没交待清楚用药方法，使刚好了几天的中耳炎又复发了。最后他推荐使用进口的滴耳液，我看了说明书才找到正确使用方法，使中耳炎有了明显好转。目前刚停药不久，也不知会不会再复发。

这时我才理解那些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动手术治病的人们，他们大多数是因为没有钱才不得已而为之。其实，对于有些病，你就是有钱也没地方治疗。为了治疗中耳炎，女儿曾试图挂同仁医院的专家号，但一些知名医生的号已挂到了十月份。当然，也可以托人、加塞或者找黄牛，可我觉得为了一个中耳炎值得吗？中国人遇到大病就是这般境遇，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凡是媒体上做广告特别多、说有特效药可治的病，往往就是很难治或根本治疗不了的病，比如耳鸣。这家私立医院的那位医生就很赞同我的这个论断。

我得的怎么都是治疗广告特别多的病呢？有一次我向一个朋友抱怨说，慢性肠炎、支气管炎、腰椎尖盘突出、耳鸣，哪一种病不是广告漫天飞。

“你的病很中国。”朋友笑道：“缺什么就吆喝什么，越是难治或治不好的病，他们是越吹牛逼，就像民主与法治，老百姓越是觉得缺失，他们越是到处吆喝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

我说：“他们说的没有错，‘法治’与‘法制’不是一回事儿，法治是指依法治理国家，法制是建立法律制度，前者是法治社会，后者实质上是人治社会。”

朋友笑道：“中国有那么多法院，又有哪个法院敢说自己是全心全意坚守法律底线、忠于法律的？好法官又有几个能在法院讲政治的背景下能受到善待？中国有那么多家医院，又有哪个医院敢说自己是全心全意救死扶伤的？钻研医术，为患者着想的好医生多被边缘化了。中国的老百姓有冤不知去哪儿申诉，有病不知去哪儿治疗。我们都是这个‘法制国家’的病人。”

我很不以为然，朝朋友敝了一下嘴：“我与你的观点正相反，中国真是一个法制国家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