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在他的《讲话实录》中多次提到，他的很多决策都是内参起了重要作用的。前不久跑到美国领事馆避难的王立军之所以能从辽宁跑到重庆任职，据说也是内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其实，内参只是官方新闻机构专为领导采写和编译国内外重要新闻的刊物，仅提供给相应级别的官员阅读。那些可能会影响到权力阶层利益，而又不便为广大民众所知悉的事件，往往会出现在内参里。一位资深记者介绍：“笼统地说，凡是可能侮辱、损害党的声誉的事情和问题而不适合公开报道的，一般都用内参反映。”按说，官办内参的本意在于得到详实的民意和真相，毕竟我们官办报纸往往都是靠忽悠（说得好听一点就叫“宣传”）起家，很少能说真话的。但随着政治体制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内参便很快地堕落了。

有些地方一旦发生了什么不便宣扬的事件，有些记者甚至主动打电话找上门来，开出价码帮助去“摆平”。

1999年，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双规”引发了新闻媒体的报道，马向东妻子章亚非花钱找到了人民日报社驻辽宁记者站的记者冯奎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第749期上发表了题为《马向东案件涉及敏感问题应避负影响》的内参，为“慕马案”鸣冤叫屈。

仇和在江苏沭阳当县委书记时，内参记者翟景耀和景旭峰曾采写过《沭阳县部分县乡干部横征暴敛乱棍打死打伤农民》一文，让“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命悬一线。最后是新华社江苏分社李志勇社长对内参稿件作了重大修改，才传给新华总社。尽管如此，当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仍对此事作了重要指示。有人说，如果没有李志勇在内参上对仇和在性质上作了重新界定，也许仇和就不会有今天。

有媒体报道说，许多高级领导上班后，首先翻阅由秘书筛选过的新华社内参，并就重要的问题在内参的空白处作出批示，带有领导批示的内参影印件就会通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等机构批转到相关的省市和部委领导手中。他们追加批示后，或直接解决问题，或把追加批示的内参影印件再批转到下级官员，直到问题解决，或有了令上级满意的答复。

事实上，由于多方面因素，我们现在的内参已很不靠谱了。这也就难怪有些高级官员总是说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话或做出不切合实际的决策了。因为他们的“参照物”离现实太远了。这也更难怪许多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怨民一再在私下里提出疑问：难道党中央就不知道下边的事儿？

可悲的现实告诉我们：由于政治体制的问题，许多官员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贪污、腐化，把家人移民国外，自己在国内做裸官，一旦有风吹草动，立马就溜之乎也。而许多记者也把新闻报道当作一种生意来做，他们利用内参搞交易，替老板和地方政府打官司、要项目，对方则回报以金钱、广告和赞助，从而导致内参的耳目功能常常失聪。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高官们还躲在温柔之乡靠内参作决策，岂不太荒唐了。

参阅文献：《神秘内参到底有多神》载2012年2月3日《读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