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拿中国的某个历史时期与希特勒治下的德国相比，这确实是一件十分不靠谱的想法。只是作为相隔年代并不是十分遥远的两个国家，在管理模式和方法上，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比如1933年纳粹上台后，大搞基础建设，整顿社会秩序，迅速振兴了经济，让之前的许多失业者都找到了工作，缩小了贫富差别，普通工人也能和管理者一样去国外度假。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似乎也是这样，尽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也像德国纳粹上台后搞过“镇反”，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一定的提升。

被美国记者迈耶跟踪调查的一位德国木工觉得纳粹制度“有许多好处”，“纳粹打破了阶级区分，使他与上层人之间有了同等地位，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在群众组织“劳工战线”中，他与一位教师成了战友，大家完全平起平坐。一位裁缝加入纳粹组织后，“发现自己可以对教授们指手画脚，这使他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这与中国“文革”中许多工宣队成员或贫宣队员在批斗“走资派”或“反动技术权威”之后的心理满足是极为相似的。

后来出现了通货膨胀，又杀害了许多犹太人。但纳粹宣传说通货膨胀是犹太人造成的，这与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饿死几千万人，被宣传为苏联逼债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更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如许多德国人不相信纳粹会设毒气室成批地杀害犹太人一样，至今仍有许多中国人对“六零年”饿死几千万人及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人持怀疑态度。“偏见使他只相信官方媒体的宣传，而不相信事实，即使发生了屠杀事件，他也认为领袖是好的，坏事都是周围人干的，是地方上的纳粹滥用了党的原则，领袖只是受骗了。”德国人当年的思维方式与现在一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是相通的。1938年11月10发生犹太会堂纵火案，一群孩子从被砸的犹太人糖果店里抢糖果，警察和成人在旁边观看，他们并不以为这是犯罪。这情形与文革中的“革命群众”当众暴打“走资派”，与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在强拆中“放任”推土机碾扎“刁民”，有着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为了巩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纳粹强调的都是一些非智性的品格，诸如忠诚、纯洁、勤劳、简朴和爱国等，并把喜欢思考的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有危害性的阶层，这给那些不愿思考的人提供了一个不思考的借口”，“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完全可以放弃维护个人权利”，“国家是崇高的，而个人无足轻重”。这些被纳粹推崇过的“精神”，我们难道不是十分熟悉的吗？

二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人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些曾经在纳粹统治下“翻了身”的人们，生活又一度艰难起来。“他们需要承担比从前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责任，对此，他们总是抱怨，觉得纳粹曾经把一切都管理起来，统治很好。这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受过骗，他们以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是自由的。”就是现在，就在我们身边，不还有许多人在怀念毛泽东时代吗？

“事实上，他们渴望的从来不是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想要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美国记者迈耶通过调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自由制度与不自由制度造成的价值观之别，从一个习惯于凡事自主的美国人的角度看，这些普通德国人缺少的其实是公民意识和勇气，一种能使人民不被统治也不统治别人而是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说得中国化一些，这是要做一颗“革命的镙丝钉”，任由“组织安排”拧在一个固定的机器上，并被油污永远地浸染着？还是要做一辆汽车，自由自在地奔向自己想去的地方？做“革命的镙丝钉”不需要思考，更不需要选择，而要做一辆汽车，则需要对道路、速度等方面进行太多的思考和选择。这对于一些习惯了饱食终日、智商与猪相近的弱智者来说，确实是一件十分残酷和痛苦的事。一些人总是希望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卷入一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当中，哪怕是战争和杀戮，因为那样他们就不必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艰难的选择。无论他们是否能在这场事件中摆脱之前的平庸和苦难，但他们毕竟有理由把之后的一切都归咎于社会。他们不必再为自己生活的焦虑、思想的苍白以及个人存在的乏味而自责。这可能就是纳粹以及纳粹精神在许多国家存在的社会基础。

“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价值观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现代世界分裂的主要原因”，“对于从前的许多德国人来说，纳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邪恶，只有当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价值观，具备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感，明白对他人权利的剥夺既意味着对自己权力的剥夺，才会真正认识到纳粹的实质与危害。”

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是把政府当作一架巨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做这架巨大机器上的一颗镙丝钉而永远服从于这架机器，还是把政府当作高速公路边上的隔离栏、路标、加油站、服务区，而自己成为在高速公路上飞驶的汽车？简而言之，是政府服务于人民？还是人民服务于政府？对于这个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早已十分明白地向全世界宣告它是“为人民服务”的，但要让几千年封建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理解并习惯这种服务，也许还需要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启蒙才能实现。

参阅文献：《他们为什么支持希特勒》载《读者》2015年第23期，作者：景凯旋。文中未标注的引文皆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