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革”前许多电影的解禁，我们电影组的工作越来越重，几乎天天放映，有时一个晚上要放两场。特别是在外出拉练时，往往在一营驻地放了一场，然后又拉到二营驻地放上一场，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吃不好饭，再加上睡不好觉，身体就有些招架不住了。翻开我当时的日记，看到最多的字眼儿就是扁桃体发炎、胃痛。为了扁桃体发炎，我去过八二医院，因为正在发炎，没能做切除手术。后来没时间去医院就只能吃抗生素消炎。退伍后我一直慢性肠炎，医生诊断的结果是肠道内有益菌失调，估计就是在部队吃了过多的抗生素造成的。

我刚到电影组的时候，就听说我们团电影组曾参加过警卫排排班儿站岗的事。据说这是在整个南京军区都绝无仅有的事。小尤可能为此站过岗，他曾向我发誓，一旦他当了电影组组长，一定不能再出现让放映员站岗的事。

事实上，我到电影组之后也没站过岗。但后来情况变了，1977年，政治处的邵股长转业了，新来的宣传股长司献良原来曾当过警卫排长，可能是警卫排有人向他吹风：放映员也是兵，我们也是兵，为什么我们站哨他们不站哨？按说这是个错误的命题，如果反过来说：警卫排的人是兵，放映员也是兵，为什么不让警卫排来放电影？显然从逻辑上说不通。可司献良新官上任，年青气盛，加上没什么文化，就拍着胸脯答应了：老子是警卫排长出身，当然要照顾警卫排弟兄们的利益，我让电影组站岗。

那是1977年9月28日，我们在蚌埠驻训，当时团机关都住在蚌埠无线电二厂一个闲置的车间里，政治处睡东头，司令部睡西头。我的左边是小尤，右边是司献良，与我顶头睡的是李干事。

晚上9点多，驾驶班长拎着冲锋枪过来，叫我上哨。我看了组长小尤一眼，小尤没吱声，不知他是否事先知道。我就告诉驾驶班长：在这之前没人通知我站岗，我不能违反纪律。

这时司献良发话了：“这是我说的，你去站岗去。”

我说：“这事你得跟我们电影组长说一声，按内务条令规定，传达命令要逐级下达，我们电影组长又不是不在，你先跟他说了，他让我去我就去。”

司献良火了：“那我叫你去你就不去啦？”

我说：“对，我不能去，电影组长就在这里，你跟他说话就行了。”

司献良可能在这之前没跟小尤说过，也可能小尤在坚持原来的承诺，他就是不吱声。

司献良大声说：“我命令你去！”

我也大声说：“我就是不去！”

这时司令部那边传来一阵轰笑，因为许多参谋、股长们对司献良这种盛气凌人的作派都看不惯。

现在想想，我当时不应该不给司献良面子，他毕竟是上级，有什么话可以第二天再沟通。可当时自己也是一个十几岁的年青人，没什么工作方法和处世艺术，仅凭着耿直和较真儿支撑着自己对党和国家的信念，认为一切自有公道。而事实上，这些公道在现实生活中很是罕见的。

过了一会儿，睡在我顶头的李干事劝我：“小李，你听我的，去站哨吧，有啥事明天再说。”

李干事一直对我很好，他在我退伍前还想把他妹妹介绍给我呢。我从驾驶班长手里接过冲锋枪，一连站了四班岗，然后交了班。第二天声明：这个星期的岗我站完了，以后别再喊我站岗。在我的印象中，从那以后，就没人再叫我站过岗。

那时候，我虽然与别人发生争执，甚至吵架，但我从来不与他们记仇的。比如我9月28日与股长吵架与组长弄得不愉快，但我10月1日又与组长下军棋，与股长去看一看放映场地，只是不知他们是否在心里记心恨我。

                    前任电影组长鲍俊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