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周佛海是大汉奸。而有所不知的是，他在1942年初就通过军统渠道向蒋介石表示悔改，蒋介石则亲笔回信，让其“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并承诺“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

此后，周佛海不仅暗地里时有庇护军统特工，还常 用自己的电台向重庆传送情报。所以，抗战胜利后，在陈公博、梅思平等汉奸陆续受审处决后，周佛海尚处境优渥。

然而，民众不答应了。1946年1月3日，上海《文汇报》题为《周佛海怎样了，我要为沦陷区同胞大哭》一文疾呼：“如果周佛海不立即明正典刑，那么中国根本无汉奸，中国根本无叛逆。”8月28日，《大公报》又以《周佛海、丁默邨怎样呢》为题发表社论，质问国民政府究竟打算如何处置周佛海等人。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才不得不将周佛海移交司法处之。

负责公诉的是南京最高检察院检察官陈绳祖，主审法官是当时的立法委员、知名法学家、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辩护律师是章士钊、王善祥和杨喜麟，控、审、辩三方都是民国政法精英。

公审之前，蒋介石约见司法部长谢冠生，询问高等法院有无可能不判周佛海死刑。那时候的法院还没有如今的“讲政治”之说，并且司法部长也不像今天的司法部那样不知法为何物，谢冠生只婉转地说“周佛海一案目标太大，处理不善会引起更大的舆论怒火。”蒋介石还不死心，又约见承办此案的推事，得到的答复是“从案卷来看，周佛海的罪行应大于陈公傅，若最终判决不是死刑，舆论一定哗然，认为陈公傅死得冤枉。”

1946年11月7日上午11时，审判长赵琛宣读“特定第三四六号特种刑事判决书”，认定：经过审理，周佛海参与组织汪伪政府，编练伪军，滥发伪币等罪行。认为周佛海是在被政府发觉罪行并通缉之后，才表达自首的意思，其所犯罪行，远不足以抵销其对抗战的微薄贡献。最终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判处周佛海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周佛海之妻杨淑慧随即向最高法院提出抗告。

1947年1月20日，最高法院驳回了杨淑慧的抗告，决定维持原判。

法律就是法律，蒋委员长也没办法。但杨淑慧仍不甘心，扬言若周佛海被枪决，她便把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交给香港媒体。1月25日，陈果夫、陈立夫上书蒋介石，为周佛海求情免死。随后，2月3日，最高法院呈国民政府，申请给周佛海减刑。3月26日，蒋介石签署特赦令，以有戴罪之功表现为由，核准将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9日，周佛海病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纵观周佛海案，给人的感觉是，法院就是法院，只能依法办事，委员长说情也不行。你委员长想保周佛海，我就把皮球踢给你，你愿意特赦就特赦。毕竟特赦也是一个法律程序。老百姓骂也只能骂你蒋介石，法律的尊严是不能随便亵渎的。

而我们今天的法院就不是法院，不是讲法律的地方，而是讲“政治”的地方。是依领导的意图判案的地方。诚如1958年最高法院党组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所言：“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这个“光荣传统”，我们一直沿用至今。并且领导们的私利和愿望也要法院以荒谬判决去体现。老百姓骂只能骂法院，领导们则是永远伟大光荣和正确的。

这便是民国法院与当今法院最根本的区别。

参阅文献：1、《周佛海：汉奸的生与死》，载《中外文摘》2012年第5期。

2、《“以党治国”面面观》，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