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驻训之后，我们就赶到了上海靶场。这一年在上海靶场打靶的部队特别多，我们团机关住在奉贤的海鹰大队，距靶场大约有三公里。

1977年10月11日晚，我们到炮阵地去放映《烈火中永生》，我与宣传股长再次司献良发生了冲突。

按照操作规程，我们的放映扩音机要在连续使用2个小时后，关机休息半个小时。当时是6点50分，一般要到8点钟才能开始放映，而一部电影的放映时间是1小时40分钟左右。所以，我试机后就关掉了放映机。但司献良非要我们开扩音机放唱片。当时组长小尤不在，我就向司股长说明了扩音机的使用条件。但他根本听不进去，命令我开扩音机放歌曲。我只好执行命令。虽然扩音机操作规程是这样规定的，但如果违反操作规程，也未必马上就会坏掉，但肯定会影响扩音机使用寿命的。就像汽车，载重量规定只有5吨，但它能拉20吨，尽管车辆也不会马上损坏，但超载造成的潜在风险和损害在加大，比如减少车辆使用年限，增加交通事故风险，加剧对公路的压损等等。中国人所看到的往往只是眼前利益，很少会考虑到对其他方面的潜在损害，正像我们当前的“维稳”，截访等高压手段，使社会表面上“稳定”了，但民怨剧增，司法不公，让社会公理和诚信道德都荡然无存。其实，治理好我们这个国家只需要四个字，那就是“司法公正”，只有“司法公正”，才能让大家都学会守规矩，也只有大家都守规矩了，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有公理、诚信和道德。打住，扯远了。

1977年10月19日，我们在靶场生活区跑片放映南斯拉夫电影《桥》。说实话，那是我们第一次看这种故事情节紧凑、场面惊险的电影。我们虽然是放映员，有时也会被影片中的故事情节所吸引。

那天我和小杜负责放映，组长小尤跑片。他要求我负责放映、倒片和加油（注：当时发电机油箱小，两个多小时要加一次汽油）。我说这样做不符合规定，我希望他负责加油，因为他跑片的距离很近。可以抽出时间加油的，但组长也想坐在哪儿看几眼电影，他偏要我负责加油。

在快该加油的时候，我在倒片，我就叫小杜去加油。小杜去了以后，发现组长已加过油了。过了一会儿，组长跑片回来问我加油没有，我说小杜去看过了。他不吱声，就坐在那里倒片。我机上的一本片子已放完，就问他我这边的影片倒好了没有，他没理我。我以为影片还没来到，就只好等着，结果小杜机上的片子放完了，我们只好停映。这时，小尤从身后拿出一本影片交给我，然后问为什么不装片子？我问他：你看见我没装影片吗？他说他看到了。我说你明知我这边没装影片，而你却把倒好的影片放在你身后，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他说：“我要看看你能不能在最后一秒钟把影片装上。”我反问：“你作为一个电影组长，就这样拿全团战士们开玩笑吗？”他无语。

第二天，组长小尤批评我不听他指挥，还问我愿不愿意在电影组干了。为此，我们争吵两个小时。当天晚上，我去一军电影队帮助他们放映《桥》，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放映员在岗。

第三天，主任让我将《桥》送到南京，但小尤想去南京（据说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对象在南京），他便说是师里强调让他送影片，结果他去了南京。也正因为他走了，才发生了我与政治主任马全珍之间的一次严重冲突。

      一位战友的父母到部队探望儿子时，与曾去接兵的谢协理员和卫生员小唐（？）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