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想之旅系列之四

余秋雨在他《文化苦旅》的第一篇文章《道士塔》中就提到过王道士，并称“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这是余秋雨在他《道士塔》一文中描写的发现藏经洞的过程。

然而，以研究敦煌文化而著名的刘德义先生在他的《丝绸之路上的未解之谜》中则是这样说的“1900年6月22日，被王道士雇来抄写经书的书生杨河清在编号为16号洞窟的甬道点烟时，无意间将芨芨插入清理流沙后显露出甬道墙体的裂缝中，他突然感觉到这条裂缝深不见底，于是就好奇地用烟斗敲了敲墙壁，墙壁发出了异样的声音，杨河清断定墙内是空的，发现里面是一个较小的洞窟。借助微弱的灯光，杨河清和王道士看见这个尘封了不知多久的斗室里竟然密密麻麻地堆叠着成千上万的书卷，这就是后来被编为17号窟的‘藏经洞’”。

从余秋雨和刘德义的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到王道士对藏经洞发现的时间不一样，发现的过程也不一样。我不知道该信谁的，找来万年历看了一下，原来1900年农历5月26日正是公历6月22日。看来余秋雨先生的表述有些问题，他应该表述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或1900年农历5月26日。由此，我更偏信于刘德义先生的说法儿了。

贬王者说，王道士贪婪，他发现藏经洞后，拿着经卷四处奔走，希望得到重视和赏赐，可结果没人理睬，他便将大量的文物以极低的价格卖到了国外。

可事实上，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而第一个来到藏经洞带走文物的是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勃奥鲁切夫，时间是在1905年10月。后来又在1906年、1907年、1909年和1911年多次被法国的伯希、英国的斯坦因（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日本的大谷光瑞等外国人购买、掠夺，甚至偷盗。直到1936年“英国人巴慎思盗窃壁画时，被当地民众抓获，才算结束了列强劫掠敦煌文物的罪恶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几乎没有任何作为。

有人说，没有王道士就没有敦煌的今天。正是由于他长年累月地看管这些洞窟，才使他逐渐成了一名下寺的住持，也是由于他对洞窟流沙的清理，才使他发现了藏经洞，正是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才引起人们对莫高窟的重视，也正是由于敦煌文物流入外国，才孕育了世界上的“敦煌学”。

就像我们今天的上访无人管一样，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先步行几十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可这位县令不学无术（大约是官二代），只把这两卷经文看作废纸。1902年敦煌来了一位新县令，姓汪，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寄希望于新县令，企盼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可这位汪县令也仅仅是带着人马到藏经洞看了一下，顺手拣了几卷自己喜爱的经文而已。

眼看着县令不管用，王道士又从洞中挑了两箱经卷，赶着驴，风餐露宿，一个人冒着被狼吃、被匪抢的危险，行程八百里，赶到肃州（今酒泉），找到当地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道台看了王道士带去的经卷，认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再也不管此事了。

又过了两年，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冒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但也仅仅是通过汪县令索取了部分古物，目的是为了充实他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王道士实在无法可想，竟冒死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但也杳无音信。

正是这多年的上报求助无人过问，才使他对腐朽的清政府灰透了心。他要保护这些文物，却没有人支持，他要清理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却没有钱。而在这个时候却迎来了对这些文物炽热追求的外国人，与其放在这里被人盗、抢，沉入泥尘，还不如交给外国人去珍藏。就连余秋雨也曾发生过感慨：“偌大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

事实证明，王道士做得并没有错。如果没有斯坦因等外国人把数以万计的经卷转移到国外，说不定这些珍贵的文物即使躲过了战乱，也躲不过“文革”。

知道了这些真相，我不再对王道士存有愤慨之心了。当我默默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时，心中竟充满了敬意，而敬意之中却又加杂着一丝酸苦。就像我们知道了飞夺卢定桥、抢渡大渡河、国民党不抗日、李公仆和闻一多之死以及强奸沈崇案的的真相或伪真相后的心情一样。

好在我们都信奉共产主义，讲究“世界大同”，还要解放全人类。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讲，这些经卷放在外国博物馆里，还不就像是放在自家的储藏室里？

                                     没有王道士就没有莫高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