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安检，却不见同行的S君过来，回头一看，他正在一个女安检员的带领下,来到一个柜台前。

我走过去一问，原来是S君的充电宝被那位女安检员认为是不能携带的。

“要么你扔在这里，要么你去外面找个快递公司邮回去，反正这东西你不能带上飞机”，女安检员冷着脸说。

我说：“现在是早上5点40分，哪个快递公司会上班？这不就是让我们把东西扔到这儿吗？”

S君说：“这个充电宝我已带着它去过许多机场，在安检比较严格的首都机场都可以过，为什么在你们这里不能过？”

女安检员拿出一页打印的文字说：“你看这是民航局的文件。”

我们看了一下文件，上面没有文件头也没有文号，好像只说没有标明容量的充电宝不能携带。

S君说：“你怎么能证明这是民航局的文件，我要看你们民航局的红头文件。”

女安检员说：“这文件网上都有，可以上网看看嘛。”

我说：“领导经常教训我们‘网上的东西你们也信？’现在我们不信网上的东西了，要看你们的红头文件。”

女安检员说：“你要是这样，我就只好叫公安来跟你说。”

S君说：“那太好了，你快叫公安来吧。”

女安检员打了电话，不一会儿一个女警察过来。

S君眼毒，一眼就看出她是个实习警察。告诉她：“你没资格一个人来执法，请让你们有执法资格的警察过来。”

那女警察只好到一边去打电话。

又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青年男警察。

那男警察听了我们的说明之后，还想为安检员说话：“你们说有的机场让带，为什么这个机场不让带，我可以告诉你，各个机场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我说：“不对，无论是法律还是部门规定，都不应当不一致，不能各行其是。并且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应当是一致的。”

那男警察看我们不是可以随意吓唬一下就会“投降”的人，立马改变了口气：“这事本来不该我问的，如果有人不听安检员的阻止强行闯关，那是我该管的。至于这个东西能不能带，你还是与他们商讨，我管不着。”

S君说：“这也不是我们叫你来的，是她叫你来的。”

说实话，尽管我也是一个社会法律工作者，但对充电宝能否携带的有关规定并不了解，自己也没使用过充电宝。但从那位男警察的口气里，我觉得这充电宝并不是完全不能带的。于是我掏出手机打开百度输入“民航局、充电宝”，找到了2013年的一则新闻。该新闻只说是民航局规定充电宝与锂电池一样，不能托运。

我让那位女安检员看了我的手机新闻。她说那是2013年的，2014年8月份还有一个文件。

S君说：“你要把文件拿出来给我们看。”

那位男警察说：“我们执法能把宪法天天顶在头上给你们看呀？”

我说：“你们今天一个文件，明天一个文件，有的只是通过央视新闻发个消息，谁有事没事天天看新闻联播？你们无论执法就应该天天把宪法和法律顶在头顶上给老百姓看，不然你们就是违法。”

那男警察说：“得得，还是你们自己商量吧，这事本就不该我管。”

S君说：“也没人让你管呀？”

这时，另一个女安检员带着一个旅客来登记，她告诉那个旅客说：“你的充电宝超过了30000毫安，必须要航空公司的人来签字同意才可以带上飞机。”

我又搜了一下民航局2014年8月7日《关于民航旅客携带“充电宝”规定的公告》，其中规定：“充电宝定额能量不能超过100wh，无需经航空公司批准；额定能量超 地100wh但不超过160wh，经航空公司批准方可携带，但每名旅客不得携带超过两个充电宝。”

我对盘查S君的那位女安检员说：“请你通知我们乘坐的这个航班的航空公司，让他们过来看看。”

女安检员打了电话。不一会儿，西部航空的一个小伙子过来了。可能是碍于和机场和警察的关系，他开始也说S君的充电宝标识容量不清楚，不能携带，这是规定。

于是我又把S君的充电宝型号输入手机，找到了该款充电宝的说明书，这款充电宝的最大容量才6000毫安。西部航空的那个小伙子才不得不签字同意携带。

这时，S君正在盘问女安检员：“你们每天能收多少充电宝？”

女安检员说“那要看旅客流量，一般每天都会收好几百只。”

S君问：“你们怎么处理这些充电宝？”

女安检员说：“那是其他部门的事。”

我说：“以前网上就有机场安检没收打火机被倒卖的报道。当然，网上的东西咱不信，可这充电宝的去向你们应当向公众有个说明。”

S君说：“我也可以认为是你看中了我的这个充电宝，故意要没收。”

女安检员说：“我们这不叫没收，叫自弃。”

我说：“那你不让带，人家不弃也得弃。什么叫自弃，就是自愿地放弃。在这儿不叫自弃，是不得已而被迫放弃。机场每年没收那么多违禁品，去向是个谜，应当向公众交待。机场最好能设一个贵重乘机违禁品保存箱，给事主一个取回的救济方式。比如回程时取回或者将存放凭证交亲友取出来。你们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让人家‘自弃’，总给人一种拦路抢劫的感觉。”

女安检员无语。对我直十分郑重地对她说的一声“谢谢”也无任何反应。

回到家里，我又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民航总局的那个文件后面还附有一个《充电宝额定能量判定方法》。即如果充电宝上没有直接标注定额能量的，可以根据充电宝上标明的已知电压和容量算出定额容量的数值，并给出了计算公式。

如果说在没看到这个附件之前，我还认为重庆江北机场的那个女安检员要查扣（或曰“自弃”）S君的充电宝仅仅是业务不熟练的话，那么看了这个附件之后，我就觉得那位女安检员的动机有问题了。因为她亲口说她知道这个文件，并且从S君携带的充电宝的其他数值也可以测算出那位女安检员所说的“容量”的（民航总局文件上说是能量）。同时，这款充电宝是比较知名的品牌，使用也比较普遍，上网一查便知其最大容量。作为机场的安检人员，如有一点为旅客着想的观念，就应该了解这款充电宝的“容量”。而不应当如此不负责任地要求旅客"自弃"。

我们如果是一般不愿意也不敢与机场的安检和公安较真的旅客，那么，这个充电宝肯定是会“被自弃”的。并且这种“自弃”机场无任何登记。很可能，注意，我说的是很可能（如果机场不能说明旅客自弃物去向，并拿出旅客自弃物登记册，我们就只能认为是很可能）这个充电宝就会成为那女安检员送给亲朋好友的礼物。

一个机场，每天“自弃”充电宝“好几百只”，我们假定为500只，一个月为15000只，每只平均价格为150元，每月自弃物价值为225000元。那么，再加上“自弃”的打火机、刀具、洗发水之类的其他物品，这是一笔多么大的“灰色收入”啊！

谁能告诉我，它们都去哪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