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去年夏天，我去上海，一个律师朋友邀了几个好友小聚。席间，一位女士说要向我们咨询法律问题。

她拿出一份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给我们看。

那份不起诉决定书写得很奇怪，从文书内容上可以看出，上海某区前宣传部长的行为已明显构成犯罪，而在文书的结尾却又作出了不起诉决定，这是怎么回事呢？

面对大家的质疑，那位女士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

她曾任中共上海某区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主编该区的机关报。有一天，宣传部长告诉她，区里邀请一家电视台拍摄一部歌颂该区在前进的纪录片，有一部分开支不好办，让她与负责印刷区报的印刷厂联系，在每份报纸加上二角钱的虚价，由宣传部按虚价支付给印刷厂。待这钱积赞到一定数量之后，再由印刷厂把多出来的钱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宣传部。

她觉得这样做不妥，但从“政治”上考虑，毕竟要下级服从上级。于是她就安排编辑部的会计去办理此事。

后来，印刷厂已积累了二十多万的“虚钱”，宣传部长便安排她想法把钱提回来。她也不好推脱，就让会计去办这件事。会计也不傻，又带了一位编辑一同去了印刷厂。

把钱取回来之后，她们共同到部长办公室，把二十万现金交给了宣传部长。

不久，检察院找她“谈话”，说她涉嫌贪污二十万印刷费的问题。原来有人举报宣传部长贪污二十万印刷费，检察院找宣传部长谈话，宣传部长死不认帐。面对检察院从印刷厂调回来的现金收据，宣传部长反说是她这个办公室主任贪污，他毫不知情。

她没办法，只好找来了会计和编辑，她们也证明这个钱真的交给了宣传部长。令人兴奋的是，那位编辑还拿出了一盒录音带，她录下了她们几个人到部长办公室交钱的全过程。

于是宣传部长被逮捕了。谁知这位宣传部长曾当过上海市委前领导的秘书，他根本就不把检察院放在眼里。

为了把案件做得更扎实，检察机关对那盒录音带作了现场模拟试验，从每个人的脚步和声音以及现场距离展开分析，这盘录音带所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对其中宣传部长的声音，检察机关又去北京进行了声纹鉴声，最终结论都确认是宣传部长的现场声音。

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有一天晚上，宣传部长的精神终于崩溃了，他向看守所的警察提出要求，他要求见检察官，愿意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看守所及时向检察院反馈了这一情况。

第二天早晨，检察官立即赶到看守所。令检察官吃惊的是，那位宣传部长已被提前半个小时释放了。面对检察官的质问，看守所回答是上级领导的指示。

不久，宣传部长官复原职，检察官还要去为他恢复名誉。在宣读有关部门的文件时，检察官不得不宣读上面的文字，说该宣传部长为人正派，清正廉明。只是宣读完毕之后，这位检察官又补充了一句：“这是他们说的，我本人并不这么认为”，然后愤怒地拉开门猛地关上就走了。在关门时，由于用力过猛，手抽得慢了些，门把手都夹破了。

部长还是部长，而她这个办公室主任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在经历了多次威胁和恐吓之后，她只好向组织请长假，在家休息。于是她的工资被停发了。

她这个办公室主任不干了，那些为她作证和说好话的会计、编辑、记者们可就没了好日子，他们有的被调离，大部分被迫辞职。

据说区里准备开除她。但这件事报到市委后，还是那位领导否定了这个意见，他也许是怕激化矛盾，弄出更大的动静来。于是她的事也就这样不长不短地放在那里。

在那次聚会的后半场，大家全都在为她的这个案件出谋划策，但大家谁也都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情，虽然庇护那位宣传部长的市委前领导也进了监狱，但他也并非独立的，那帮人还在，那个利益集团还在。

几个月之后，她给我发来一个信息，希望我关注一下上海医生陈晓兰竞选人大代表的事，于是我就写下了那篇博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大代表？》，而我更关心她当前的情况。

她告诉我，那位宣传部长已调到市里的一个清闲的单位任副职了。区里已多次找她谈话，让她向前看，安安静静地回去上班，全部工资都会补发的，甚至开出了在全区所有与她职务级别相适应的单位任她挑选的条件。但她唯一的条件就是把因为她作证和说话而被开除或辞职的人全部给予安置。区里表示这个太难了。她说我不能不凭良心，只为自己利益抛开因为帮我说话和作证而受到牵连的人不管。

“这些人现在都在干什么？”我问。

她说：“我把他们安排到我亲戚办的一个公司里。说到底，这个公司就是为他们办的，因为他们是为我受到牵连的，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要解决问题，就要一块儿解决，我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很感动，说：“你这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你的坚持是为了让这个国家能给那些因为主持公道、坚守正义而受到迫害的人争取一份应得的权利。你这样做，不仅是在救你自己和你的同伴儿们，也是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党的救赎。试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公理，没有了正义，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她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凡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为了主持正义，为了坚守道德底线而不断呼吁，不断申诉，不断上访的人，都是在救赎这个国家。”

我更加感概：“你说得对，如果不是为了热爱这个国家，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生活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环境里，我们有必要天天冒着生命危险为了司法公正鼓与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