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部队在蚌埠驻训，团部好象是设在无线电二厂。

有一天，天上还在下着小雨，我们电影组在附近的一个小操场上架设了银幕，准备放电影，而放映机就架在我们带着蓬布的解放牌汽车上。

具体放什么片子我已记不得了，但那个时候，哪怕就是放几本《新闻简报》，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件很喜庆的事。部队还没来到，放映机前的本应由部队坐的一片空地上早被周围的群众占满了。

为此，我们电影组很纠结，这天是跑片放映，给我们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单独给群众放一场，但在那个特别注重“军民鱼水情”的年月，谁敢提出来把群众从广场上赶走？

我们的任务是给战士们放一场电影，并没有命令让我们慰问群众。我建议让已来到的连队坐到放映机的背后，然后，我们把已架好的银幕拆下来挂到相反的方向，我们只需把汽车调个头就行了。

组长采纳了我的意见。领导也认为那天晚上放映任务完成得很好。但事后许多年，每当我一想到这件事，心里仍有些不能释然，无法给自己一个那样做是对还是错的确定答案。

前几天，我看到这样一则故事，说的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著名喜剧演员丹尼﹒凯伊赴菲律宾进行慰军演出。在马尼拉的一次演出中，丹尼走到前台，要求把能够照亮剧场观众席的灯光全打开，然后他请求道：“请军衔高于中士的每一位军官都站起来好不好？”

于是坐在前排的军官都骄傲地站了起来。

丹尼继续说：“请坐在后排的士兵走上前，在军官们腾出的座位上就坐好不好？只有你们把座位换过以后，演出才能开始，因为我被派到这儿来是慰问士兵的。”

没有人提出质异，官兵们都热烈鼓掌，他们调换好座位后，丹尼倾尽全力投入了一次最令人难忘的演出。

从这个故事里，我终于给自己找到一个最满意的答案：一切以完成任务为要。

只是，现在几乎所有慰问群众的演出里，都是领导坐在前排，一切都是领导优先，哪怕是在克拉玛依的那次大火中，也是“让领导先走。”

参阅文献：

《灵魂是平等的》，载《中外文摘》2011年第14期，作者：李双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