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976年4月。那天晚上，我们电影组正在沭阳县电影院给当地老百姓放电影，突然接到团里的通知，让我赶快回去。于是我就把放映的事交给小尤他们，自己赶了回去。

宣传股的邵股长拿着师政治部电话通知的标语内容，让我写两幅标语：“热烈庆祝首都工人民兵粉碎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事件”，一幅贴在营房外，一幅贴在营房内。

我的美术字写得不是太好，但经过在淮安向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学习，还算拿得出手。我是用排笔写的大幅黑体字，每张红纸只能写两个字，写得速度相当慢。两幅标语我写到12点多，又弄了浆糊，一个人到外面贴好。回来的时候就快凌晨两点了。

由于夜里加班了，第二天早晨我就没按时起床。所以，直到团机关出操时我还在睡觉。这时只听邵股长叫我：“小李，快起来，你的标语写得有问题。”

我一听，立马起来了，问邵股长：“什么？有问题？什么问题？”

邵股长说：“我也不清楚，是马主任说的，叫你马上过去。”

那时一句口号喊错了，一个标语写错了，都是有可能坐牢的。这可是重大政治事故。但我认真想了一下，昨天晚上，我贴好标语后，又打着手电筒仔细地读了两遍，没有错误的呀！

我紧赶慢赶来到营房大门口，见马主任正在标语前面等着我呢。

看我跑了过去，主任发话了：“小李呀，你写标语怎么不加标点符号？”

我看了一下说：“有呀，这感叹号不是在这后边的吗？”

主任指着“首都工人民兵”几个字，说：“这工人和民兵之间应该有个顿号，工人是城里的，民兵是农村的。”

我说：“不对，工人民兵是指由工人组成的民兵，它与农村的农民组成的民兵是一样的。”

主任不高兴了：“说你错了，你还不服气。”

我还要说什么，邵股长拦住了我，他说：“还不快回去拿笔来添上，照主任说的办。”

我只好回到电影组，抓了一支排笔，蘸上墨汁，走过来，在标语上的“工人民兵”之间加了一个顿号。只是我还是不服气，对主任说：“要么你打电话问一下师政治部，要么看明天的报纸。”

主任没作声，我们各自走了。

第二天，《解放军报》来了，上面有一个通栏标题，就是我写的标语上的文字，于是我带着胜利的喜悦去找主任，指着报纸上的标题给他：“你看，这里没有顿号，工人民兵是指由工人组成的民兵。”

主任“哦”了一声，马上顾左右而言他。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作派就太“小儿科”了。如果主任让我点顿号时，我马上承认错了，并立即按主任的指示补上顿号，也许我的人生经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特别是我不该拿着报纸去证明上级的错误。这种事，我在2007年又干了一次，我企图拿着专家论证意见证明安徽省司法厅错了，结果厅长恼羞成怒，吊销了我的律师执照。

我现在才算明白，在中国这个人类社会史上绝无仅有的“特色”制度下，领导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伟大光荣的。

                            与战友马大保（左一）、单争鸣（右一）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