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曾在上海与一个叫杨秀贞的妓女姘居。中共中央考虑到他处境危险，决定让他离开上海到江西的中央苏区。但向忠发无论如何要在临走前见杨秀贞一面。针对“情况紧急，见杨秀贞太危险”的劝阻，向忠发表示“不见不走。”他没有遵守不在杨秀贞那儿过夜的约定，踏踏实实地在杨秀贞那里渡过了一个缠绵之夜。第二天，他被捕了，并立马叛变，带着特务去抓周恩来、瞿秋白等人。

与他姘居的杨秀贞知道他是共产党，但面对特务的刑讯，杨秀贞坚持不招。是向忠发出来与杨秀贞对质：“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气得周恩来说“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叛变后，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新的总书记只能在这三个人中产生，工人出身的卢福坦主动要求担此重任，这也是远在苏联的“境外势力”斯大林等人的理想人选。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和布哈林都认为必须重新找一个工人出身的领袖来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现在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叛变了，又上来一个工人出身的卢福坦。

但王明不想让卢福坦当总书记，只让他担任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谁知卢福坦仅负责了三个月就被国民党抓获了，他也是没等特务动刑，在特务劝降过程中就表示愿意自首的。这位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叛变之快，让中统特务都感到意外。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由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返回时路过武汉，见有魔术表演，竟也来了兴致，他违反纪律登台表演，恰被一叛徒发现，随即被捕。他叛变得十分慷慨：“我有对付共产党大计划，请你们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将当面陈情。”结果是几乎将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内的共产党机关连窝端。

其实，在中共地下斗争的二十多年里，它的叛徒阵容也是十分强大的，仅参与过一大的十多人中就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此后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锡银、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克金、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盛忠亮等知名大腕。事实上还有许多虽没有叛变，却对“西方那一套”的神马主义理念产生怀疑人物，如陈独秀。

就是在解放后，大家对那个神马主义也一直都没弄明白，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搞的大跃进叫“神马主义”，十年“浩劫”中搞的打砸抢也号称神马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拨乱反正，同样称之为神马主义。可以这样说，这三个阶段的神马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及的事，没有一点儿可比性。如果说它们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这些个神马主义都是在吾党的领导下实施的。

面对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我们先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后来又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这石头却摸了几十年了，这神马主义的河还是没有过得去，如今又坚称现在这个集古今中外之恶于一身的体制为中国特色的神马主义。

可这个特色神马主义的宗旨是什么？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它合理的社会构架和发展方向、目的又是什么？它与原来我们折腾的许多年的那些个主义又有什么不同？它离吾党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又相差多远？谁能说得清楚？

纵观那个神马主义近百年的发展史，它的理论观点时而自相矛盾，时而自我否定，现在甚至不敢拿出它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反对国民党的言论来给当代人看。这充分证明那个神马主义真如它的先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幽灵，而鼓吹那个神马主义的人则完全是为了宣传。他们自己对他们宣扬的那个神马主义并无半点信念，不然，为什么他们一旦被捕，会叛变的那样迅速、干净、慷概和利落？

当然，在过去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中，还有一些人选择了对个人信念坚守，比如陈独秀。他坚持认为西方苏俄的那一套神马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一直坚守着他们以为正确的主义不动摇，即不与国民党合作，也不再理共产党的茬儿。尽管自己贫困交加，也绝不收取共产党送去的银子。

还有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信念，为了自己的信念，他们决然从容赴死。我们有理由坚信，在他们坚信的那个神马主义前景里与当今之国情会有天酿之别的。否则，如果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会为他们为之英勇献身神马主义悔恨万分。

可以这样说，这些年来，宣传神马主义的人，其实早就对他们宣传的那个神马主义失去了信念，他们知道自己不相信，也知道其他许多人并不相信，更明白其他许多人也知道他们并不相信，他们只是希望有更多的无知者相信……

不知是什么因素还是某种遗传基因在起作用，吾国吾民吾党中竟会生产出如此多的蠢人。

参阅文献：《信念的力量》，载《中外文摘》2009年第13期，作者：刘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