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去美国考察。

现在的人很少知道王云五。在当年，王云五可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物。到了美国，负责接待他的是他的好友，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这个人后来当了清华大学校长。

有一天，王云五看见一个飞机场，说坐飞机可以上天观光（估计那档次也就像现在旅游景点的滑翔机）。那时的飞机性能还不稳定，经常出事。所以，凡有兴趣的人都要签个生死合同，说明上天自愿，摔死活该。

大家都不敢坐，唯有王云五不知死活地非要上天观光。这飞机可以坐两个人，王云五邀请同行者，没有一个愿意陪他“上去兜一圈”。

王云五十分失望，最后，望着梅贻琦问：“你可愿意陪我一游？”

梅贻琦只好笑着点点头。

王云五大喜，当即在生死合同上签了字。旋即良心发现，再问梅贻琦：“我是要坐飞机的，我不怕，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梅贻琦摇了摇头，又点点头。

两个人就上了飞机，好在飞机兜了一圈之后平安而返。梅贻琦事后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他并不愿意上飞机，只是没人陪客人，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硬着头皮登机，感觉像是上了鬼门关转了一圈。”

这样的事我也干过一回。

十多年前，有一天我说我明天去合肥。一个朋友说他明天也去合肥，正好可以一道走。我们当即约定第二天中午10点，他来接我。

第二天上午，他果真准时来到了。让我吃惊的是居然他自己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过来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不会开车的。我看车里只有他一个人，就问“你什么时候学会开车啦？”

他笑道：“不瞒你说，我昨天刚把这车接回来，昨天晚上练了一会儿，刚才又练了一会儿，差不多也有五六个小时了吧。没问题，上车吧。”

我站在他车门口，犹豫了起来。我知道他从来就没开过车，现在仅在操场上练了几个小时就上路，而且要跑三百多公里，中间还要过轮渡、走山路，我真的不敢坐。但人家一片热心，我又不好太驳他的面子，于是就上了他的车。

在快要到轮渡渡口时，他嘴里一个劲儿念叨着“这过轮渡上坡下坡的，我真不知道能不能开好。”

听了这话，我在过轮渡时把车窗玻璃都摇了下来，准备随时开门跳车。好不容易上了渡船，他又念叨着“上坡起步，是边踩油门儿边放手刹……”

还好，轮渡终于平安地过来了。车到八公山走山道时，他居然把速度提到一百二十码，我急忙提醒他放慢速度，他却满不在乎地说：“轮渡我都过来了，还怕什么，你看这车开得多爽！”

我知道就他这新手的水平，万一路上出了什么紧急情况，他是处理不了的。

经过一路上的惊心动魄，我们来到合肥，刚进了长江路，我就让他停车，我要打出租车去我的律师事务所。他坚持要送，我说“你还是赶快回家吧（当时他在合肥有房），你连驾驶证都没有，如果让警察逮住了，看不拘留你。”

后来，我每每想起那一次经历都感到后怕，觉得都是情面惹得祸。

中国人向来都是讲情面的，为了讲情面，甚至不计后果，前面两个例子就是典型。

当然，这样讲情面，后果再不好也就是伤着自己，与别人关系不大。而一个官员或一个政府也要讲这种情面，那损失就太大了。比如，央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河北省高院拒不纠正聂树斌的惊天冤案，都是为了维护一些官员的情面，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让错案得不到纠正，并且很可能会葬送一届政府或一个政党。

在过节时，许多人为了情面，不得不去给上级送礼。其实他们心里也不愿意送，但人家都送了，你若不送，上级肯定有看法，而一旦碍于情面送了，不仅可能会葬送你的上级，也可能会怏及你自己。

有些情面真的很危险。中国人什么时候不为情面所累，学会按规则办事，中国就有希望了。

参阅文献：《中国人究竟是怎么样的》，载《读者》2011年第24期，作者：萨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