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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创业》，为什么“实在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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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新疆库尔勒，原石油部物探局、时塔里木油田公司颇具建树的著名石油地质学家苏吉祥与人聊天，谈论他的本行物探。
“没有我们这一行的认真负责，”他说，“在中国，就没有现代石油工业，钻井队、采油队就没有用武之地。依此类推，炼油厂、储运公司和加油站，就只能加工、储运或销售洋油。这样一来，国民经济，国家安全，就是没有保障的啦！
“当然，大量的就业机会、升学机会、当英雄当劳模当官儿的机会，也是同样没有的啦……”
他的话，经常有“奇谈怪论”或“胡说八道”的嫌疑。
“文化大革命，”说到这儿他有些恼怒，“有人拍了一部电影：《创业》。这部电影拨弄是非，竟在油田工人和地质工作者之间提问谁是油田的主人，实在可恶！”
“我那时还年轻，”他又道，“经常和合得来的哥们站到高处，大声呼吼，发泄愤懑。”
《创业》编造的故事确实既忽悠又扯淡：石油地质科学是书本上的教条，让人吃够了亏。所以总地质师人虽正直，但愚昧、保守、落后，片中那位钻井队长因而要求“甩开勘探”，由着性子在图上乱按图钉提出多口钻探井位，就整个探区提出钻探部署。他的部署与总部党委不谋而合，总地质师拟定的勘探部署惨遭否决。故事编到这一步，已扯淡到家。
片中交代地震已圈出了构造。物探使用地震手段圈出构造之后，得出地质认知，制定勘探部署，研究、提交和确定钻探井位，是物探及地质工程专业性极强的工作，须由高层级专业技术人员开会研究确定。这不是钻井队长参加的会，更不是钻井队长肆意撒欢插嘴的场合。《创业》编导缘何刻意胡编滥造？因为不如此，钻井队长和那位有如打了鸡血的女副总地质师，没机会对总地质师撒野，电影拍不下去。
而当钻井队长依据《矛盾论》形成的对于探区的地质认知彻底打败了总地质师的时候，编导已把自己忽悠成了全裸。
“甩开勘探”大获成功，井队抱上了“大金娃娃”。至此，影片借助文革政治生态，充满激情地完成了片中诸多反科学要素的大聚集、大联欢。
老苏头珍惜石油地质学家的职业荣誉，不容忍石油地质工作者的人格与业务尊严被如此践踏，尽管仍有人认为《创业》是好影片，理由是该片曾受到江青文化专制主义的排斥。
文革期间江汉石油会战，他在湖北恩施地区提交的一口钻探井位被采纳，井队发现标识井位坐标的木桩子打在山沟里，嫌麻烦，想偷懒，竟以主人公的身份擅作主张，将井位偏移一公里，挪出山沟挪出构造挪到公路边上开钻。这分明是拿当年糊弄日本人那一套糊弄共产党，老苏头表示强烈愤慨却被军代表组织批判，说他提交的井位是糊弄工人，和工人阶级对着干。
凭什么？因为军代表以为，石油就是王进喜那样，拼命打井冒出来的，必要时还要跳进泥浆池当人肉搅拌机。井位算什么玩意儿？你这个臭老九把井位定在远离公路的山旮旯，不是故意难为工人阶级主人公，你难道有别的意思？
这是《创业》的江汉油田版。事过多年，想起来老苏头仍一肚子气。
《创业》毫无疑问是文革的产物。编导讲述的荒唐故事，只能选择文革特定的政治环境，依仗文革秉持的荒唐逻辑，受到文革政治生态的有效保护，方能顺利拍成电影。难怪面对江青文化专制主义的排斥，该片受到文革最高政治权力的强劲庇护导致江青败北。这便难免被人这样看：《创业》编导欲与江青试比高，坚决紧跟毛泽东，与江青争夺文革领导权。
二
中国没有任何油田的地质探索或曰勘探开发过程有如《创业》。人所共知的是，《创业》指向的大油田即是今之大庆油田。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片中钻井队长的原型即是王进喜。王进喜确如影片塑造的那位气冲牛斗的钻井队长那样，与总工程师总地质师对着干了？没听说有过。
依照《创业》模式，当下中国没有石油工业。片中只有一个角色勇敢站出来为石油地质工作者鸣不平，怒吼道：“决策人物是什么人？是扶刹把子的！”
不恭敬地称呼钻井职工“扶剎把子的”是编导，但上述指责切中要害。发出这一指责的，是已被编导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兼现形反革命的指挥部的冯副指挥。冯副指挥叫冯超。冯超当即遭到痛斥与回击。石油地质科学及油气田勘探开发的本末性是非及常识性是非，就这样颠了个儿。
很显然，投拍《创业》，意在宣布：拥戴科学，包括拥戴石油地质科学，是反对“两论起家”，是反大庆，是反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时大庆官方以创作组兼第一编剧的身份，参与了《创业》文学剧本的创作，是大庆官方对于大庆精神极难得的精妙的正式解释。这是歪曲历史歪曲历史。大庆会战究竟是怎么成功的？起自大庆会战发起直至今日，五十六年过去，原石油工业部及其政治部、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一句老实话没有。
按照最传统、最肤浅也最错误的看法，现代石油工业能够存在的根本缘由，当然因为钻井队钻出了石油和天然气。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东部某油田发现井井场。
这日，在油田发现井井场，油田方举办油田被发现若干周年庆典，终于有人看似傻乎乎、实则一针见血地把最关键的问题提出来了。
是被邀请与会的某来宾。这位来宾看过《创业》。片中钻井队长由着性子在图上乱按图钉便可确定井位钻探出油，令其如坠深雾。今逢其时，他必须当面向身为内行的油田负责人讨个明白：“你们为什么在这儿打井呢？你们怎么知道在这儿打井能出油呢？”
这就把油田领导逼进了墙角。但问题确明确无误地提出来了：“你们为什么在这儿打井呢？你们怎么知道在这儿打井会出油呢？”
油田领导相当狼狈。无论如何，某来宾已敲响了当面锣，油田领导必须回以对面鼓。油田领导的回答当时就是笑话，没过多久即广为人知。
油田领导的回答是：“……我们就是知道！”
“你们当然知道。”客人很认真，一心一意搞清楚。“可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油田领导憋红了脸：“……反正，我们就是知道！”
事实上，该油田的地震资料、构造图及发现井井位，均出自时物探局地调二处。二处应邀与会的代表愤然离场，佛袖而去。油田的饭，一口没吃。油田呢？不道歉。
听到这个笑话，有人想起真实发生过的另一个笑话。
某年。新一年元旦将近。因缺乏钻探井位，某油田难以完成当年钻井进尺指标。情况被汇报给油田领导，油田领导照窗外某方位奋身振臂一声喝呼：“把井队拉到那边去，给我使劲儿打！”
这个“把井队拉到那边去，给我使劲儿打！”表达的意思大家都懂：你井队只管完成钻井进尺指标，完不成绝对不行！打一口井花几百万还是几千万不用你管，我也不管。你井队钻出来的是油井是水井还是干井，不用你管，我也不管！
三
《创业》指向之“裕明油田”，即王进喜的来路，是今之玉门油田。
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创业》就玉门油田迎接解放的情景，做了谎言式伪造，并在电影发行前与发行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地、充分利用文革政治气候，分别在玉门和大庆，制造了一场血与泪的玉门油田的新历史。
玉门油田的发现与成功开发，在“一滴油、一滴血”的中国抗战时期，其战略意义，不亚于又一场台儿庄战役、又一次长沙保卫战。
曾有一位叫马镇的人写文章揭露和介绍——
一九四八年九月，孙越崎的得力部下、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邹明就任中油公司协理兼甘青分公司（也即玉门油矿）经理。时内战正烈，物价上涨。为稳定人心，邹明违抗南京政府政令，筹集三十余万银元代替金元券，筹集粮食一万石及其它生活用品平价供应工人。油矿近万职工家属在新中国诞生前的最黑暗时刻，基本生活不受影响。这与《创业》表现的裕明油田工人的凄惨生活，完全两样。
是年十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决定率资源委员会起义。尽管远在玉门的有一位叫邹明的人未得到孙越崎指示，仍自觉组织护矿，抵抗国民党特务和军队炸毁油矿。
他组织了以工程技术人员为骨干，老工人为主体的护矿队，矿场工程师杨敏、炼厂工程师金克斌担任正、副大队长。
受孙越崎电召，邹明秘密到达香港与孙越崎会面，汇报护矿工作，请孙越崎速与中共联系，请解放军迅速西进保护油矿不被国民党溃军破坏。孙越崎当即起草电文送交中共香港地下党。
邹明返回玉门不久，一野三军军长黄新亭亲率装甲团昼夜兼程五百里，直插玉门，解放了油矿。
这个功盖千秋的起义行动及其当事人，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尤其文革期间遭到严酷迫害。江青公开点名资源委员会的起义，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潜伏大陆（这个说法，与《创业》无端“塑造”叛徒冯超似有因果），孙越崎因而以古稀之年被关押，妻子因悲愤两次自杀未遂。起义人员无一漏网，都被揪上批斗台，骨干也被投入监狱，多人被逼自杀身亡。
据认为，玉门油矿的护矿斗争，是资委会最艰难也最成功的护矿行动，护矿队员遭受的迫害也最严重。
邹明被捕入狱，坐牢七年。
随着邹明的被捕，玉门油矿护矿骨干纷纷落入诬陷之网，无一幸免。护矿大队长杨敏在大庆被批斗；副大队长金克斌在玉门油矿被打得遍体鳞伤，家中物品悉数被抄被烧。原矿长刘树人被大庆的专政队打得眼珠突出，不能行路；原运输课长李誉柱因在护矿中将近百辆汽车藏入深山获罪，被专政队扒下衣服，推到零下三十度的户外，被逼迫承认是特务，被冻得手脚终身致残；曾带领工人进山掩藏钻机的原钻井部主管工程师史久光，在大庆与妻子被双双投入牛棚，爱女被逼成精神病。中科院院土、曾与史久光一起驾车掩藏钻机的原矿务室主任童宪章被下放东营油田，接受审查十年。玉门油田总地质师王鉴之被专政队活活打死，年仅十四岁的小儿子被投入监狱关押两年。原采油部主任工程师，后任克拉玛依油田总工程师的吴士壁、供应科长杨兆麟，在克拉玛依被打死。……
在孙越崎动员下从海外归国的翁文灏，文革一开始就被挂牌游街。其长子，被称“中国输油第一人”的翁心源，因不堪忍受批斗跳入水渠自溺身亡。得此噩耗，绝望的翁文灏撒手人寰。
（而此时，影片中的“十斤娃”周挺杉，也即现实生活中的王进喜，却是毛泽东的座上客，应毛泽东邀请，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对当年的护矿队及护矿组织者，没见这位自称“天大困难也不怕”的人，有过半句公道话，双方大概原本不是一路人。）
一九九四年。曾在大庆油田工作的玉门油矿护矿大队长杨敏时年八十二岁，肺癌晚期。“我当年参加玉门油矿的护矿队，功过由历史评说，”杨敏说，“但文革把护矿行动说成为蒋介石守财，等待他反攻大陆，对我进行没完没了的揭发斗争，真伤透了心。到了文革后期，我成了死老虎，没人再理会我，我以为可以搞搞业务，干点儿正经事了，不料想电影《创业》在大庆一放，我又被说成是那个叛徒、工贼冯超。玉门油矿什么时候有过共产党的叛徒？”
杨敏用眼泪喷发愤怒：“这些日子，电视里又放上了《创业》，怎么就没人对它的颠倒黑白说句批评的话呢？虽然早就为我平了反，可影片的阴影总笼罩着我。那是历史啊，后人会怎么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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