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的春节，绝大部分知青都回沪探亲了，友兰因血压高，一声不吭地把她在安徽马鞍山工作的大学生男朋友找来，接她回上海。友兰眼光真不错，男朋友又斯文又稳重。任凭友兰这上海女孩的“作”“嗲”。

      我们少数几个女知青留在崇明红色平房里过年。虽然食堂仍有供应，但只是和平日里一样：每人一客红烧小肉（1角5分）一客烂糊肉丝（6分）一客青菜（2分）。大家决定合起来吃，每人拿出2元（当时每月工资18元）由我和隔壁房间的及儿去协兴镇采购。

      协兴镇是我们从农场乘车到南门港的必经之地。乘车到镇，有一条街，几排青瓦泥屋，屋檐压得低低，墙壁掉了泥坯。街上有肉店，杂货铺，点心店。都是泥的墙，青瓦的顶，还有黑乎乎的门洞。街中有个小饭店，印象特别深，我们曾夏天在小饭店门口买过甜芦粟吃。因为已临近新年，给这条街增添了喜气。我们买了些新鲜牛肉，猪肉，几瓶崇明老白酒，糯糯的崇明糕和炮仗(爆竹)。

      迎面遇到我们生产队的两个向明中学66届高中的男知青，他们骑着从老职工那里借来的自行车，双方打了招呼，我和及儿径直向车站方向走去。

及儿突然说：“如果他们中有人邀请你去南门港玩，你去吗？”“不可能的事！”我感到莫名其妙。

从协兴镇回农场的公交车要30分钟一班，我们正等着，那两个男生骑车已从镇里兜出来，笑嘻嘻地喊：“两位小姐，阿拉（我们）荡侬（你们）到南门港去撮一顿，快上来！”

我真佩服及儿这方面的敏感和先知先觉，相比之下我的木讷显露无遗。

除夕晚上，我们的红色平房里格外热闹，几只煤油炉轮番地烧，香气溢满整个房间。我们还用洗脸盆酿了糯米甜酒酿，崇明老白酒倒在搪瓷杯子里，这酒好香啊！我愣是一口气把这一大杯子酒全喝光。我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曾对及儿说过我不会在农场谈朋友，否则就变成当地的农妇在这儿生儿育女了。当时没有人来应和，我就自己一个人站了起来……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晕过.….

那之后的10多小时我完全没有记忆。据说当时我还跑到门外雪地去呕吐，又回来瘫坐在椅子上，她们几个好不容易一起把我抬到床铺上，连她们后来到外面放震耳欲聋的炮仗也不知晓。

崇明的秋天金黄一片,处处稻谷飘香，一九七一年十月，知青中已在传“小道消息”：同年9月13日，林彪三叉戟飞机出逃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但谁都不相信。11月我们揣着红宝书戴着毛主席像章，集中在场部，收听了中央文件的正式传达。会场静得出奇，我们都惊恐地不敢透口气。对林彪叛逃摔死之事是真的――非常震惊！

从那天起，长期以来在我心中的信念开始摇摇欲坠了，我仿佛从虚幻的天空中坠落，回到了人间；从那时起，我开始走向对世界与人生的逼视与思考，我学会不再轻信和盲从。

稻子已跟着割稻人回到打谷场，只剩下稻茬地，默默地躺在阳光下等待拖拉机来翻地。田埂上的黄昏诗意无穷，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大地就像一锅蒸出香味的米饭。我贪婪地呼吸着，享受着。走进这画中的还有那些终日劳作在大田的农场老职工，老农民，他们身强体壮，性格豪爽。看到他们在刮风曝晒下干重活，会让你联想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威虎厅里的八大金刚。但是他们质朴善良，吃得起苦，即使有时难免会训斥你几句，内心倒是在呵护你。

班组里的绰号千奇百样，层出无穷。有一次我们几个女知青相约坐拖拉机到场部看电影《列宁在1918》，同搭拖拉机的几个向明中学的男知青就“恶作剧”地送我“11号”的雅号。莫非是喻为金陵十二钗中的第十一位(与青灯古殿相伴的妙玉)。

后来才知道，这些大男孩长久地吃住睡在一起，闲话说尽几无新意，又处在君子好逑时期，常常挂在嘴边的无非是女孩子和饮食文化。于是编排女孩子成了他们的乐趣…..

向明中学这些男生的宿舍是我们生产队里条件最差的，是货真价实用茅草盖的屋顶。离我们生产队的小卖部很近。晚上女孩们想起吃零食，结伴而去小卖部，月色中的田野特别空旷，远处房屋是一溜矮矮的模糊的黑，路是白色的，泛一层蓝，弯弯扭扭曲向远方。走近小卖部，向明男生茅草房里传出精妙的吉他声，如风，如水，如树叶，如…..至今我仍不清楚：谁是那位带斤大家美的吉他手。音乐是否成了他一种精神寄托呢！

简朴的农场生活，与土地为伴，靠我们大家造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