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幅“社论式的广告”，广告的标题是“留意他们日益高涨的呼声”，旨在“声援马丁﹒路德﹒金和在南方争取自由委员会”。当时《纽约时报》并没想到，就是这样一则很普通的广告，不仅将它逼到了绝境中，甚至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这起名为“《纽约时报》诽谤政府官员案”的案件，还在影响着当代美国社会。

沙利文当时是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局局长，他认为这则广告说他“严重失职”，指责“蒙哥利马市警方处置不当，玩忽职守”，就是对作为该市警察局长也即他本人的诽谤。

1960年4月19日，沙利文向蒙哥马利市巡回法院提起诉讼，向被告《纽约时报》及在广告上署名的4名黑人牧师索赔50万美元。之后，阿拉巴马州州长和蒙哥马利市其他4名官员也陆续起诉《纽约时报》和4名黑人牧师，各要求赔偿50万美元，合计300万美元。

那时候，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律师大概也像当今中国的律师一样很讲政治，几乎没人愿意代理《纽约时报》应诉。而审判也进行得很迅速，主审法官琼斯从36位陪审候选人中选出12名白人组成陪审团，只用了2小时20分钟就结出结论，判决《纽约时报》和四位黑人牧师向沙利文赔偿50万美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50万美元就是在美国也算得上天文数字了，并且这个案件一旦败诉，其他几名官员起诉的案件几乎就不用怎么审理了。这总计300万美元的赔偿足以让《纽约时报》破产几次。

《纽约时报》提出上诉后，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在1962年8月30日宣布维持原判。这时，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韦克斯勒出手相助，这位同时也是律师的法学教授以从不向荒谬学说和教条妥协而称著，大概很有些像我们中国的贺卫方教授。

在韦克斯勒的努力下，联邦最高法院于1963年1月同意受理此案。1964年1月6日下午，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宣布开庭，9位大法官认真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并不时地提出询问，直到次日中午，辩论才宣告结束。

1964年3月，美国联邦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原判。在这份判决书里，大法官布雷兰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法律和宪法：“我国曾对一项原则作出过承诺，那就是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本案中的那则广告，抗议的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公共议题，它显然有权得到宪法的保护”；“第一修政案的权威解释已经明确拒绝对言论内容真实性的检测，不管是否有法官、陪审团或行政长官的命令，并特别提出不将这种解释真实性的责任强加给言论发表人”；“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并不由于其真实性、公开性，或其中的思想信念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用而有所改变”；“在自由辩论中，错误的言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自由言论想要拥有‘呼吸的空间’，‘得以存活’，则必须受到保护”；“即使有真正的诽谤或错误，宪法也有理由对这种批评政府官员行为的言论进行保护”；“对公开事务的讨论不只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人民自治的基础”，“人民才是宪法的主人，人民对政府的任何辩论都享有免责权。”

联邦最高法院在沙利文诉《纽约时报》一案中的立场对美国新闻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促进了新闻业的发展，让新闻尽可能地接近真相，不再是政府和军方的喉舌，它们可以报道越战内幕，甚至还挖掘出了“水门事件”的真相，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

1984年，美国召开了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20周年纪念研讨会，对该判决和布雷兰大法官作出如下评价：“这是一份伟大的判决，这种能主导美国历史的判决实属罕见，它提醒我们：我们还与这个国家一样年轻。”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中国也有一部宪法，它也赋予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只是我们的权力机构和官员们把这些规定都忘记了，它们只习惯于倾听赞美，如果没人赞美，他们就花钱找人赞美，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而一旦有人胆敢对它们提出批评，它们则立马露出狰狞的恐怖面孔。有一位哲人批评说：在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自由地批评，则所有的赞美都毫无意义！

参阅文献：1、《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载《读者》2012年第1期。

2、《〈纽约时报〉诽谤政府官员案》，载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大法官的智慧》。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