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连续失去了许多，爱我的父亲，喜欢我的两个小伙伴。

我读五年级时,同一弄堂的两个小伙伴相继搬家离开了我。先是我同桌的父亲从苏联学习回国,由汪道涵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出面,安排住房在复兴中路,陕西南路的机关大楼内。接着平日里一起说悄悄话的女同伴友兰,也因她阿姨移居香港,搬到安福路,乌鲁木齐路的大房子里。

相识来自缘份,友谊来自诚意,无论距离是近还是远,牵挂让彼此心心相连。

我同桌有时会和他母亲,他姐妹来我们弄堂看望住在我家对门的他外婆,舅舅,小姨。我们两家孩子就在一起打扑克,下棋,听唱片,还把两张八仙桌一搭,举行乒乓比赛。我同桌在我和弟弟们面前炫耀他学会的魔术，我在他和他姐妹们面前炫耀我新学的舞剑表演。当然私下我俩还谈些他新学校的趣事和我班的同学,老师的近况,他邀我去他家新搬的机关大楼玩。

搬家的女同伴友兰来过几次信，我也回了几次信,并允诺她，组织班上女生去她新家参观。原来在新馀?她们一家八口人居住25平米沿马路一间房,现在托她阿姨的福,新家有了四间卧室,独用厨房,卫生。她母亲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感召下参加了居委工作。

我母亲婚前在汇丰银行谋事,自一解放汇丰银行关闭后,一直在家带孩子。1959年全国妇联动员广大妇女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母亲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在上海国营第四棉纺厂担任厂校教师。

这一年，我的最小的弟弟五岁了,长得很讨人喜欢,不管我每天教他几百遍,但还是不肯不会说话。不幸的是,他被诊断为“先天智障,”医生的诊断如五雷轰顶,仿佛宣判了死刑。父亲的脾气开始变得很坏,有时会暴风骤雨,这大概是他极度痛苦的表现。母亲无法责备父亲，又心疼怜惜我最小的弟弟，内心忍受着煎熬。渐渐地,全家人学会要用菩萨般非常善良,非常浩荡的爱心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毕竟我们有血浓于水的感情啊!

到了这年秋天,上海纺织局的领导上门动员父亲支援内地建设,记得那天来了许多人,把父母的二楼房间挤得满满当当。父母也提出一些困难,孩子小,又有重残儿。领导们说是光荣任务，内地急需人才。终于父亲戴着大红花乘上列车,奔赴江西省支援内地建设的无情急流中……

抱憾终身的是我12岁至32岁其间,没有去江西看望过,历尽艰辛二十载的父亲的生活不容易的情形。每年都是父亲用探亲假回家看我们。机会和光阴都是永远无法再找回来的，写着,写着遗憾就会从笔端流淌出来。