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与那位记者在东交民巷的一家小饭店里吃饭的时候，从外面风风火火地进来一个大个子，那大约是2013年10月的一天。

    那一年我正在为北京的一家公司被法院违法查封而奔波。由于原告是一家在北京颇有影响权力的准政府机构，所有前去旁听开庭的记者都被告知不得报道该案。一位记者朋友在参加旁听之后十分感慨：没有监督的权力就是任性！

    “没有监督的权力就是魔鬼”。大个子就是以敢于监督公权力而称著，在国内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他刚从最高法院开庭出来，他与那位记者是朋友，他们是在刚才通话时偶然相约到这里的。知道大个子正忙着另外一些案件，我也无意再麻烦他来关注我们的案件。饭后告别，他给我留下了疾恶如仇、仗义执言的印像。望着他的背影，我在心里说：如果中国人当中，有百分之一像他这样敢于说真话，敢于监督公权力，那么中国的法制状态一定会好得多。

    2013年12月21日，我得知大个子获得年度法制人物奖，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祝贺您获得年度法制人物奖，这说明中国还是有希望的。”那也是我的真心话，因为像大个子这样坚守法律，敢于说真话的律师能够获得政府奖励，那就说明我们的政府真是一个要讲法制、喜欢听真话的政府。那一年大个子的获奖，一定给许多像我这样对党和政府还抱有希望的人带去了很大的鼓舞。这个道理和后来大个子被抓，让不少百姓对党和政府产生些许悲观和失望是一样的。

    前几天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聚会上，京城的一位资深律师向他的朋友介绍，说我是中国死磕派律师的始祖。我以为他是喝高了。我当年“死磕”时中国的法制环境还比较好，不然我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里成功地作出十二次无罪辩护。这几年我经常在设想，如果我不是因为“死磕”而被吊销律师执照，说不定我也会像大个子一样进入高墙的。

    没有了执业证书，但我还在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鼓与呼，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生活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环境里。直到有一天一个智者对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一个学生与一个痞子为三七二十一还是三七二十四而发生争执，孔子倒把坚持三七二十一的学生批评了一顿，放走了痞子。学生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坚持三七二十一还要受批评。孔子说，人家都三七二十四了，你还跟他争，你不就是个傻子吗？

    我天生愚顿，有些不解，那智者解释说：文革中刘少奇拿着《宪法》当护身符，还不是死路一条？你看现在，法制的车轮已经不是倒转了，而是嗤溜溜地飞速往下滑，上世纪五十年代依党代法的论调都出来了，“文革”僵尸又开始发臭了，你跟讲政治的人们去讲法制，不就是跟三七二十四的人讲三七二十一，你傻呀！

    尽管我不相信这位智者的话，并且我也知道习仲勋他老人家早在1986年5月14日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就说过：“法制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要求：“政法队伍要信仰法治，坚持法治”，“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但现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反腐斗争尚未取得压倒性胜利”。还有许多周永康式的人物深深地隐藏在党内，他们把握着重权，为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行依法治国设置阻力和障碍，大个子案件也就是他们的阴谋之一。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这句来自最亲近的人给我的忠告彻底把我治服了，于是我不再与坚持三七二十四的人争执。

    只是我依然坚信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在以习总书记的英明领导下，对大个子案作出一个让全国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决心抱有希望的人们不再失望的公正判决。

    暂且援引大个子的辩护律师所写辩护词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他“是有否有罪，我相信堂上诸公内心都已经有了答案，我也知道诸公职责在身，有些事不得不为，只是我们作为当代中国的法律人，最终都将面对历史，俯仰之间，都对夜晚灿烂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充满敬畏。鄙人在此恳请各位，谨守“枪口抬高一厘米主权”的良知与担当，对本案作出公正裁决。即使不能无罪，也应该是情节轻微，依法免予刑事处罚，方不致寒天下的读书人的心，更为当代中国的法律人，保留一点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