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才知道谭梅老师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57年错划成右派,原本在大学教书,后来下放到中学,她来教我们这批学生,我们的福气真好,据同一办公室的老师说起，她烟瘾很重，但每枝烟，只抽半枝便弃烟缸；生活品味上很洋派的。人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文革以后她又回到大学去发挥余热。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听前年见到谭老师的同学说, 谭老师精神矍铄,但最终还是去美国度她的余生。

吴乃为老师是我高一的班主任,是北京体育学院的高材生,据说是因为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缘故,没有能和她的男朋友一样,分配到国家体委工作。因此她与男友如同”牛郎织女”要”七夕”的才能相会。吴乃为老师平日里爱穿一套运动服,清澈的大眼,光泽的肌肤,有颗美人痣的迷人的脸,充满了青春朝气。

秋收时节,学校组织下乡学农,她带领我班去上海郊区松江,帮人民公社生产队割稻,拾稻穗。那时大家第一次到农村,很不习惯,没有床,用床单铺在稻草上当作床睡觉。没有木制的马桶用,要到外面挖好的沟壑,上方用茅草遮遮的简陋”茅房”用。

吴老师只比我们大七岁,却时时处处照顾着我们。有一次我例假来了,到寝室换好裤子,想瞒着吴老师去田里割稻。被吴老师发现后,说服我留在寝室做后勤整理工作。

1964年建国十五周年,上海国庆大游行的团体操从组织,集训,采排,指挥，花去吴老师的大量心血和精力。吴老师从起初负责我校到负责我区,最后负责全市,凸现了她的盈盈大爱的智慧和举重若轻的才干。

1964年的国庆团体操,我们在八月高温天就去人民广场排练了。（因为九月一开学排练的机会少了,不能影响学业。）当我们排练得满头大汗时,吴乃为老师还自掏腰包,买冷饮给我们降温。她是这样一位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有德有才的共产党员。

1965年上级看中她,借调她去北京负责全运会的团体操工作,她终于能和她爱的人相聚……

以后断断续续听到她的消息:说出国了；说留在北京了；说在上海的繁华马路上见过。

师恩浩荡,我喜欢师生间那种平易而自然的关系,我喜欢由这些亲切的手牵引着走上人生之路。从她们身上我看到了严谨治学,诚恳做人的风范。衷心祝愿她们晚年活得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