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了民主政府”。一个村民带着骄傲的语气告诉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斯特朗对眼前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按照美国或欧洲的制度，参加选举投票的人必须先经过识字测验。但毛泽东的代耕人(注）杨步浩说：每当投票，就会有人在窑洞外发给他豆子，然后他走进窑洞，那里有几只碗，每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将豆子投下既可。统计豆子时，所有人都一起看着，他对这种投票方式很满意。

“投豆入碗”的办法，后来从延安推广到各个中共控制的区域，它保证了每个人都有选举权。

而今天，我们却有许多识字的人无法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更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去行使自己的选举权。

1941年，所有共产党人都接到总部一个更加严格的命令：任何城镇或区域的参议会当选代表，不得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这个制度被称为“三三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斯特朗解释说：“三三制”主要目的，是打破国民党所搞的一党专政制度。

而今天，党的利益已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各级代表中的党员人数已从当年的少数变为绝大多数。在各级政府的公务员中，若非中共党员，是很难上升到重要职务上的。

李鼎铭是“三三制”政府中最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之一，这位被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的开明人士，1941年担任了边区政府副主席。他第一次去窑洞见毛泽东，便提出了边区必须实行精兵简政。毛泽东同意了，并且精兵简政也实实在在地给当时的红色政权注入了新的活力。

今天，民间的谏言是很难被政府采纳的，就连共和国总理提出的“法比天大”都没人理睬，依然要让司法机关放弃法制去讲政治。

“我们并不害怕政治问题上的言论自由，相反，我们需要这种自由，因为它可以帮助阐明和普及我们的政策。”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并称“延安五老”的吴玉章曾这样对斯特朗说。

而今天，我们的许多文章无法在官方媒体上刊发，网络到处充满“敏感词”的禁区。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会议，一个炸雷打下来，当场劈死了在座的一位县长。事后，一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准备抓人，毛泽东却制止说：“对于尖锐一点的议论马上进行打击压制，这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而今天，一个县太爷就可以把说难听话的人抓起来。整个官场到处都是神经衰弱的人。

1944年10月，《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访问延安，他注意到其中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管理一块烟田所生产的烟叶足够党部所有消耗，而朱总司令则种了一片白菜。

“党和党的工作人员赖以为生的不是税收，而是他们自己额头上的汗水。”白修德如此惊奇地写道。

而今天，党和党的工作人员不仅完全依赖税收，“三公”消费大得惊人，并且为了让那些重要人物能够“万岁”，他们还享受着“特供”。

1937年10月，年近30岁的红军团长黄克功，因对陕北公学的一位女学生逼婚不成，恼羞成怒，在延河边上枪杀了她。一周之后，黄克功经过公审，枪毙了。

而今天，已经不需要黄克功们拨手枪了，许多美女都身不由已地成了一些官员的“性奴”。

人人平等，这是延安带给外国记者的另一种新鲜感受。在这里，共产党人没有国民党人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也没有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

而今天，只为上级服务，只为党说话的官僚主义充斥整个官场，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已成了官场的规则。“人人平等”已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鬼话。一个普通干部受贿一万元判一年，一个司法厅长受贿二十万也可以不追究。上级看你不顺眼，没问题也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只要你善拍上级的马屁，你就是杀人越货也照样坐在主席台上念“反腐”经。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天空常常被雾霾遮挡，再也看不到当年“解放区”那“晴朗朗的天”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警醒？想想我们正在做什么，以后还要怎么做？我们是否应该兑现历史的承诺，还人民一个充满蓬勃朝气和希望的感觉？

注：当时中央领导开荒种地只是一种形式，他们都有代耕人，杨步浩是毛泽东的代耕人。杨步浩全家不幸死于1976年的那场洪水。

参阅文献：《那个美丽的新世界》载《读者》2011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