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做过国民政府的官。1940年，年近六旬的马寅初担任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及该院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银行顾问。当然，他的实职仅仅是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但由于他德高望众，敢于仗义执言，竟也成了民国时期响当当的人物。

众所周知，尽管也有几个民主党派当花瓶儿，国民党政府实质上也是一个党独裁的政府；尽管他们也有民主选举，但也和我们今天一样，许多选民一辈子都没见过选票；尽管还有许多民办报纸，但人民也是没有太多的监督政府的民主权力的。国民党的官员们同样是为党负责，两眼向上看。大小官吏在执掌的部门中，也都有说一不二的权力。于是，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官员贪腐成势，劣币驱逐良币，也像今天一样，清廉的官吏很难得以生存。蒋介石也想反腐败，但“反腐败会亡党，不反腐败会亡国”。当然，国民党最后选择了宁可亡国，也不能亡党。所以他们的反腐败也是象征性的，一旦触及到上面的利益，“纪委”就打住了，他们往往是根据被查处贪官“根子”的粗细来决定案件查处的范围。

1939年9月9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各界代表提出结束一党专制，实行民主与法制的宪政议案，竟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只是议案仅仅是议案，后来也没能落到实处。毕竟，蒋介石自己也不愿意自己被“关进笼子里去”，动摇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所以，后来国民党也提出“讲政治”、“讲国情”、“稳定压倒一切”等反动口号，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

事实上，为了自身的安危，国民党也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也明白，就这样腐败下去，这个党必终会灭亡的。所以他们也需要马寅初这种敢于提出真炽灼见的人站出来振臂高呼，只是一旦政改危及到他们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们又拼死抵抗，凶狂地反扑。

1938年，中国经济学社在重庆召开年会，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以一般社员的身份参会（这样的官居然没当会长，比起现在，实在难能可贵）。在会上作为社长的马寅初直指要害，“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不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造成财政大混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是何用意，要请部长指教。”见孔祥熙张嘴结舌，马寅初穷追不舍，“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开之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拼命向市场上抢购美元、黄金，还通过种种办法去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大发国难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说？……”

马寅初的这种做法有如西方民主国家的议员对行政官员的公然质询，别说此前没见过，就是此后至今在中国也没出现过。所以，马寅初的“犯上作乱”让蒋介石很恼火。只是蒋介石很愚蠢，他没把马寅初流放到新疆，也没把他关进黑监狱或精神病院，居然想用封官许愿的办法封住马寅初的口。

中国专制官场的潜规则都是官官相护，因为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大家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大小官吏除非因派系相争，偶发残酷的权力斗争，一般情况下为了固权位、结网络、寻靠山，都互不揭短。即使发现黑脏，了会三缄其口，少数清者选择洁身自好，大多数恶浊之辈是你黑，我比你更黑。如不危及自己，轻易是不会撕破脸皮，大打出手的。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团结胜利”的大会背后，往往充满了血腥的缘故。

为了收买马寅初，蒋介石通过陈布雷找到马寅初在哥大的同学王正廷，让王捎话给马，说委员长欲派马赴美考察经济，如果成行，将委任驻美全权大使，或出任财政部次长。可马寅初偏不吃这一套，竟拍案而起，怒道“不就是说几句真心话，写了几篇文章吗？请问，这触犯了哪条国法？要赶我走，没门！要以高官厚禄收买我，休想！”然后奋笔疾书一份“严正声明”，说“我马某人不搞投机买卖，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想必民国宪法中也有像我们今天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之类规定，不然马寅初怎敢说没有触犯国法呢？当然，那时候民办报纸多，马寅初的言论还是有报纸敢刊发的。不像今日，只要官方报纸不发，网上再来个关博、封号，加上敏感词，你纵然有三头六臂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1940年11月10日，在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星期讲座”上，马寅初登台劈头就说：“兄弟今天把儿子女儿都带来了，我今天的讲话，就算给他们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也不惜死于后方！”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果然，马寅初开始声讨蒋介石：“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在南京我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就见不得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充其量是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的是他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大概当时会场上也有“国保”或便衣警察，马寅初对他们说：“在场的警察先生，你们要逮捕我吗？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再下手不迟！”

真不敢想像，在那个一党专制的恐怖年代，马寅初如此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居然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给毙了，蒋介石仅仅是把他给软禁了起来，一不戴手铐，二不刑讯，三不打骂，比我们当今无罪上访百姓的待遇好多了。1942年8月，“犯颜直谏”的马寅初被放回了重庆家中，仍给他定了“三不准”，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此与前不久有关方面对李承鹏在新书签售会上的要求竟有些相似。

民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还是很有些中国文人志士风骨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士人的精神已深入他们的骨髓。当然这也与民国文人没有经历过“反右”或“文革”，尚不知专政的厉害有关，而蒋介石对这些文人志士多少还有些敬畏，才使马寅初这样的人在“言辞出格”之后仍能生活下去。

马寅初说过：“我是踏实的国民党员，所以我关心着国民党的进步……”。看来马寅初是国民党的“救党派”，但国民党腐败透顶却无意改革自救，最终走向了跨台，马寅初徒唤奈何，只好去投奔反独裁、争民主的共产党了。

遗憾的是，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的表现并不能让马寅初满意，在几次犯颜直谏之后，他终于永远地沉寂了……

特别声明：本文全部文字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摘自周树山先生的《一匹特立独行的马》，所以，本文并非原创，最多可称为“摘编”。如有“摘编”的结果与原文意思不一致的地方，还请周树山先生原谅。美文是周先生的，错误是我的。

参阅文献：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载《中外文摘》2012年第21期，作者：周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