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前夕,除大部分被分配当中学老师,有极个别被分配到少儿出版社,上海青年报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班主任王淼龙老师推荐了我。我却辜负了他太多的关怀，提携和鞭策，总觉得编辑这工作劳心不说，头上总是悬着一柄不知何时会突然降落的利剑，笔下自然踟蹰。一有运动容易“文字狱”；或者变成机械又胆小的操作工。而此“一念之差”，让我选择了做老师。

如今回想，我们一路走来，有多少出于自愿的放弃与遗失，有多少朝思暮想的心愿与期待落空，然而对于人生来说，它们又是那样轻巧。

不久朝夕相处的同学，各自踏上社会之旅，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

当我满怀喜悦地前往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室报到时，才知道因为上海市中学语文教材组要蹲点一所普通中学，这所普通中学把我这个教育学院教研室新兵的档案调走了。

命运有时真奇妙，“鬼使神差”地让你来到一所看似很普通，很普通却“藏龙卧虎”的地方。

整个校园颇像一个有钱人的私家花园，墙廊匾额上刻有“1915乙卯年建”字样。学问高的老教师占了半壁江山，最年轻的就数我们这些26，27岁的华师大师资培训班出身的。

上海市中学语文教材组由曹琪老师负责，当时她兼任静安区教育学院院长。曹琪老师与我母亲年龄相仿，在我记忆中曹老师温文尔雅，谦恭蕴藉，我原以为“文化大革命”已把有这种情操风范的人磨灭了。

市教材组最光彩照人的要数徐振维老师了，她体态丰盈，戴着眼镜，一袭剪裁得体的套装。她为人本色又率真，对我这位刚走上教师岗位的新兵热情真诚地指导,毫无架子。我跟随她的足迹多次到上海郊县的偏僻学校听课，她没有丝毫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味道,而是虚怀若谷,一再对我说,这次听课学到了不少东西；徐老师在每次评课的发言中，往往语话通俗，不借助晦涩的术语，直达本质，给人以实实在在的启发。她还鼓励我要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多上公开课。在我看来,能在她身边工作，耳濡目染，得到言传身教，无疑是幸运而愉快的。

老师们眼里:她永远是一部开足马力的发动机，充满着激情和斗志。最让我感动的是她这位语文教育专家在百忙中，还曾关心过我这小巴勒子（上海话，意思小人物）的婚姻问题和职称问题。

但这位影响中国20世纪的语文教育家，H版教材的主编徐振维老师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而倒下了，那是后来1994年的事了。回想1974年―1976年那三年，她和市教材组在我校蹲点编写教材的时期，她对我的悉心指导，培养，受她恩情，难以回报，我不禁热泪盈眶

徐老师当年的神情动态，音容笑貌，都宛在眼前。再也听不到她的妙语连珠；再也看不到她的温暖目光。往事随难以抑止的泪水流淌。。。。。

斯人远去，人们急切追索，而今这样的学者，教育家又该到哪里寻觅？但她散落在我们心里的一桩桩温暖人心的小事，或许能斤今天的老师们一股逆水行舟的力量！

 

还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当工宣队的母亲，总是在我上班前要叮嘱一番：同事之间不如同学之间的简单关系，好好工作，听从领导的，别太多地抱怨。其实我一直像《红楼梦》里的晴雯，率真，直爽，毫无城府，是可以绝无顾虑相交相处的人。

我们的中学座落在上海市的中心，周围是密密匝匝的民居，商铺，菜场。在白天的闲静里，听得见上下课的铃声，早晨升旗的国歌，广播体操的音乐，尤其是下午二时左右眼保健操的音乐悠扬飘来。

当时有造纸厂的工宣队进驻我校，穿着流水线上磨损了的工作服，戴着红袖章。他们看上去彼此很相像，在教室外走廊上来回巡视。他们一般找老教师的岔多些，对我们这些知青教师很是宽容的。

我一开始教两个班的语文，兼3班的的副班主任。女孩们大方又可爱，男孩们顽皮又聪明。大部分孩子属猪，因此很幸运赶上文革十年后，1977年冬恢复高考的最佳宝贵时机。

班上有一个很阳光的男孩，号召力强，有魄力，一直担任全校红卫兵团团长。大学毕业后工作没几年，不愿受束缚，就下海自己创业。像一条龙一样，在我眼里他是个比尔盖茨式的人物，如果去国外发展会更成功。

另一个虎头虎脑，面庞黝黑，眼睛晶亮，嘴角常有笑意的男孩，印在我脑海的他：是个极聪慧又能审时度势的乖巧孩子。大学毕业后，从基层做起，踏踏实实，一路官运亨通。

班上的女孩有贤妻良母型的，秀外慧中型的,，能干女强人型的。。。。

虽然如今他们已五十又几了，但每次师生聚会相见，还是我心中永远的孩子们！无论他们长成了参天大树，还是一株株平淡的小草，在我的眼里，那都是一帧自然，美好的风景。可能在他们心中，我还是那个从早上七点到傍晚五点都盯着他们，大事要讲小事要管，刀子嘴豆腐心的形象吧。

站在讲台上，就会让你想起华师大培训班毕业时，大学校长的临别赠言：“你们承担着教育下一代的责任，要善于思考，勤于做事，乐于奉献！”因而我常扪心自问：我接好“老师”这一棒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