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的蒋经国与同学们一道参加反帝大游行，被学校以“行为不轨”为由开除。之后，蒋经国转到北京的一所国民党子弟学校学俄语，又跟着同学上街示威游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为此，他被监禁两个星期。

1927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蒋经国高呼“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少共国际万岁！”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消息传到莫斯科，蒋经国和同学们欢欣鼓舞，他走在游行队伍前头，又蹦又跳地呼喊：“上海拉期（上海是我们的）！”

“四一二”事变后，蒋经国立即发表反蒋声明，他在写给母亲毛福美的信中称：“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

李德来中国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化名、假护照、假职业。走的时候却很安全，蒋介石提供专机，周恩来与他同机，毛泽东在机场道别。

李德认为，中国同志亏待了他，中国革命亏待了他。但也承认自己不了解中国国情，他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七年时间，最终却成了任何一个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工农红军史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史的人都想和他算算帐的人。

好在还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伍修权后来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共本身。”

1931年，因不能直接吞并中国的东三省，石原莞尔声泪俱下。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却奇怪地转变了态度，不赞成扩大侵华战争。他认为，若以整个中华民族为敌，日本很难从中国脱身，如此不但会增强中国方面的抗日意志，更重要的是会使中国共产党势力壮大。所以，应趁蒋介石还掌握全国统治权时与之媾和。然而，石原莞尔清醒的战略思路却被利令智昏的昭和军阀集团所否定。

1960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讨后确定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

周恩来还请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奉化的亲属。

那个叱咤风云的共产国际的中国通米夫，26岁时首先提出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的分阶段设想，被斯大林称赞为是个贡献。后来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扶王明上台。1他回国后，却在1938年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年仅37岁。

被称为“广州的列宁”的鲍罗庭，曾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影响。1927年7月27日，他从武汉起程回国。在途中，他得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领导这场起义的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周恩来。

鲍罗庭回国后，仅仅得到一个造纸厂厂长的职务，后来又因不称职而遭到降职处分。1949年，鲍罗庭因为毛泽东反教条主义叫好而被捕入狱。1951年5月29日死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

1957年1月，去苏联访问的周恩来曾对鲍罗庭的遗孀谢苗诺夫娜说，“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鲍罗庭。”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审讯他，名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为之辩护，为替其开脱，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议会政治的政客等等。章士钊辩护词未说完，陈独秀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于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依据。”

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生前贫困交加的他多次拒绝中共送去的银子。他说过：“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1950年1月，王明以治病为由起程去莫斯科，从此再未回国。

延安整风后期，刚从苏联回国的师哲曾问毛泽东：“我们与王明的真正分歧到底在哪里？”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他为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了。”

1974年3月，王明在莫斯科去世，其妻孟庆树说：“王明本来打算写一本批判毛泽东思想的书，未来得及完成这一计划就去世了。”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时，遇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双方站在一起同时祭陵，张国焘悄声对蒋鼎文说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谈谈。”从此开始了他的“三逃”、“三请”之旅，最终张国焘加入了戴笠的军统。

1979年12月，张国焘死于加拿大的多伦多。也许他在最后的清醒中还会想起44年前的1935年6月26日，他骑着一匹白色骏马，由十余骑警卫簇拥着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三里，立于雨中恭候的情景。

张国焘从共产党的领导得变成了国民党的将军，张学良则从国民党的要员，变成了共产党的同盟。

 西安事变对中华民族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似乎还不能最终定论。但从张学良当时的作派上看，他似乎还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子。

曾经狂热地向往共产主义的蒋经国最终放下一党独裁和国民党的既得利益，带领台湾实行了“西方那一套”；而曾经狂热要求国民党实行西方民主自由的共产党，执政后却以与当年国民党相同的“国情论”为由，坚决抵制“西方那一套”。

争斗了半个世纪的国共两党早已进入暮年，众多的当事者大都作古，而他们的后人们却互相频频示好，大有分久必合之势。

党是党，国是国，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真正热爱这个国家的智者终究会选择放弃一党一家的既得利益，忘掉其实是不应该经历的半个多世纪的血雨腥风，重铸中华民族之辉煌。

摘编自：《狂飙歌》，载《中外文摘》2011年第19期，作者：金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