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整个高炮七十五师仅在最后一个航次击落一只拖靶，而其他部队有一个连就击落四只拖靶。

我在1977年11月5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计划下午3点全团出发。这也许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在这里生活，本来我带了胶卷，想在此照像，而组长掌管着照像机却不能照。”

回到部队驻地，新放映员霍建行来了。他原是四连的文书，75年的兵，与我一起在淮安参加过南京艺术学院的培训。他也是学美术的，政治处把他调来，可能是填补我退伍后电影组制作幻灯片的缺口。在此之前，我制作的幻灯片在师里已很有些名气了。记得在放映《金色的大鹰》影片时，我在影前放映幻灯时还让图片上的飞机在银幕上动了起来。针对电影组经常野外放映的特点，我还制作了野外照明检片盒，可以交直流两用，里面可放接片胶水、刮刀、毛刷等，图纸是我设计的，而木工则是在后勤工作的老乡蒋养忠，他转业后在太和县建行工作。

其实，那时候组织上是想把我调离电影组还是想让我退伍，我也不清楚。有一次，司令部的一个参谋告诉我，他们想把我要到司令部标图班去。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我也没详细问。但弟弟来信让我回去，恢复高考后我的一个同考上了清华，当时部队的高考又没放开，每年只能推荐一个，我既想退伍，又对部队怀有留恋。我在1977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目前看来革命需要我退伍，也许是需要我留队，但我还不彻底地知道这领导的意图，我要作好走的准备，但也不完全这样，也许还要留，而留我，我要说明情况，准备要走，但我决不无理取闹。”

其实，那个时候我想走想留都是有主动权的，那时我与团长和政委还是有机会直接对话的，也许我只需要找团长或政委说一句就行了。但我当时的思想很单纯，一切服从革命需要，如果我要求退伍，部队不准许，我也不会闹情绪的。

我在197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晚上熄灯号后，政委来了，他同我谈论了写作，并看了我个别作品及退稿信。” 这至少说明，政委还是很关心我的进步的，他那时显然不知道我退伍，或组织还没有最后决定我退伍。按照我这个列兵的级别，规定我退伍的权力在政治处，无需跟团里汇报的。

1978年元月13日的日记：“今天家中来了一封信，是弟弟写来的，他想叫我退伍回家。我想作为一个战士，应该服从革命需要，能不能退伍回去，还有待于组织决定，我写了一封信回去，做了一部分必要的说服。”

其实那时我已向政治处的马主任作了明确表态：希望退伍。当时我真的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部队留我，我也可以干，让我退伍，我也不反对。

就在那年元月12日，我奶奶去逝了。我是在元月24日才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的童年全部是奶奶照顾我，关于她的故事，我会在我的当兵之前的故事中提到的。

元月26日，我收到了同学朱立新的来信，他告诉我他考取了大学。

1978年3月16日，我被组织上决定退伍。在老兵连，马全珍主任竟骑着自行车专程来看我一趟。他那天来看我的背影我不清楚，有一说法儿是：当张副团长知道我退伍的消息后，把马全珍骂了顿：“妈那个巴子，我接的好兵你都给我弄退伍了。”但那天马主任确实问过我：“你真的想退伍，还是假想退伍，如果不想走，还可以留下来！”

说心里话，从当时的感情上说我还是不想离开部队，我在多年之后还在梦中回到过部队。但从理性上讲，我宁愿退伍回家考大学，那里可能有更广阔的天地。更加上从警卫排驾驶班退伍的战友范卫军的鼓励：回去考大学，不是英雄便是狗熊。这小子后来果真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他后来担任了界首市的宣传部长、人大主任等职。

1978年4月2日，我们这批退伍老兵正式离开部队。

 

当年的帅小伙儿如今成了半截老头（左起：单兆俊、鲍俊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