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对没想到过，有一天会有一个大学教授开着出租车送我去机场。

“喏，一句话没说好，下课二十多年了。”他一边开着车，一边跟我唠嗑：“人家年龄大的老师有经验，只说是为了劝学生们回去上课才去的广场，回去写个检查也就算了。可我当时还太年轻，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对学生开枪？’结果关了七个月。”

“那一次，像您这样被处理的老师有多少？”我有些好奇地问。

“一千七百多人。”他说。

“这事将来也许会平反的。”我安慰他。

他笑了一下说：“平反不平反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

想想也是，他与我同岁，都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平反了还能回去教书？只是，在中国，因那件事被牵连的人多了去了，历史应不应该给他们一个说法儿？也许对那件事处理的结果本身，就已经是历史所能给予他们的最好说法儿了。

“说话是得讲究艺术，”我深有感触地说：“特别是在一个撒泡尿都要讲政治的国度里。”

“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不能自由表达的。”他说：“事实上，是我们因言获罪的生活环境，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诚信和道德。”

“新中国就不一样了，宪法上写着呢，公民有言论自由啊。”我调侃说。

他没有接我的话，只说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去赶集，想买一只夜壶，挑了几次，都嫌那夜壶太大。那卖夜壶的不会说话：“大是大了点儿，可装的尿多呀！”那人扭头走了。到了下一个卖陶器的摊子前，拿了一把夜壶说：“好是好，就是嫌大了点儿。”那卖夜壶的回答：“老先生，冬天夜长啊！”于是，那人毫不犹豫地付了钱买走了夜壶。

我笑道：“同是卖夜壶的，说话有艺术和没艺术效果是不一样。”

“那可不！”他也笑道。接着一脸凝重地望着前方说：“只是这有‘艺术’的话里，总也少不了一股尿骚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