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我负责警卫的首长是王继鹏副团长，他在团里排名第5，所以称为5号首长。他是一个大胡子，说话声音很大。据说他曾当过国民党的兵，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军。这个经历在当时可不是值得炫耀的事。

王副团长是最好伺候的。其他人还负责给首长家拉煤球、买面什么的，可他什么都不让我干。有一次部队停电，没有了自来水，我也像其他战友一样，想办法挑水送到王副团长家，他连忙让我放下水桶，说什么也不让我再挑。他说我儿子比你还大呢，怎么能让你来挑水。

可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毕竟我与王副团长是革命战友关系，他那只比我小两岁的女儿还叫我“小李叔叔”的呢。

1975年7月19日，我们团进行夏季拉练。我们部队拉练一般都是在夜间行军。我想可能是因为那时公路很窄，我们一上路，就有几百辆汽车拖着高射炮，连续占据公路几十公里，而且行进的速度又不快，仅每小时30公里，谁想超车都很难。

我们第一站是在安徽明光的三关公社。5号首长在出发前就下连队蹲点了，他只有一只皮箱让我拎着。在三关公社住下后，其他几位警卫员要伺候首长打饭、打洗脸、洗澡水，忙得不亦乐乎。我却很清闲，于是就经常到山坡下去给战友们挑水，来回有一公里多，肩都压肿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还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我保管的5号首长的箱子里少了十块钱。记得好像是5号首长从连队打来电话说他箱子里有三十元钱，让我给他取出10元送过去。而我打开箱子发现里面仅有20元。这事如果弄出来可是一个大事故，再说这钱弄哪儿去了呢？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真没想到才干了这几天就出了这个麻烦事！”

我立即将情况向班长作了汇报。那时候人与人之间好象都有一双警惕的眼，5号首长箱子里丢了钱，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就是掌管5号首长箱子钥匙的我。

那两天的日记中并没有对我当时心情作太多的描述，但在我现在的记忆中，当时我是相当紧张的，有一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感觉。这该怎么办，钱我是没拿，可按首长说的钱数确实又少了十块，该找谁算账？

还好，第三天，我打电话问了5号首长，他说他记错了，就是二十元。“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这是我在1975年8月4日的日记中写下的话。

那天还看了电影《英雄儿女》，我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这样设问自己：“我在危急关头能不能像王成那样为党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呢？能！！！”一连用了三个感叹号。这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王成”背后还有一个真实的蒋庆泉。蒋庆泉也当过国民党的兵，后来投奔了解放军。当时他被炸昏过去被美军俘虏了。回国后又受到了多年歧视，几乎毁掉了其一生。

5号首长好象是1976年转业的。他转业时我去看望他，他送我一支可以照明的圆珠笔，据说是当年在朝鲜战场上从被打下的美国飞行员身上发现后，我们又仿制的，可以在夜间写字。这只笔我至今仍保存着。听说王副团长转业后被安排到江西九江的一个油库工作，有一年到九江，我打过一次电话，也没能联系上。

                            当年远离市区的靶场现在已进入市区施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