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一个月没有更新自己的博客了，国庆节前母亲病好出院，还不到十天，正准备更新我的博文，母亲就又因为肺部感染胸腔积液，再次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天，我几乎每天二十四小时陪护着母亲，偶尔回家一次，换换衣服，拿点东西就又匆匆忙忙的赶回到医院了。10月29日我的母亲在经历了四次胸腔抽水之后，终于出院了。
  很多朋友对我说，他们在我的博客上根本就留不上言，我在网吧试了一下，果然如此。我发了几次，虽然显示留言成功，但是刷新后根本找不到自己的留言。大家可以试试，偶尔也有发上去的时候，但大多数的时候都发不上去。不仅如此，我在网吧里发博文，发完了就找不到了。

  看到网友对我的关心和关注我非常感动。还是那句话，屈英杰的博客，只要我活着，就会一直坚持写下去。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的关注支持我。

                            我只是不想屈服之六
   许维勇检察官给我打电话时,以是2002年四、五月份，许检察官说他们手中还有一个案子还没完，等完事后再和我联系。
   二个多月后，我和赵令恩来到了盘锦市反贪局，见到了许维勇和刘晓阳，他们二个人一开始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特别是刘晓阳，人很聪明，把我的举报材料看的很透，与此相关人员的名子也都记得十分清楚，而许维勇从始到终一身正气更是另人敬佩。
    那时候，赵令恩和现在不一样，说话表达还不太清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许检察官对我说，“屈英杰，我觉得赵令恩头脑不太清醒，作为举报人很明显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受理，他表达不清楚，我们没法对他。”我说“请你相信，这些东西并不是他说什么，我就相信是什么，这都是我自己查的，这些举报材料也都是我写的，完全是真实的。”
   许检察官说“即然是你自己查的，如果你愿意做为举报人，我们可以受理，我们不对赵令恩，我们对你。但你得为你自己的举报承担法律责任。你愿意吗？”
“我愿意。”说完，我将所有的举报材料上，举报人赵令恩的名子全部划掉，写上了屈英杰一个人的名字。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所有的举报材料就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子了。当时，许维勇和刘晓阳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给我和赵令恩做了很多询问笔录，在把案件充分了解透彻的前提下，他们决定到九化公司调帐。
   我首先拿出了被当时的安六公司会计腾玉环拿走的一笔五万多元工程款，很快从九化公司调来了这笔工程款的付款凭证，凭证上的领款人上是赵令恩的名子。但这笔款却被转到了人以经去世，外号叫王老四的包工队帐上。
    滕玉环从始到终一口咬定领款人上的签名是赵令恩本人所写，这笔款也让赵令恩拿走了。
盘锦市检察院的鉴定结果证明这三个字不是赵令恩写的。滕玉环不服这个结论，最后又将这个签名拿到了省里鉴定，鉴定结论还是一样。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王老四虽然死了，徐维勇和刘晓阳竟然找到了王老四的老婆，拿出了滕玉环拿走这笔款的签名。滕玉环为此被抓了起来，就是这么明显的案子现在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在当时办起来很难。
   在滕玉环案审查其间，我曾拿过另一份五万多的决算，这笔款是从安五公司转到公司财务部，最后被转到九化沈阳项目部后失踪的工程款。此前，我曾拿着这份决算找过当时的公司总会计师候学海，候学海看完帐后，就在公司财务部转入九化沈阳蜡化指挥部的凭证上，写上了“请沈阳蜡化项目部查一下此款的下落”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子。我们为此专程到沈阳蜡化，但蜡化指挥部的会计却说，他们的帐上没有这笔工程款。后来我发现在各基层单位有很多这样的工程款转来转去，最后转到了沈阳项目部后就失踪了。
   没想到，当检察院要求九化查出这笔款的下落时，九化公司竟然用付给赵令恩的另外四笔工程款，加一起来充当这一笔工程款。因为最后数额对不上，还少三千多元，他们就称还有一笔没有找到。就这样，这些款也大多没有赵令恩的签名，其中有一笔八千元是现金，到最后也没弄明白这笔款到底给谁了。很快又拿出一笔，但结果和上面一样，又让九化公司拿另外其它的几笔帐给摆平了。这时我就已经意识到了，赵令恩在九化公司总计干了二千多万元的工程，这样同九化公司对帐永远都对不清楚。我不管拿出那一笔，因为办案的人不懂帐，他们随便拉出另外几笔就轻而易举的就对付过去了。
   为此我向他们二个人提出了“拉大网”，将九化公司付给赵令恩的所有的工程款全部查出来。看他们还怎么做假。但是他们一致反对，不同意这样做。我们为此发生了第一次争吵。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丝毫让步，我认为这一步必须要走，不管工作量有多大，不管有多难都得做，因为我相信，就算是九化公司再能做假，他也不可能把这二千多万全都做成假帐。
   我为此找到了当时的反贪局局长李继先，我和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一下子就得到了他的理解和赞同。
   李局长把许维勇和刘晓阳喊到了他的办公室，二位下楼后的脸色都明显的非常难看，刘晓阳一言不发的坐了下来，许维勇则脸红脖子粗的冲我发了火，他对我没有通过他们就直接找领导表示反感，那一天我也第一次的发火了，我同许检察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说，我在多次同他们沟通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找他们的上级领导没错。因为这是原则问题，我决不会放弃，假使李局长不同意，我还会去找检察长，这是就事论事，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是什么打小报告。
   刘晓阳认为这样做工作量大，太费时间，所以表示不赞同。最后许检察官对刘晓阳说，李局长说的也对，咱们本身查的是一笔，九化却拿另一笔来充数，九化的帐，不拉大网彻底查，确实也不好办。
按着办案人员的要求，我开始整理赵令恩从89年到2000年在九化公司所干的全部工程，我将赵令恩现有的合同和决算书全部复印了一份，然后按赵令恩在九化公司各基层单位所干的工程列出表格，为了赶时间，那几天我每天工作到半夜，就这样十几天的时间总算全部整理完并交给了办案人员，他们以此为据，要求九化公司查帐。
   第一组办案人员，由于当时的反贪局局长是比较正直的李继先，再加上关注此案的直接领导宋处长人也很正直，在开始许维勇还在的时候，办案是比较认真的，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并把辽河街道办事处与赵令恩有关的所有帐和凭证全部收了上来。我举报的部分问题也被立了案。
但从许维勇退出这个案件的查处，和武局长介入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本来滕玉环案是二十多万，但只查了一笔五万多，抓了滕玉环之后，不到一个月就给放了，然后开始忙着做公诉的准备不查了。我多次和刘晓阳提出把与滕玉环有关的其它工程款也查出来，但刘晓阳始终以查一笔结一笔为由拒绝了。
    此时，反贪局武付局长，对此案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他曾当着双方当事人的面，指着赵令恩对滕玉环说“你就让他承认这笔钱他拿了，别咬别人，不判你刑。”然后又对赵令恩狂吼“谁给你工程款，不要好处，你告什么告。”赵令恩说“要好处可以，也不能把我的钱都拿走了啊。”
    堂堂反贪局的付局长竟然说出这种话来，着实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小民震惊不已！按他的为人处事逻辑，真不知滕家要给他多少好处，让这个共产党的检察院官视党纪国法而顾，如此“仗义勇为”！
   可话又说回来了滕玉环并没为老赵找过一个工程，她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会记，凭什么把人家的工程款连本带利一分不留的全给拿走啊？就算你这个会计想利用职权捞一把，也总得给人家留点本钱吧？！
滕玉环被抓一个多月，就被取保候审了，她和她家里人一次又一次的到赵令恩家去闹，逼赵令恩承认这笔款是他拿走了。
   滕家为此还找了一个人到我家对我说，“屈英杰，老赵把所有的事全推到你身上了，说滕玉环是你举报的，与他无关，你信不信，不信，我给你放录音听听”我对她说，“不用放什么录音，老赵说的没错，滕玉环是我举报的，话也是我让他这样说的。你用不着跑我这来挑拨离间。”我为此给滕的弟弟打了电话，我说滕玉环是我举报的，如果你们要找就找我吧。如果再到老赵家去闹我就要求检察院收回对滕玉环的取保候审。”滕的母亲果然来找我了，大概意思是九化这么多人贪你不举报，为什么偏举报滕玉环，然后问我“滕玉环也没抱你家孩子跳井，你干吗和她过不去？”听完她的话我对她说“我和滕玉环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举报她就是因为她贪污，如果你认为你女儿冤枉，可以去控告我，或者是控告检察院。我举报你女儿是贪污二十多万，别看检察院就查了你一笔五万多，如果我追着不放，就这一笔，他们说不判你刑，肯定不好使。希望你们不要再找人到老赵家闹去了，如果你们再去老赵家闹，我会要求检察院收回取保候审的决定。
   结果他们还是去老赵家闹，我就直接找到了新上任的检察长刘铁鹰，滕玉环因此被再次送入拘留所。

   与此同时，九化公司方面，前段时间，在总公司纪委来人看了我手中史维成和安一会计陈荣鸣写的八万元收据后，很快史维成就辞去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此时，原九化沈阳蜡化指挥部指挥孙国恩被提为公司总经理。
    在孙国恩上任后召开的第一次公司领导办公会上，我正巧在公司办公楼里，孙国恩看到我时，老远就伸出双手满脸堆笑的要和我握手，我走进了会议室握着孙总经理的手说“你五毒俱全的怎么当经理了？”他笑着握着我的手说“十毒、十毒。” 我看着以在会计园桌上坐好，正准备开会的所有公司领导笑着说“他还挺有自知之明的。”这一下了所有在坐的人差不多全都忍不住的笑了。然后我又对孙国恩说“你当经理九化公司又要跳火坑了。”
   滕玉环再次被抓后，九化公司以刚上任的孙国恩总经理为首的主要领导，集体到盘锦市检察院和反贪局去“慰问”了检察院的领导。
   在他们“慰问”没几天后，很快有人告诉我说腾玉环就要被放出来了，检察院以经和看守所交待好了，让他们在大年三十的前二天放人。
    与此同时，我家里经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我还收到了一封声称，让我不得好死的恐吓信，信封和信纸全部用打字机打出来。我家的附近第一次开始了用车撞我的事。开始我一直以为，他们不过是在吓唬我，但这样的事连着发生了几次后，我发现人家不是在和我“玩”，而是和我动真格的了。
我觉得我应该公开站出来了，我得让公司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我举报的真相，否则他们杀了我，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到时候，怕只怕，他们花点钱，我死都是白死。
    我利用离岗待养人员向公司索要生活费的机会，向大家公开了自己举报的事情。并领着二百多名待养的工人第一次到市政府信访办集体上访。当时政府信访办主任接待了我们当中的几名代表。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出了九化公司当前的现状和公司职工的困境。信访办主任说“你们公司是中直企业不归我们地方管，你们应该找你们总公司去。”我说“您这样说我就不理解了，想当年我们企业好的时候，你们抗洪抢险，救济灾民，出钱出力的，那件事没想到我们，可以说九化公司没少为盘锦市做贡献，怎么今天，我们企业困难了，工人吃不上饭了，反而不归你们管了？难到盘锦不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是我们不是共产党的子民？为什么我们吃不上饭就没人管？”他说“你是谁？你太敢说了，你敢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为什么不敢，我叫屈英杰。”
   信访办将我们公司领导找到了这里。信访办主任当着他们的面对我们说“企业有困难，是目前国家的基本现状，领导也没办法，你们应该理解。不要再让你们领导为难了。”
“不是我们要领导为难，是他们不让我们吃饭，可以说我们今天这种现状是人为的，是我们公司个别领导贪污腐败造成的。”我说。信访主任历声说道“你说话要有根据”
“当然有根据，就我们公司目前工人累计三、四年没开一分钱，离岗待养人员十一个月没开生活费的情况下，公司经理史维成还将公司仅有的二百万借给了私企老板。”
  有这事吗？信访主任看着当时的公司付经理邹德君问。邹经理点了点头没有言语。
   我们从上午一直谈到下午没有任何结果。这时有好几个老百姓过来悄悄告诉我们说，找曾书记吧，曾书记是好人，我们的事就是曾书记给解决的。最后大家一致要求“我们要见曾维书记。”
那天直到天黑也没能解决任何问题。
   第二天，我举报九化领导贪污腐败的事情就差不多传遍了九化公司的每一个角落，当时很多人向我表示，“屈英杰，我们站马路吧！”“屈英杰，干脆我们去堵火车道吧，这样把事情弄大了就有人管了。”“屈英杰我们成立一个协会吧，”更多的人对我说，“到底怎么做，我们听你的。”也有一部分人说“我们不应该管贪污腐败，我们就要自己的生活费”
   我对大家说“站马路是违法行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只要我在，我是绝不会让大家去站马路和堵火车道的。”“成立协会，人家会说你是非法的。这等于给人家抓我们创造了机会，除了为人家名正言顺的将我们一网打尽提供了方便条件外，对我们没什么好处。”“生活费我们肯定得要，这是我们生存的权利，但贪污腐败我们也要反，不反九化公司就没有希望。我们的生活就无法得到保障。这关系到我们所有工人的共同利益，每个人都有义务。”
   随后我决定带人到北京中化总公司上访，我们首先得把公司职工目前生活极度困难的现状让外界知道。我带了一部分人动员离岗待养人员每人捐款十元，捐款开始的当天我就决定当晚就走，我对负责捐款的人说“我们今天就走，钱不够由我个人先垫着，这样他们想不到没有防备，你们在家接着捐款。”另外我特意交待我们几个负责在家收捐款的人说“我走之后，很可能真会有人堵马路，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千万记住了不要跟着到马路中间站着啊，一定要离远点，不要让人误以为是我们组织的，那就坏了，是要坐牢的。”我又说“这时候不管谁说要大家派代表去和他们谈，你们都不要去。因为站马路与我们没关系。”然后我自己随便找了四个人进京上访去了。
   我们一到北京，下了火车，打车就直奔总公司，结果司机却给我们拉到了“中石化”拉错了地方，为此发生了争吵，下车以后就又另打了一台车，结果还没到中化总公司，盘锦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屈英杰咱们公司的工人自发的站马路了，老多人了。”
    我们到了总公司后，马上将九化公司的情况向总公司的领导做了汇报。他们半信半疑，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九化公司这种现状。一直以为九化公司还不错。（这也难怪，因为我们的领导，这几年在公司已经严重亏损，工人开不出工资的情况下，仍然向总公司报盈利上缴利润。）我们说“我们是离岗待养的工人，我们每月二百元的生活费以一年没给一分钱了。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我们为公司奋斗了一辈子，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不好才办的离岗待养，现在我们大多数人不但自己的孩子上学拿不出钱，就连自己家人的生活也成了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办法只得到老人家里吃老人那点可怜的退休金。现在我们大多数工人也已经三、四年没开一分钱了。眼看年关将近我们的工人却吃不上饭了。刚才家里来电话说，工人们为此已经站马路了。如果再不想办法说不定就会出什么事了。”
    总公司马上电话同九化公司构通，公司传真过去，答复和我们反应的基本一致。我们要求总公司马上想办法解决我们生活问题。他们表示很为难，说是总公司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这可怎么办，我们找盘锦地方，人家说我们是中直企业，他们管不着，让我们找总公司。现在总公又说他们没钱，一想到家里的人因为生活所迫已经站到了马路上了，我们的心都直着急。
    下午我们又来到了中央记工委，把家里的情况又重复了一遍。接待我们的人听完情况后，马上向领导做了汇报，一会来了一个女领导和我们谈完后，当着我们的面给总公司领导打了个电话她说“九化公司这种现状，总公司必须想办法解决，对我们来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就是大事，你们不能看着不管，特别是九化工人目前已经站到了马路这件事，你们一定要处理好，如果一旦出了事，你们要负责任。现在九化的代表就在我这里，我让他们回去找你们，你们要好好和他们谈谈，现在马上就要过春节了，一定要想办法让九化公司的每一个老百姓过一个好年，共产党的天下，不能让一个老百姓吃不上饭。”
    听了她的话我们很感动，但我们没有回总公司，我们当时觉得，如果总公司确实没有钱，我们回去也没有用。走了一天，还没来的及吃饭，又累又饿，我们决定先找个地方吃点饭休息一下明天再说。
第二天，按着地图上标好的地方，我们又去了全国总工会和其它一些地方，我们不停的走，凡是和我们能挨上点边的部门我们都去到了。
     这天又接到了几个电话，告诉我说九化办公室主任，让站马路的人派几个代表和他们谈。我问“马路是谁让站的？”所有给我打电话的人都说“没有谁让，站马路是大家自发的。”
我说“既然是自发的，那来的代表！”
    第四天的早晨，我们悄悄的回到了家里。白天一天，我没出屋，也没和任何人联系。晚上，天黑的时候，我穿着严实的出了屋，怕别人认出我，我在路边看着，数九寒冬，天气十分的寒冷，男男女女女，老老少少一大片，站在马路中央，工人们打出了一条又一条的横幅，“把九化公司大贪污腐败分子李学武、史维成揪出来。”“反贪污反腐败还我工人血汗钱！”“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那场面是人看了都会心酸。我的眼泪也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此时，我觉得我还不能站出来，工人们虽然已经站了四天马路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我站出来了，又能说什么？！
    从京回来的第二天下午，有人对我说总公司来人了，公安局也下令明天如果九化还不撤，他们就要抓人了。从九化公司站马路的那天开始，盘锦市就为此出动了大批的警力，并声称“我们一定要抓你们的幕后。”

   除此之外，还没有直接和站马路的人发生任何冲突。但是马路是不可能永远让你堵下去，当我确定总公司确实来人了，当天晚上我公开的站了出来，我对站在马路上的所有工人喊到，“我是屈英杰，请大家过来一下，我有话和大家说”大家呼拉一下就都围了过来，“我刚从北京回来，我们以经将咱们老百姓目前的现状如实的告诉了总公司和其它一些相关单位，现在总公司以经派人到盘锦来了。大家站马路是违法的，我不支持站马路的行为，”说到这时，下面有人喊“别听她的，她怕抓，我们不怕。”
    我看了那人一眼，他离我很近，我对他说“你说的对，我是怕抓，我希望明天公安局抓人的时候，有本事，你就站在路中间别动。”这时有人说“大家别吵，听屈英杰说”我说“我们这样做，给盘锦市民带来了很多不便，也给市公安局找了不少麻烦，大家想想，马路可能让你永远站下去吗？让你们站了这么多天，那是人家公安局同情咱们，现在，总公司来人了，人家公安局也明确告诉咱们，如果明天再站就要抓人了，难到你还要等到人家抓你，你再撤吗？我们站马路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吗？现在总公司以经来人解决问题来了，我们再站下去还有必要吗？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在就撤，好不好？”几乎所有的人一起大喊“好。”“屈英杰说的对！”
   不一会，马路上的人就全部撤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