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今的社会是一个逆淘汰的社会，让好人无立足之地。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做人难，做好人更难”，适用于整个中国历史。

我1975年5月11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由于出版报不免会在某些方面不能够及时地去工作，班里的个别同志对我就有了些看法，说我虽是一班人，干的却不是一班事。这种说法使我心里产生了一些想法……”

后来，由于团里抽我去淮安学习，又参加文艺创作学习班，到最后要离开警卫班的时候，一些人就更有意见了。因为大家都是列兵，一旦某一个人出了风头，遭到他人嫉妒则是必然的。后来我也想明白了，无论自己做得怎么好，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世界上就没有能得到所有人认同的人。

其实，我也想与战友们搞好关系，事实上我也与绝大多数战友关系非常好，这个情况我会在以后陆续谈到。但“坚持原则”和当时的“斗争哲学”又让我似乎迷失了方向。在1975年8月18日的日记中我这样写道：“今天上午，我参加了我们股里（注：指管理股）的民主会，我原以为，大家都和和气气，没有必要搞得关系紧紧张张的。通过学习教育，使我认识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切事物都是在斗争中发展壮状大的，为了搞好部队建设，帮助同志，治病救人，就应当以一个共青团的标准要求自己，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于是我在今天的讨论会上，向我们排长和股首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至于我当时向排长和股长提出了什么看法，我现在已记不得了，日记上也没有记载。但用现在的眼光去衡量，当时在会议上向领导提意见的做法是十分愚蠢的。

那时候我是十分听党的话的，我不仅把党的文件和党报上的说法当作党的话，甚至把党的各级领导所说的话也当作了党的话。

可能是我吃不惯大米或常常因为工作误了饭时，不得不吃冷米饭的缘故，我经常胃痛。我现在的肠胃病就是那时留下来的。有一次，我们参加司令部的演习，晚上10点钟才回来，我非常饿，肚子疼得很（我现在还有这种毛病，肚子一饿就疼）。看到我说肚子疼，班长就提醒我，不能叫苦叫累。于是在当天的日记中就作了检讨，骂自己是“叫苦叫累”。

那时候还没有考大学之说，但每年都有从工农兵当中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可惜我们团每年仅有一个名额，推荐也仅仅是形式，因为我们团里高干子弟多，推荐的名额一般在他们当中产生。

尽管推荐上大学的事与自己无缘，但听到这个消息后，思想上还是有波动的。1975年8月7日，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自从听说我们部队有一个名额的，由于小资产的思想在自己头脑中作怪，也一度产生了上大学的念头，想到人的一生总要活得有意义，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员，总要为人类作点贡献，我现在离开学校才半年多点，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大部分还没忘记，到大学学习一下也许能为祖国作点贡献。后来又想到，全团就一个名额，无论怎样也该不着我去，就死了这条心吧！”“通过学习批判，认识小资产阶级思想，使我认识到，以上想法都是错误的，这山看着那山高，不安心本职工作，没有树立一个‘一生交给党安排的信念，这是非常危险的。’”

当时我没想到，两年后，全国恢复高考，为了上大学，我选择离开部队。真实的我打倒了被空洞政治虚拟出来的我。

我庆幸自己没能成为一个毫无私心杂念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没有成为一个死了都不知道为谁而死的人。

                                   当年的干部宿舍正在拆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