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警卫排的时候，刘玉干政委就送给我一本书《论人物描写》，他那时就知道我在写小说。后来到了电影组后，他又多次来看我，关心我的写作。

政委的家属还在南京，他一个人住在首长家属院里的一幢破旧的小洋楼里。和团长一样，政委也是山东人，都是近五十岁的人了，大胡子，但待人和蔼。记得有一次我去南京拿影片，奉命去政委家送一封信，时间长了，是谁安排送的信也记不得了。当时政委和他的女儿都在家，政委问我吃饭没有？我如实回答还没有。没想到，政委居然围上围裙进厨房给我擀面条。

我已记不清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阻拦或坚持离开，或者我是坚持离开，但政委用命令的口气不让我走。而政委去围上围裙去厨房的形象，至今还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要知道政委在当时可是县团级的干部，当时县团的干部还不是很多，就是在县团级干部多如牛毛的今天，有哪一个团级的干部会下厨房给一个当兵的擀面条吃。

我在1976年元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政委来到我们电影组，讲了许多关于我们怎样学习的问题，他鼓励我写作。

“人对于同类的贡献并不在其职位的高低，而真正的贡献就是‘劳动’，如果你已经公开地声称：我要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那么你就不应该去追求名利、地位。”

在政委的鼓励下，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小说，到处投稿。那时文学刊物还不是太多，我经常投的只有上海的《朝霞》、合肥的《安徽文艺》等，编辑们不仅退稿，有时还附上亲笔信给予鼓励，不像现在连稿件都不退还了。

记得当时还收到过在《朝霞》帮助工作的萧乾老师来信。

后来，我又改写电影文学剧本，经常往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投稿，我还收到过北影大导演谢铁骊的来信。

可惜的是，在部队一直没能发表任何作品，直到我退伍四年后的1982年，我第一篇小说才在郑州的《百花园》杂志发表。当时有人说我起点较高，第一篇小说就发头条，并且还获得了当年的优秀小说奖，他们不知道在此之前我已准备了八年，收到了六百多封退稿信。

            作者当年在团部大礼堂后面药厂照的一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